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與王羲之《蘭亭集序》賞析

　　抒情成分較多的“序”，多半是為詩歌唱和的集子而作。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等。這種“序”的抒情，也都離不開議論和敘事。例如《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顯然，這篇短文是桃花叢中歡宴的記實。飲酒賦詩，自古為文人一大樂事，加之春風和煦，百芳爭豔，怎不引發詩性大作。故秉燭於桃花叢中，歡宴之餘為從弟與其詩集

　　作“序”。這篇“序”，抒情、敘事、議論融為一爐，而人生短暫、需及時行樂的情懷是全篇的主幹。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開頭慨嘆天地萬物，如匆匆過客，雖慨嘆，但不悲觀，在他看來，既然“浮生若夢”“為歡幾何”？那麼，只要“人生得意”，學古人“秉燭夜遊”

　　縱情歡樂，便無所遺憾。文題中一“夜”字通貫全文，

　　“及時行樂”連夜也不肯放過，今天看來不免產生人生消極之嫌，但作者似仙人之語，胸襟如此曠達，可為一嘆。“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這裡用“春”照應題目，在這“春夜”之際，“陽春”用她的“煙景”召喚我，“大塊”（天地）把他的“文章”獻給我，這是何等的快慰與陶醉。所以，此句同他的“煙花三月”一樣成為千古名句，為後人吟誦不已。作者借“煙景”，“序天倫之樂事”，“幽賞”助長“高談”，快樂無比。“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這是春宴的最高潮。一個“飛”字，淋漓盡致地寫出了兄弟們痛飲狂歡的歡樂場景。素有“斗酒詩百篇”的李白，酒後“雅”興油然而生，於是，以“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收束全文，其樂觀情懷與豁達大度的慷慨人生感染著讀者。

　　再看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這是一部遊宴詩集，作者借題發揮，表明了他的生死觀，並以此批判了當時士大夫階層中崇尚虛無的思想傾向，因此，這篇“序”，帶有明顯的抒情色彩。文章開篇透過描寫廣闊的自然風景，抒發了對人生無限感慨的情懷。如敘述盛會的宴集之地，以絢爛彩筆描繪了所會之地的自然風光、環境：“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山林，幽深靜謐；溪流，清澈明朗；激湍，飛花濺玉。作者將山水竹樹之勝，清流飛泉之聲這些景物寫得清明幽雅，而又生機盎然。寫景是為了抒情，寫勝地引出飲酒，於是，他們紛紛臨流賦詩。雖無絲竹管絃之興，然而可以暢敘幽情，各抒“懷抱”。我們彷彿看到了這些雅士間儒雅的風度和詩意的人生，這種美好的聚會自此以後成為千古美談。其中“仰”“俯”二字和“信可樂也”一語，說明這種“樂”是對蘭亭美景的陶醉，是來自於蘭亭集會的暢快。這就自然而然地寫出良辰美景之樂，預示了下文將在寫景暢敘的基礎上抒發“幽情”。

　　“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啟下，引發作者的感慨，銜接自然。接著列舉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靜”者，談玄悟道：“悟言一室之內”，

　　“躁”者，歸隱山林，“放浪形骸之外”。儘管性格不同，好惡各異，但是“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大多數人會陶醉於一時的快樂，追求暫時的滿足。這是因為王羲之所處的東晉時代是政治極為嚴酷、社會極劇動盪的年代，“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許多著名的文人都死在殘酷的權力鬥爭之中。所以天下名士，不得不把保全性命當成頭等大事。然而，人在美好的時光中總會感到“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此中現象，道出了箇中原由：不管生活方式有怎樣的不同，人總是留念於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崇尚有生之樂。隨後筆鋒一轉，由生說到死。人的壽命的長短，要聽憑造化，無論壽命的長短，其結果是殊途同歸，“終期於盡”，人總是要死亡，任何有情的生命都無法抗拒時間的無情吞噬，“死”是如此強大而無法抗拒，個體的生命在它面前是如此的渺小而脆弱。於是作者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他的觀點──“死生亦大矣”這個哲學命題。

　　接著，作者又宕開一筆，由讀古人“興感”之作時的體驗，並用“若合一契”，說明古人也有感於死生之際；然後，再聯絡當前士大夫階層中崇尚虛無的思想傾向，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力斥其非，這充分表現了王羲之抗拒人生虛幻的執著努力，然後把目光轉向未來，逼出“後之視今，亦由今視昔”兩句，以“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結束全文，大有餘音繞樑之魅力，給讀者留下無窮回味的餘地。

　　總之，李白、王羲之的兩篇序文，且都是詩序，皆出自大手筆，兩篇序文，句句順乎自然，情真意切。兩文的共同特點都長於寫景、敘事：一文“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一文則“會桃花之芳園”；王文“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李文則“群季俊秀，皆為惠連”；王文“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李文則“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兩文語言都運用了較整齊的句子，都運用了鋪陳誇張等手法；表達方式上都運用了描寫、敘述、抒情、議論。但王文的描寫更細膩，抒情也更具體，所佔比例更大，且文筆清新洗練；李文用筆恣肆獷達。思想內容上，兩文同樣寫到了文人雅士傳杯喝酒、吟詩作樂；都抒發了人生短暫的感慨。但李文的感情基調基本上以一“樂”字貫之，強調及時行樂。而王文的感情則曲折多變，先由樂而嘆，後由嘆而悲，最後從悲中漸出，積極面對現實──既然“死生之大”，我們當取高雅的人生情致，正所謂“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

　　──原載《中學語文園地》

　　２００５年第０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