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回憶胡適

季羨林回憶胡適

  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週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並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並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裡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後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這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呆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他也逃往臺灣。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並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它不復存在。後來又回到臺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也只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後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於《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於宴席之間。死後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並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園。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適之先生所呆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只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積八十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只談我自己。關於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並不是什麼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麼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複雜的,我只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隻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只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由於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後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緻,威儀儼然,一絲不苟。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

  二戰爆發,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被徵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臺,教的依然是我一箇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我並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並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徵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後,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里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並在,擔心與愛憐奔湧。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彙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閒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鬍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彙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侷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開啟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做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託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並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作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並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歷史上的友好關係,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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