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對中國佛教發展的影響
《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對中國佛教發展的影響
《六祖壇經》，亦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簡稱《壇經》，為禪宗六祖慧能所說，弟子法海集錄。中國佛教著作被尊稱為“經”的，僅此一部，由此可見《壇經》在中國佛教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壇經》作為記述慧能一生得法傳宗事蹟和啟導門徒言教的著述，由於內容豐富，文字通俗，特別是提出了許多新的佛教理論，因而受到僧徒們的重視與歡迎，對後來禪宗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壇經》的中心思想是“見性成佛”，也就是“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壇經?行由第一》)。在慧能看來，世人的自性本來就是清淨的，只是由於執著外界的境物，受妄念的覆蓋，才不得明朗。這就像日月本來是明亮的一樣，只是由於浮雲的遮障，才上明下暗，無法得到充分的顯露。一旦風吹雲散，森羅永珍，一時皆現。為此，《壇經》提出了“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壇經?定慧第四》)的修行法門。《壇經》又主張“頓悟”說，認為“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又說：“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慧能在《壇經》中還以自己得法的經歷來加以證明：“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壇經?般若第二》)
《壇經》還發揮唯心淨土思想，認為“東方人造罪，唸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唸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又說：“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唸佛往生難到。”《壇經》又進一步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壇經?疑問第三》)
《壇經》的這些思想，為佛教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後來禪宗的一切思想，可以說都是從《壇經》的這些思想引申擴充而來。關於這一點，幾乎是近代以來所有的佛教學者所達成的共識。
但是，《壇經》中還有一種人間佛教思想，它突出地體現在“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壇?經?般若?第二》)這四句偈語中。這四句偈語，十分清楚地闡明瞭佛法與世間的關係。它告訴人們，佛陀是在人世間出生的，也是在人世間覺悟成佛，又在人世間說法渡生，最後在人世間寂滅的。因此，佛法來源於人世間，服務於人世間，人們要想學佛、成佛，必須在人世間去追求，如果離開人世間去追求菩提、涅〖FJF〗?NB231?〖FJJ〗，要想證得佛果，那必將一事無成。
《壇經》中的這種人間佛教思想，不僅影響到後來禪宗南宗的形成和發展，影響到整個佛教的發展，而且也影響到近代佛教乃至當代佛教的發展。本文僅就《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對歷代佛教的影響作一些粗淺的論述。
一、對禪宗南宗的形成和發展所起的作用
《壇經》中的人間佛教思想，對其後禪宗南宗的形成和發展，影響是巨大的。這表現在慧能以來的一些禪師，特別強調在世俗生活中求覺悟。他們繼承了道信、弘忍所創立的坐(坐禪)作(勞作)並重的禪風，並加以發揮。認為修行者不一定一天到晚在寺院中坐禪才是修行，而是在禪學理論指導下的全部日常?生活，包?括行、住、臥，以及全部活動，包括身、口、意種種?活動都可看?作是修禪。這種把禪貫穿於日常的全部活動的禪?風，到了慧?能弟子神會時，又有了新的發展。表現在神會追隨慧能的數十年中，都是一面勞動，一面學習佛教經論。所謂“苦行供養，?密添眾瓶，?斫冰濟眾，負薪擔水，神轉巨石”，是他將修禪貫?穿於日常?生活中的寫照。同時，神會也與當時的官僚們過往甚?密，上至張?銳、官〖FJF〗?NB152?〖FJJ〗等宰相，下至無名的司馬縣吏，他都有所?交往。在南陽有?大守王弼，請其入洛陽的有兵部侍郎宋鼎。特?別是與侍御?史王維，交誼深厚。慧能圓寂後，神會曾託王維?為慧能樹碑立?傳，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慧能在禪宗中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會還曾在“安史之亂”中，幫助郭子儀設壇?度僧，向被度?者收取香油錢以充年餉，從而對唐帝室立了功，?贏得了唐肅?宗，特別是代宗的好感與信賴，由此獲得了唐王朝?對於禪宗?南宗的支援，使得後來禪宗南宗有了很大的發?展。 ?
