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我的人生感悟》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

　　引導語：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有哪些?為人是如何的?下面就是有關季羨林《我的人生感悟》記錄性格他的事蹟《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原文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陳寅恪先生的一家是愛國之家，從祖父陳寶箴先生、父親散原老人到陳先生自己都是愛國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們的下一代，我想也是愛國的。英法聯軍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當時陳寶箴先生在城裡，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實際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國才拒絕服藥、拒絕吃飯而去世的。那麼，陳先生的愛國主義表現在什麼地方?我想就這個題目，談點我個人的看法，這裡面牽涉到《柳如是別傳》。

　　愛國主義這個詞是一個很好的詞，大家一聽愛國主義，都是不會批判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權利愛自己的國家。但它同我們市場上的貨物一樣，有真貨，有假貨，有冒牌的。我以為愛國主義應該分兩種：一種是真正的，一種是假冒偽劣的。這個區別並不難。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人，不管是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都要抗日。這個大家沒有否定。那麼日本人也高呼愛國主義，東條英機也高呼愛國，但是把中國的愛國主義與日本的愛國主義一對比，中間的區別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應該是這樣：它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別的民族。因此，我認為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聯絡的。假的愛國主義就是侵略別人、壓迫別人，然後反而高呼愛國。我這裡舉日本軍國主義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喊得雷一般響，但卻對別的國家發起了閃電戰。他愛什麼國呢?他愛他的法西斯國家，侵略別人，壓迫別人，奴役別人。所以愛國主義應該分成兩種，其道理是比較容易懂的。這真正的愛國主義呢?就是我剛才講的陳寶箴先生、陳散原老人、陳寅恪先生的。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義的。

　　後來我又想這個問題，恐怕正義的愛國主義又應當分為兩個層次：一般人，我們中國受別人侵略，我們起來反抗，愛我們的國家，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歌頌的、讚揚的。但我覺得這種愛國主義是一般的，層次不高;層次更高的是與文化聯絡起來。我想陳先生所撰的《王觀堂先生輓詞》的序，大家都看過，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麼說呢，王靜安先生與陳先生的歲數雖有差別，環境也不一樣，可是兩個人的關係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關，“心有靈犀一點通”。詩中講：“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從中可以知道，當年陳先生與王觀堂先生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寒夜中談論過去的事，兩人相對流淚，兩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為什麼?我今天想解釋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高層次的愛國主義。陳先生的這段輓詞同在清華立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上的銘文(也出自陳先生之手)內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講的問題就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文化。我們高喊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盡一致，我自己感覺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表現就是愛國主義。

　　這一點我在北京已經講過，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專門搞哲學，嚴格講也不專門搞歷史。但是喜歡胡思亂想。我想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像中國漢朝的蘇武，宋朝的岳飛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繼光、史可法等都是我們熟悉的。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漢至清有一系列愛國主義人物，深入人心。這種情況在別的國家很少見。我在歐洲待了好多年，瞭解一點，歐洲如舉一個著名的愛國者就不好舉。中國這個國家非常奇怪，立國幾千年，按道理講，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封建社會，天子、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只允許侵略別人，不允許別人侵略，應該能夠這麼講。可事實並不是這樣子。大家都知道，從先秦的周代等時期開始，中國就被當時稱為“蠻夷戎狄”的少數民族所侵擾。秦始皇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為了抵禦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築長城。當然長城並不只是秦始皇時代才修築的，在戰國時期就修了。長城的修築，有效地抵禦了匈奴的侵擾。到了漢代，開國之主劉邦也被匈奴包圍於平城;後來漢武帝時幾員著名大將，跟匈奴作戰，打了幾個勝仗。可無論如何，北方的威脅卻始終沒有解除。

