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文化心理對其散文創作的影響

梁實秋文化心理對其散文創作的影響

　　導語：梁實秋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師，以其豐富的學識、深邃的思想、典雅的語言，寫出了諸多獨具風格的經典之作。在文化心理上，梁實秋堅持古典主義的文學立場，以曠達幽默的態度對待日常事物、世相人情、人生境遇，從而對其進行審美把握，在這種與日常生活事物的和諧相處中建構起一種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境界。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梁實秋是一個被長期忽視的散文大家。人們在提及現代白話散文時，往往把更多的目光投射於周作人、魯迅、朱自清等，而對梁實秋及其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包括續集、三集、四集)知之甚少，語焉不詳。事實上，梁實秋的散文在海外長期風行，在專家讀者中廣受讚譽。如梁實秋代表作《雅舍小品》至今中文版已經再版超過五十多次，創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話。對於《雅舍小品》的巨大意義，朱光潛曾在給梁實秋的信中說：“大作《雅舍小品》對於文學的貢獻在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之上。”[1]梁實秋的散文作品還有《雅舍雜文》《雅舍散文》《秋室雜憶》《雅舍談吃》《秋室雜文》《槐園夢憶》等，可稱中國現代散文的獨具風格之作。

　　要全面客觀地展示梁實秋散文的藝術魅力，就不能不提到他的文學思想和文化心理。梁實秋赴美留學後，師從新人文主義祖師白壁德，並深受其影響，推崇古典主義，同時，“儒家的至聖先師孔丘的主張‘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為梁實秋所佩服，故而他的一生都別具一種士大夫的風範”[2]。在《文學的紀律》中，梁實秋強調“文學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種種的現象來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文學發於人性，基於人性，亦止於人性。”[3]因此他認為文學應該表現普遍永久的人性，只有深入發掘屬於人性內蘊的真實，文學作品才能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同時，他強烈反對情感至上的浪漫主義，在文學批評中，不遺餘力地強調理性的作用，強調要給情感、想象和慾望都套上理性的籠頭。“情感與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導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態的普遍的;在這種狀態下表現出來的人性亦是標準的;在這標準之下所創作出來的文學是有永久價值的文學。”[4]因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文學表達成了梁實秋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梁實秋的這種文學觀念，無疑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創作實踐。

　　縱觀梁實秋的散文創作，在文中他常以曠達幽默的態度對待日常事物、世相人情、人生境遇，從而對它們進行審美把握，在這種與日常生活事物的和諧相處中建構起一種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境界，從中展示梁實秋樂觀曠達、優雅風趣的人生情懷。這與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和情感體驗有關。

　　梁實秋自幼接受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後來就讀於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接受新式西方教育，又到美國留學，可以說他身上既有中國傳統士子的精神情懷，又受到西方思維話語的浸染，因而具有某種開放的文學眼光和情感認知方式。從步入中國現代文壇開始，梁實秋就自覺承擔了為中國現代文壇把脈問津的歷史使命，他是“懷抱著救中國文學之弊的理想和建構中國現代批評新體系的願望開始他的文學批評生涯的，這也便使他得以超越大多數文學者濟世的啟蒙和救亡立場，高蹈於焦灼激切的時代大氛圍之上”[5]。但是梁實秋的古典主義在中國始終沒有找到立足之地。他先因對五四新文學的刻薄批評使自己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又因與文壇泰斗魯迅數次針鋒相對地論爭，而落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罵名。三十年代因反對“文學的階級性”遭到左翼理論家的圍攻。在1938年又因一篇《編者的話》成為“與抗戰無關論”的歷史罪人。經過種種歷史風波和無情的打擊後，梁實秋在重慶北碚寫作《雅舍小品》時思想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慷慨激昂的文壇鬥士變為一名寵辱不驚、曠達恬適的中年學者，早年衝動進取的精神已經被平和沉穩所取代。