其後，禪宗南宗的勢力日益強盛，遠遠超過佛教其他各?宗派，同?時又發展成為五家七宗。這五家七宗的禪學思想，後?來各向一?方面發展，從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但是，《壇經》中?的人間佛?教思想，卻一直為禪宗各派所繼承和發揚。例如，歷?代禪師，?無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一方面都發揚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踐行百丈禪師開創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禪?風，廣泛開?展植樹造林、造橋修路、保護文物以及救濟貧病等?慈善事業。?另一方面，又都主動靠攏宮廷、官府，為他們出謀?獻策，維護?社會的安定。歷史上有許多禪師出入宮廷，成為?“帝師”，也有許?多禪師生前獲得殊榮，死後得到帝王的賜諡。?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踐行《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的結?果。 ?
二、《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對近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界十分重視對《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的踐行和弘揚。
1929年4月於上海成立的中國佛教會，是全國性的佛教組織。從它成立那天起，就以人間佛教思想作指導，規定其宗旨是“聯合全國佛教徒，實現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眾”。到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佛教會在理事長圓瑛法師的領導下，號召全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同時成立中國佛教災區救護團，組織了有青年僧侶百餘人參加的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開展救護傷員和救濟難民的工作。這個救護隊在“?八?一?三”滬戰期間，奉令馳往前線救護傷員和難民，先後達一萬餘人。此外，中國佛教會還先後在武漢、寧波等地分別組織了僧侶救護隊。如以海鏡法師為首的由湖北四眾弟子組織的僧侶救護隊，共有120餘人，編為4個大隊、12個小分隊，在武漢一帶救護了大批傷員和難民。與此同時，中國佛教會還在上海等地，分別建立了一批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救濟難民，救護抗日戰士。1938年春，中國佛教會運動員上海各寺廟的僧侶約200餘人，組織了僧侶掩埋隊，專事掩埋上海郊區戰場上的屍體。曾先後兩次在大場、江灣、蘊藻浜、吳淞、寶山、羅店、廣福等地戰區，掩埋屍體6000餘縣。其後又奔赴滬寧線崑山、常熟、蘇州、無錫等地戰區，掩埋屍體4000餘具。
在此期間，理事長圓瑛法師為了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建立僧侶救護隊，特地偕其弟子明暘法師於1937年10月和1938年冬兩次赴南洋各地籌募經費，取得巨大成功。為此，圓瑛法師於1939年10月在圓明講堂被日本憲兵逮捕，解送南京憲兵司令部拷訊，約一月，始釋放回滬。
由此可見，圓瑛法師領導的中國佛教會，以人間佛教思想作指導，為抗日救國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人間佛教思想的薰陶下，還舉辦了不少慈善事業，包括對孤兒的教養，為貧病者治病，對貧民、難民的救濟等等。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醫院、佛教醫院、佛光療養院、慈善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上海佛教同仁會、上海佛教火葬場、上海佛教公墓等。其中僅上海佛教同仁會，歷年所辦的慈善事業就有;辦理施粥票、賑濟災區難民、對市內火災居民臨時臨濟、收容外地來滬難民、對日軍封鎖區難民進行救濟、冬季施送棉衣、設立施診所為貧病者施醫給藥等。其他各佛教寺院和團體所辦類似這樣的慈善事業，為數亦不少。
以上這些慈善事業的創辦，可以說都是推行人間佛教思想的體現。
除了上面提到的圓瑛法師外，在中國近代還有許多佛教高僧大德，以人間佛教思想作指導，發揚愛國愛教的精神，為國家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貢獻。其中主要有：
愛國詩僧敬安老和尚，曾撰有“我雖學佛未忘世”，“國仇未報老僧羞”的愛國詩句，啟發佛教四眾弟子，弘法利生，愛國愛教。
愛國高僧宗仰法師，當年曾在日本以鉅款資助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平時又常在報刊上發表詩作，宣傳愛國反帝，啟迪民心。
弘一法師出家後，把弘揚佛教和抗日救國結合起來，提出了“唸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唸佛”的口號，啟發僧徒積極投入抗日救國的鬥爭。
應慈老法師一生愛國愛教，認為佛教徒“當國家清平之時，自應隱逸清修，一旦有事，仍當作獅子奮迅以赴”。其愛國救民之心，為世稱頌。
近代高僧中明確地將《壇經》中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兩句偈語，概括為人間佛教思想的，是太虛法師。