　　曹操時，北方威脅仍存;到了五胡亂華時代則更不必說了。唐朝是一個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親李淵卻對突厥秘密稱臣。後來，唐太宗覺得稱臣於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設法掩蓋這個事實。整個唐代，北方的威脅一直沒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遼，後是金。兩個北宋皇帝徽宗、欽宗讓人俘虜，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後來宋廷偏安於中國東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統治民族蒙古族是我們今天的兄弟民族，在當時不能這樣看。蒙古在滅宋以前，已經建成了一個大帝國。我們不能把古代現代化。中華民族這個包括56個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明確形成的。滿族今天也是我們的兄弟民族，當時滿族的文化與我們不一樣，當然，滿族一入關就漢化，可畢竟是另一個文化體系。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愛國主義，就因為有外敵，而且一直沒斷，原來一直在北方，後來是東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厲害的是明朝末年從澳門進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後來形成了帝國主義。還有南方。東西南北都有外敵。我們講歷史唯物主義，要講事實，存在決定意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然產生愛國主義，而這種愛國主義必然是正確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封建社會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沒有侵略過別人。封建時代的中國，漢族也侵略了別的不少民族，這是不能否定的。可總起來看，是御外敵的。這是歷史決定的，不是中華民族天生就愛國，這也不符合歷史情況。歐洲則不是這種情況，歐洲長期是亂七八糟的，建國時間又短。美國的情況更特殊，它建國以來，基本上沒有外敵，所以美國講愛國主義，我不知道怎麼愛法。這是我信口談來。由此，我就想到陳先生在給王觀堂所撰的輓詞前的短序中講了這麼一個想法：中華文化是三綱六紀。據我的體會，裡面就包括了愛國主義精神。如“君為臣綱”，說君臣這一綱，陳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賢與否，無關重要。他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徵，他象徵的是文化，象徵的是國家。陳先生又講，三綱六紀是抽象理想。

　　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東西必然有所寄託，陳先生原文作“依託”。一個是依託者，一個是被依託者。作為文化的三綱六紀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現不出來，它必然要依託他物，依託什麼東西呢?陳先生講的是社會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總起來就是國家。文化必然依託國家，然後才能表現，依託者沒有所依託者不能表現，因此，文化與國家成為了同義詞。再回過頭來，王國維先生之所以自殺，當時外面議論很多，陳寅恪先生認為他不是為了具體的人，不是忠於清王室或宣統皇帝，認為他忠於清朝或宣統皇帝不過是流俗之見。王國維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就是因為他是這個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個依託——國，以王國維先生而言，這個依託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託者。清朝滅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國維先生，按陳先生之意，所依託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麼，為這個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陳先生認為王靜安先生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所依託的那個國不能存在了，具體的東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無法依存，於是執意自殺。

　　那麼，陳先生為什麼與王國維先生心心相通?陳先生為什麼寫《柳如是別傳》?這就是我要解釋的。中國外來文化，第一個是佛教，佛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傳播到中國的;後來元朝蒙古族文化進入中國，靠的是武力;清朝滿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國，背後有武力。這二者之間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不依靠武力，有的則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衝突很劇烈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錢牧齋與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心態，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態。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託的人，一批自殺了。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從他的心態看得出來。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於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的解釋，不同於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麼樂觀的。為什麼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錯。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那麼，陳先生的考據與乾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別呢?我看區別很大。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爭，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實際上，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事，也關心時事。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面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裡面有感情，乾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我們瞭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面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面，應學習他寄託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別是《柳如是別傳》，他的思想、感情寄託在裡面。表面上看起來是煩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陳先生在1929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歷史系的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於北大歷史系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我看在這裡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

　　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麼大的力量，克服那麼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別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裡面。

　　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面有很多傳說。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將來也不會。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週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確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並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45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確。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做學問、寫詩。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將”。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確不正確。

　　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著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讚揚。

　　羨林案：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中大歷史系的同志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致謝。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極小的改動。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季羨林：對陳寅恪先生的一點新認識

　　我忝列寅恪先生門下，自謂頗讀了一些先生的書，對先生的治學方法有一點了解，對先生的為人也有所瞭解，自己似乎真正能瞭解陳寅恪先生了。

　　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以前注意到，先生是考據大師，其造詣之深絕不在乾嘉諸樸學大師之下。但是有一點卻是乾嘉大師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寅恪先生絕不像乾嘉大師那樣似乎只是為考證而考證，他在考證中寓有極深刻的思想性，比如他研究歷史十分重視民族關係、文化關係、對外文化交流的關係，以及家族和地域關係等等，讀了他的著作，絕不會僅僅得到一點精確的歷史知識，而是會得到思想性和規律性極強的知識和認識，讓你有豁然開朗之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寅恪先生在這一點上是很突出的。梁任公先生思想活潑，極富創新能力，但是駁雜多變，不成體系。王靜安先生早期頗具一個哲學家、思想家的素質;但是，到了晚年，則一頭鑽入考據探討中，不復有任何思想色彩。趙元任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不在我討論範圍之內。總之，我認為在清華四大導師中，寅恪先生是最具備一個思想家素質的人。至於先生是不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則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個問題。