　　梁實秋曾說：“一個地道的中國人，大概就是儒道釋三者合流的產物。”無疑，他追求中和之度，正是立足三教之上的重構，也正是他自己清淡雅潔，隨心所欲，以內心的豐贍適意為人生情趣的寫照。寫作《雅舍小品》時，梁實秋似乎更鐘情於“道家”，他在行文中總是心平氣和，隨遇而安。“他以輕鬆自得的筆調玩味生活中的各種情趣，並把純粹的生活體驗化為人生的審美，即便是痛苦的經驗也常常進入審美的視野。”[6]這種散淡平和的人生態度正是他《雅舍小品》的精神核心和獨特風範。如《雅舍小品》的開篇之作《雅舍》，最能集中全面地體現梁實秋人到中年的`雍容心態和樂觀曠達的人生情懷。雅舍是梁實秋在重慶北碚時與友人合資購買的一幢房子的名稱。雅舍“篦牆不固，門窗不嚴，故我與鄰人彼此均可互通聲息。鄰人轟飲作樂，咿唔詩章，喁喁細語，以及鼾聲，噴嚏聲，吮湯聲，撕紙聲，脫皮鞋聲，均隨時由門窗戶壁的隙處盪漾而來，破我岑寂”，而且“鼠子自由行動”，“聚蚊成雷”。是時，國運艱難，戰火連綿，梁實秋心繫國家之安危而身處此陋室，卻還覺得“‘雅舍’還自有它的個性，有個性就可愛。”於是“不論住哪裡，只要住得稍久，對那房子便發生感情，非不得已，我還捨不得搬。”[7]好感油然而生，在平凡簡陋的環境中尋求樂趣，感悟一種曠達、安謐與親切。梁實秋便是在這荒山闢野、安閒恬適的氛圍之中，以一種普通人難以擁有的超然態度來體驗人生和咀嚼、享受人生的種種滋味，將外部環境給人造成的無奈與痛苦變成虛幻縹緲、自得其樂的人生享受。在淡然一笑中忘懷得失，感受人生情趣，求的是精神上的豐腴與完滿。這是因為梁實秋身處於新舊交替的時期，經歷了世紀風雲的變幻，受到了中西兩種文化濡染，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並在精神風貌上得到了改觀。梁實秋對“雅舍”的眷戀之情，只因“住得稍久”而產生感情，完全超越了現實功利性，因此，梁實秋便在類似“雅舍”的世俗物質上培養了一種超越世俗的樂觀心態。

　　梁實秋這種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還表現在他對現實人生的熱愛，追求一種充分享受人生的藝術生活。於是理髮、散步、請客、旅行、過年、飲酒、下棋、吸菸、喝茶以及中年、老年、退休都成了他津津樂道的話題。在他看來，這些平淡無奇的小事中體現著某種可以玩味的“人性”因素。梁實秋便是憑著深厚的文化修養及對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宛如外科醫生一樣一絲不苟地解剖著日常生活中各種習俗和事件，並用優雅風趣的文學表達使之顯露無遺，一切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在梁實秋的顯微鏡下都表現得格外荒誕和誇張。如在《謙讓》一文中，梁實秋仔細剖析了人們在各種場合的禮讓心理，得出結論：“可以無需讓的時候，則無妨謙讓一翻，於人無利，於己無損;在該讓的時候，則不謙讓，以免損己;在應該不讓的時候，則必定謙讓，於己有利，於人無損。”淋漓盡致地刻畫了人們在某些場合之下虛偽的心理和偽裝的面目。在《旁若無人》中則惟妙惟肖地描摹了在某些公共場合中人的不雅行為，例如欠伸本是常事，但某些人在大庭廣眾之下“張開血盆巨口，做吃人狀，把口裡的獠牙顯露出來”，並且“伸胳膊伸腿，如演太極”，更有甚者打呵欠時還帶著音樂“其聲嗚嗚然，如吹號角，如鳴警報，如猿啼……”以滑稽幽默暗示著人應該遵守公共道德和規範。這些身邊瑣事，經由梁實秋藝術的體驗和描述，便昇華到了超越現實功利的境界，體現出獨特的韻味和光彩。 　　對於一般的世風，梁實秋的筆調與針對官場的筆調有所不同，他總是以冷靜的態度，去描寫一種永恆不變的人性。因此在描摹世相人情的時候，語言顯得比較溫和委婉，表現出一種紳士之風。如《旁若無人》中細緻地描寫中國人在公共場合的某些不良行徑時，梁實秋並沒有板起臉孔，語重心長地訓誡開導，而是以輕鬆詼諧的語調娓娓道來。在文章的末尾引用了叔本華的一段寓言提醒人們：“這世界上除了自己還有別人，人形的豪豬既不止我一個，最好是把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斂一下，不必像孔雀開屏似的把自己的刺毛都儘量伸張。”[8]在不動聲色的背後隱含了自己強烈的感情，真正達到了魯迅所稱許的“無一貶詞，而情偽畢現”。這類作品對人的諷刺雖然輕微，但卻可明顯看出梁實秋崇尚文明，反對愚昧落後的價值取向。

　　梁實秋散文的獨特藝術魅力，正反映了這位現代文學巨人獨特的文化修養和文化哲思。梁實秋雖然經歷了時代風雲的變幻和是是非非的衝擊，接受了中西兩種文化的薰陶，但在散文中他表現的始終是一種散淡平和的心態。對外界事物隨遇而安，對生老病死取豁達之態，不消極避世，不貪圖功名利祿，只追求內心的寧靜和審美的享受，以一種超然自適的平和心態衡量著人性的真善美與生活中的苦樂。在對生老病死的感慨、世相人情的描摹中，梁實秋總是以一種雍容典雅、亦莊亦諧的筆調來深深地吸引住讀者，讓人在閱讀時感覺就像在一盞油燈下與一位飽經磨礪的智者促膝談心，閒話家常，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從他優雅風趣、溫柔敦厚的語言風格中感受到他曠達樂觀的情懷，從而達到心靈的淨化。

　　在散文創作中，梁實秋以豐富的學識，深邃的思想，站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嶄新高度，旁徵博引，融會貫通，創造了有別於文人散文和學者散文的嶄新的散文正規化，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