太虛法師在他的《佛教與人生》一文中，號召人們要“將佛法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去”。他告訴人們：“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金剛經》說：‘如來說一切法都是佛法’。故從來高僧大德，幾莫不有勖勉眾生，要嚮應緣接物的日用生活上去覓佛法利益的。”(《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三編《真現實論?宗用論》，第953頁)這裡，太虛法師對《壇經》中的兩句偈語作出了通俗的解說，要求學佛者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尋求佛法、學習佛法。
太虛法師一生撰著了不少有關提倡和弘揚人間佛教思想的論文，如《佛教與人生》、《人生佛教》、《建設人間淨土論》，等等。但明確地提出“人間佛教”這個概念並對之作詳盡解釋的，則是他於1933年在漢口市商會所作的題為《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的一篇講演。他在這篇講演中，對什麼是人間佛教?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都作了清楚的闡述。他在講演的一開頭就開宗明義地說：“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因此，他主張今後的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要專門去進行死後問題的探討。應該著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至於怎樣建設人間佛教，他認為首先要“從普通一般人的思想中建設起來”。因為中國人民歷來把佛教看做是“神異的”、“閒隱的”、“朽棄的”，這樣就把佛教的真相矇蔽起來了。因此，“若要佛教真精神表現出來，須將神怪等等的煙幕揭破，然後才可見到發達人生的佛教真相。”他特別指出：“佛、菩薩不是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薩，以為是同鬼神一樣的，這是大大錯誤的!”他還進一步指出，“佛”是“覺者”的意思，“故佛非宇宙萬有的創造者，亦非宇宙萬有的主宰者，乃是宇宙萬有實事真理的覺悟者;將佛親自所覺悟的道理，如實說出來，而使人也依之去行，便是佛教。”“菩薩”也不是普通人所認為的“偶像”，而是“求覺的有情眾生，即隨佛修學，立志成佛的佛弟子”。所以，“佛是使人覺悟而趨向光明的指導者”。(《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四編《支論》，第431—435頁)在這裡，太虛法師把人間佛教思想闡釋得最清楚不過了。它啟導人們：一個人覺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為思想信仰的中心，並以此為出發點，去實行救世救人，建設人類的新道德、新秩序，從而使國家富強，人民安樂，這就是人間佛教思想的主要內容。
太虛法師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發揮人間佛教思想的義理，其根據就是《壇經》中的兩句偈語。所以他在這篇講演中總結性地說：“佛法不離世間法。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若能如此學佛，方稱為真正學佛。”(同上書，第437頁)
太虛法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在40年代曾風行一時。1934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海潮音》月刊上，特地刊出“人間佛教號”專輯，發表了有關人間佛教的論文18篇，把當時佛教界開展的人間佛教宣傳活動推向了高潮。
正是由於人間佛教思想在近代曾風行一時，因此佛教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具體表現在：
(一)新興寺廟眾多，同時出現了許多新興的佛教組織和團體，如佛教會、居士林、淨業社、佛教青年會、佛經流通處和佛學書局等。
(二)佛教文化獲得了迅速發展，表現在大藏經的印刷和佛學辭書的編纂，佛教著作的大量出版，佛學刊物的發行，佛學院的創辦，佛教出版機構的設立，講經弘法活動的流行等等。
(三)佛教資生福利事業獲得了空前繁盛，表現在一些佛教團體和寺院舉辦了種種慈善事業，如佛教醫院、難民收容所、佛教慈幼院等等。
這些現象充分表明，佛教在近代中國已經出現了一片復興的景象。當然，佛教在近代中國的復興，有其多種多樣的原因。但是，《壇經》中有關人間佛教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壇經》中人間佛教思想對當代佛教的影響
當代中國佛教界，對於《壇經》中的人間佛教思想更是大力提倡，積極弘揚。“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已成為當代廣大佛教的共識。
早在1938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就在回顧總結中國佛教二千年歷史的基礎上，根據《壇經》中的四句偈語，重新提出人間佛教的思想，並豐富其內容。在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的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趙樸初居士作了《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把提倡人間佛教思想，提高到“在當今的時代，中國佛教向何處去”的問題上來看待。他在談到中國佛教協會今後的任務時，依據《壇經》中的人間佛教思想，認為“當代社會主義的中國佛教徒，對於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一種思想，發揚三個傳統”。他說：“中國佛教已有近兩千年的悠久歷史。在當今的時代，中國佛教向何處去?