　　最近讀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界》2000年第5期)極有創見，論證極能說服人。我恍然大悟，寅恪先生是中國20世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我深信不疑。這種近在眼前的事，我在幾十年中竟沒有悟到，愧一己之愚魯，感慎之之啟迪。在內疚之餘，覺得自己對寅恪先生的認識，終於又近了一步，又不禁喜上眉梢了。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個詞兒是先生所撰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話，是讚美王靜安先生的。原來王靜安先生自沉後，陳先生哀痛備至，又是寫詩，又是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哀思。靜安先生自沉的原因，學者間意見頗不一致。依我個人的看法，原因並不複雜。他的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說得十分清楚。“事變”，指的是國民政府軍的北伐。王氏是一個大學者，一個大師，誰也不會有異辭。但是，心甘情願地充當末代皇帝溥儀小朝廷上的“上書房行走”，又寫詩讚美妖婆慈禧，實在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在政治上實在是非常落後，非常遲鈍的。陳寅恪先生把他的死因不說成是殉清，而是殉中國文化，說他是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說“文化神州表一身”，頗有拔高之嫌。我認為，能當得起這兩句話的只有陳先生本人。

　　我在這裡想附帶講一個小問題。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兩句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王觀堂先生流淚是很自然的。但是，寅恪先生三世愛國，結果卻是祖父被慈禧賜死，父親被慈禧斥逐，他對清代不會有什麼好感的，可是他何以也“泣數行”呢?他這眼淚是從哪裡流出來的呢?難道這就是他所說的“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嗎?

　　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講了一點我心裡想講的話。我認為，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根深蒂固的愛國心，這是由歷史環境所造成的，並不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有愛國的基因;一個是硬骨頭精神。中國歷史上出了許多錚錚鐵骨的知識分子，千載傳頌。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我過去對所謂“硬骨頭”就只能理解到這個水平。現在看來，是遠遠不夠了。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現代的科學的說法，拿來用到我所說的“硬骨頭”上恰如其分。

　　將近一年前，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的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上作了一次發言，題目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前一句是歌頌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後一句是讚美他的硬骨頭精神，頗獲得與會者的贊同。在發言中，我講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絕大部分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留學國外多年的高階知識分子在內，都是自覺自願地進行所謂“思想改造”，認真嚴肅地參加造神運動。我的兩位極可尊敬的老師，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術大師，也參加到這個龐大的造神隊伍中來。他們絕不會有任何私心雜念，完全是一片赤誠。要說一點原因都沒有，那也是不對的。他們在舊社會待過，在國外待過，在半殖民地的社會中受到外人的歧視，心中充滿了鬱懣之氣，一旦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哪能不感激涕零呢?

　　我在政治方面是後知後覺。我也著了迷似的參加造神活動，甚至失掉了最起碼的常識。人家說，一畝地能產50萬斤糧食，我也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嘛!我膜拜在自己造的神腳下，甚至幻想以自己的性命來表達忠誠。結果被神打倒在地，差一點丟掉了小命。

　　然而，在南方的陳寅恪先生卻依然愛國不輟，頭腦清醒，依舊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和我那兩位老師是真誠的，其他廣大的知識分子也是真誠的。可是這兩個“真誠”之間不有天地懸殊的差異嗎?何者為優?何者為劣?由聰明的讀者自己去判斷吧!我自己是感到羞愧的。中國歷史上，大知識分子著了迷，幹可笑的事情的先例，我現在還想不起來。

　　我主要論述的是寅恪先生的人生基本態度，也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似乎有點離了題，可是我認為，並沒有離。一個學者的基本人生態度怎麼能夠同他的學術思想截然分開呢?以陳先生的人生基本態度為切入口來求索他的學術思想，必能有新的收穫。但是，這個工作我不做了，請其他有志有識之士去完成吧。

　　摘自季羨林著《季羨林談師友(典藏本)》，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