李白詩詞中的仙俠精神

李白詩詞中的仙俠精神

　　歷史的步伐進入唐代，尤其是出現了一代“詩俠”李白，俠文化、俠文學的發展達到了高度繁榮。以下是小編分享的李白詩詞中的仙俠精神，歡迎大家閱讀!

　　盛唐邊塞詩反映將士以身許國的愛國熱情，邊塞詩所表現的是以身許國、熱衷於事功的精神，這些同李白的遊俠詩是一脈相承的;而山水田園詩，則契合了李白遊仙詩中所表達的超凡脫俗出世隱遁的情懷。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號青蓮居士，有“詩仙”之稱，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和杜甫並稱“大李杜”。其詩風格豪放飄逸灑脫，想象豐富，語言流轉自然，韻律和諧多變。他善於從民歌、神話中汲取營養素材，構成其特有的瑰麗絢爛的色彩，其詩歌是屈原以來積極浪漫主義詩歌的新高峰。李白既是“詩仙”，又是“遊俠”，仙的精神和俠的精神在他詩中均有體現，這同他的個人經歷以及盛唐氣象是分不開的。

　　李白少年時代的學習範圍很廣泛，除儒家經典、古代文史名著外，還瀏覽其他諸子百家之書，並“好劍術”(《與韓荊州書》)。他很早就相信當時流行的道教，喜歡隱居山林，求仙學道;同時又有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自稱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靖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在江陵，見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馬承禎，司馬承禎對李白，稱讚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此後李白南到洞庭湘江，東至吳、越，寓居在(今湖北省安陸市)。他到處遊歷，希望結交朋友，干謁社會名流，從而得到引薦，一舉登上高位，去實現政治理想和抱負。可是，十年漫遊，卻一事無成。他又繼續北上太原、長安，東到齊、魯各地，並寓居山東任城(今山東濟寧)。這時他已結交了不少名流，創作了大量優秀詩篇，詩名滿天下。天寶初年，由道士吳筠推薦，唐玄宗召他進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權貴的讒言，於天寶三、四年間(公元744或745年)，被排擠出京。此後，他在江、淮一帶盤桓，思想極度煩悶，後來又遭遇一系列打擊，最終病逝宣城。

　　李白素有“安社稷”、“濟蒼生”的理想，這種理想在國土開拓、民族融合、邊戰頻繁的現實刺激下，在開放型文化的薰染下，勃發為一種建功立業的奮發情懷。這種渴望建立蓋世功業的思想一直貫穿於李白的一生，也深深地浸透於他詩歌的劍意象之中。

　　唐代的長安自漢以來有著濃厚的俠文化傳統，尤其是關隴一帶人民“融合胡漢為一體，文武不殊途”的生活習慣更是俠風盛行的沃土。對於胸懷壯志的文人來說，任俠成為他們功業意識的一種寄託，他們“渴望透過古代遊俠那種偶逢知音便平步青雲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佩戴一把光彩照人的寶劍則是顯示遊俠身份的必須。李白生活於這樣的文化氛圍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況且遊俠精神“流動著青年人的活潑潑的情感和新鮮的血液”，充滿著“樂觀奔放的時代旋律和火一般的生活慾望、人生宣洩”。這更與他酷愛自由、張揚個性的天性不謀而合。

　　血管裡湧動著的遊俠精神使李白對劍特別鍾愛。詩人一生佩劍，年輕時“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白馬篇》)，年老時“邊塵染衣劍，白日凋華髮”(《禪房懷友人岑倫》)，求謁時“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醉酒時“醉來脫寶劍，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高興時“擊築飲美酒，劍歌易水湄”(《少年行二首·其一》)，失意時“倚劍增浩嘆，捫襟還自憐”(《郢門秋懷》)。他的許多朋友也佩戴著光彩照人的寶劍。《夜別張五》：“龍泉解錦帶，為爾傾千觴。”《君馬黃》：“長劍既照曜，高冠何赩赫。”《贈崔侍郎》：“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在異常廣闊的空間之下，詩人倚劍而立，俯視蒼茫大地，不禁情緒激昂、感慨萬千!《發白馬》：“倚劍登燕然，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登邯鄲洪波臺，置酒觀發兵》：“觀兵洪波臺，倚劍望玉關。請纓不繫越，且向燕然山”“遙知百戰勝，定掃鬼方還。”

　　但是，當李白被賜金放還，他平交王侯，一匡天下的理想遭到了破滅。於是李白寄意于山水，想到了求仙解脫，這也是與他飄逸灑脫的詩仙性格是相契合的。如他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懼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這首詩裡，我們見到了一位遺世獨行、憤世嫉俗的中國詩仙的人格形象，它有道教的灑脫和狂放，絲毫沒有佛教空幻寂滅的悲觀和基督教遁世苦修、逆來順受的消極，“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正表現的是珍惜個體生命，渴望現實享受的仙人精神。

　　俠的精神與仙的精神既相互聯絡，又有所區別。李白的身上的遊俠精神，是他在人生中以叛逆精神動搖封建倫理道德，以傲岸不羈，糞土權貴，不倦地追求個性解放的基礎。他鄙視豪門，鄙薄富貴：“作人不依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扶風豪士歌》)李白有“濟蒼生，安社稷”的宏圖大志和強烈的進取功名的精神，但他始終保持一種“不屈己”的性格，不肯折腰於權勢，以“布衣”“野人”自居。他敢於踐踏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飲中八仙歌》)向封建統治階級爭取獨立和受尊重的人格，改變某些知識分子在高官貴族面前鞠躬卑膝的地位。他希望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自由平等的關係，重義氣，貴相知，輕富貴，重然諾，“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俠客行》)而李白對仙人的遐想，更是表達了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的氣度和風骨。

　　但是俠與仙的區別同樣明顯。俠的主旨是建功立業，報效國家。遊俠雖不依附於達官貴人，卻離不開達官貴人的慧眼識珠，《史記·遊俠列傳》中有名的遊俠莫不如是。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李白會寫出“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與韓荊州書》)這樣近乎諂媚的文字。但是對權貴摧眉折腰畢竟不是李白的本性，他一直自視甚高，一介平民卻藐視權貴，肆無忌憚地嘲笑當政者，批判當時腐敗的政治現象，以大膽反抗的姿態，推進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義精神。李白政治理想破滅後，他流連於山水，寄意於神仙，嚮往的是出世隱逸的生活。這是俠與仙的最大區別。可以說，俠的精神與仙的精神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詩仙李白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