什麼是需要我們發揚的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這是我們要認真思考和正確解決的兩個重大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我以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當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原。《增一阿含經》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揭示了佛陀重視人間的根本精神。《六祖壇經》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闡明瞭佛法與世間的關係。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並要利益人間的。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對於第二個問題，我以為應當發揚中國佛教的三個優良傳統。”“第一是農禪並重的傳統”，“第二是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第三是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最後還特別強調：“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佛教徒，對於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以利於我們擔當新的歷史時期的人間使命。”(《法音》1983年第6期)
十多年來，全國各地佛教界人士和廣大佛教徒，在趙樸初會長的號召下，根據人間佛教的思想，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在奉行五戒、十善和廣修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廣大佛教徒，發揚了佛教固有的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積極參加各種生產勞動和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服務工作。一些名剎大寺，先後成立了素齋部、法物流通處、上客堂等，以方便香客、遊人，增強自養能力。特別是有些位於風景區的名剎大寺，配合國家旅遊部門，搞好特色旅遊，將一座座裝點我國錦繡河山的莊嚴、美觀的寺宇，開放供海內外遊人瞻仰、遊覽，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積累了資金，爭取了外匯，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一些著名高僧和大德居士，積極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他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勤於著述，出版了大量的佛教學術著作，發表了許多佛教學術論文。他們到處講經說法，編寫了眾多的佛經解說和佛學講義。他們創辦佛學院校，編寫教材，培養佛教事業接班人。所有這些，都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起了添瓦加磚的作用。
一些著名的高僧大德，還繼承了中國佛教開展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應邀到世界各國和地區進行弘法訪問。他們幫助海外佛教界人士共同舉行重大的佛事活動，廣交了朋友，宣傳了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紹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好形勢和佛教的現狀，促進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加強了中外佛教之間和中外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維護了世界和平事業。
全國佛教界在踐行人間佛教思想時，熱心佛教資生福利事業。他們對社會福利機構、慈善事業和災區人民、希望工程等，捐贈鉅款，從而推動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有難共當，有苦共擔的良好風尚，促進了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使整個社會，變得更文明、更美好。
當代佛教界人士在踐行人間佛教思想方面是不遺餘力的，對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做出的貢獻也是巨大的。它在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方面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下面對上海佛教界在踐行人間佛教思想方面的一些情況作些簡要的介紹。
十多年來，上海佛教界在明暘、真禪兩位法師的.身體力行下，努力踐行《壇經》中提出的人間佛教思想，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把“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佛教教義，作為弘法活動的指標，在促使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上，成績顯著，貢獻巨大，引起整個佛教界乃至社會各界的注目，博得了各方面的好評。
(一)發揚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
以明暘法師和真禪法師為首的上海市佛教界，一貫重視發揚農神並重的優良傳統。他們帶領全體佛教徒，在堅持自身修持、樹立良好道風的同時，積極從事有益於社會的生產和服務性勞動。近年來，上海市佛教協會復辦了上海佛學書局，創立了上海佛教實業社，組建了上海十方實業公司和上海佛教朝山國際旅行社。各大寺廟則都辦起了素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處等。廣大僧眾在管理寺廟、接待香客和遊人以及開展各種佛事活動中，都以“淨化自己”、“利益人群”的精神，群策群力，各負其責，受到各方面的好評。廣大在家佛教徒，除了正信正行、愛國愛教外，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做好本職工作，每年都湧現出一批勞動模範人物和生產能手。所有這些，都是踐行人間佛教思想所結出的豐碩之果。
(二)發揚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
十多年來，上海佛教界在發揚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方面，成績突出，貢獻巨大。明暘法師和真禪法師在弘法活動之餘，撰著了大量的佛教著作。其中明暘法師撰著了《佛法概要》、《海外弘法參訪記》正續篇和《明暘詩選》等，共發行十幾萬冊。真禪法師撰著了《玉佛丈室集》十集、《上海玉佛寺叢書》二十七種以及《佛法?社會?人生》、《禪與人間佛教》、《真禪禪藻集》等，共發行數十萬冊。他的《禪與人間佛教》一書，收錄了《禪學思想就是人間佛教思想》一文，對人間佛教思想作了通俗而又精闢的論述。而他的《佛法?社會?人生》一書，所收錄的《佛法與人生》、《佛法與做人》、《佛法與社會道德》以及《談談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等文，均以人間佛教思想作指導，深刻地闡述了佛法與世間人生的關係，大力宣揚佛教必須而且能夠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理，可說是弘揚人間佛教思想的力作。
此外，上海市佛教協會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在上海先後召開了圓瑛、持松、應慈三位法師的“佛學思想研討會”;創辦了《上海佛教》、《上海佛學院院刊》等佛學刊物;與上海音樂學院聯合召開了二屆中國梵樂音樂會;編寫了《上海宗教志?佛教篇》;資助有關單位拍攝明暘、真禪兩位法師的《傳記資料片》和六集電視劇《佛門春秋》等。
(三)發揚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
十多年來，上海佛教界大力發揚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各大寺廟先後共接待了國際友人、臺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近600萬人次，其中有不少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與此同時，明暘法師和真禪法師等先後65次訪問了23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協助海外佛教團體、寺院前往主持大型水陸法會的;有應邀前往講經弘法、參觀訪問的;也有應邀前往參加各種國際宗教會議的。這些國際交流活動，廣交了朋友，促進了海內外佛教文化交流，擴大了中國佛教在國際上的影響，增進了各國人民的友誼，為維護祖國統一和世界和平事業作出了重大努力。
(四)熱心佛教資生福利事業
上海佛教界踐行人間佛教思想中最突出的貢獻是熱心佛教資生福利事業。十多年來，在明暘法師和真禪法師的帶動下，上海佛教界先後向各慈善團體、社會福利機構、災區人民及希望工程等，捐贈了人民幣近千萬元。其中單是1991年夏季全國發生特大洪澇災害期間，上海佛教界即捐贈人民幣100餘萬元、棉被1000條，幫助災區人民重建家園。1995年冬，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真禪法師將四眾弟子為他祝賀八十壽辰的壽禮、香金全部捐贈給慈善事業和社會福利事業。其中捐贈給上海市慈善基金會50萬元，上海市兒童福利院真禪學校50萬元，江蘇省東臺市安豐鎮中心小學50萬元，其他希望工程和福利事業50萬元。現在，上海佛教界熱心佛教資生福利事業已形成一種風氣。廣大佛教徒都把這些善舉看做是遵循佛教救世濟民、利樂有情的基本教義和踐行人間佛教思想的體現。
(五)倡導“文明敬香”活動
近年來，上海佛教界踐行人間佛教思想的又一舉措是倡導“文明敬香”活動。他們本著“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的精神，為了防止火災，保護寺廟建築，淨化上海城市，特地倡導“文明敬香”，勸導香客進廟不點蠟燭，不大把大把燒香，而是隻燃點一支或三支香，插在天井的香爐內，以保持殿堂清淨，空氣清新，香氣宜人，使人們身心安寧和心靈淨化。
多少年來，佛教寺廟總是希望香火越旺越好，而上海佛教界竟然倡導“文明敬香”，這無疑是對佛教傳統習慣的一個挑戰。但上海佛教界從大局出發，從大處著眼，下定決心，提倡“文明敬香”。這一舉措，影響巨大，它不僅震動了整個佛教界，而且也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社會各界對於上海佛教界的這一舉措，紛紛給予好評。廣大佛教信徒也由懷疑逐漸轉向理解，最後積極予以支援。中國佛教協會特地發函給上海市佛教協會予以表揚，中外報刊紛紛為之發表評論，讚揚上海佛教界做了一件既有益於社會，又有益於佛教界的大好事。現在，上海的各大寺廟，每逢香期都隨門票免費贈送給每位香客三支清香，受到廣大佛教信徒的歡迎。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壇經》中提出的人間佛教思想對中國佛教發展影響之深遠。它不僅影響到禪宗南宗的形成和發展乃至整個佛教的發展，而且影響到近代直至當代佛教的發展。目前，不僅在中國大陸，而且在臺、港、澳地區乃至全世界，凡是弘傳中國大乘佛教的國家和地區，幾乎無一不推行人間佛教思想。由於受篇幅的限制，這些情況就從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