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將范仲淹

儒將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儒將范仲淹,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儒將范仲淹

  摘要: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出將入相,外平邊患,內倡革新,為北宋的國計民生殫精竭慮。范仲淹注重儒學修養,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號召,敢於犯顏直諫,改變了晚唐五代以來卑弱計程車風,自覺的彰顯了古代士人的身份意識,成為後世士大夫的精神領袖。

  關鍵詞:孔子;正名;范仲淹;身份意識;名臣

  “著眼於社會秩序的思想家往往過於重視人在社會中的關係即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定位與調適合作,而不太重視個體存在狀態的自由與真實……沒有社會作為人生座標的參照系,個人是沒有位置的。” [1]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強調:“個人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採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 [2]修﹑齊﹑治﹑平成為儒家思想傳統中知識分子恪守的人生信條,是他們的政治生命線。孔子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尊崇的典範,他的道德修為對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的人生具有規訓和指導意義,按照孔子的啟示去踐行既可以實現人對現世的功利的需求,又能獲得更高一層的超功利的道德價值。范仲淹是儒家的忠實信徒,踐行了修齊治平之路,成為 “天地間第一流人物”。(朱熹語)

  一、孔子“正名”思想的核心價值

  在中國古代,人們對於一個人的價值的評判,是以他在社會上的道德品格或功業成就為基準的,人如果不贏得社會輿論的讚揚或政治權力的認可,很難被認為是實現了人的價值。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對自己的社會身份有清醒而充分的認識,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 之說﹕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3]

  孔子在這裡強調了“正名”的必要性,它成為古代知識分子為政的先決條件。“正名”即確立社會身份。馮友蘭先生說:“儒家者流蓋出於文士”,[4]意指儒家代表的是當時讀書人的立場和利益。孔子之前中國社會是“官師一體”,文化知識被統治階級所壟斷,還沒有專門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就是享有一種特權。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使更多人能享受到文化教育的權利,改變了知識被壟斷的局面。但是在先秦時期文化教育把許多人(包括女性)排除在外,知識分子只佔人口很小的比重。知識分子在古代稱為“士”, “士” 這個詞一開始就不是一箇中性的詞,而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它意味著以國家民族的“知識精英”自命,帶有政治實踐乃至影響政權的目的。《論語》中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也。”(《里仁》)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憲問》) “志士仁人,無求以生害人,有殺生以成仁。”(《衛靈公》)曾子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泰伯》)先秦的“士”是人生價值﹑人類命運的擔當者,及學問知識的傳播者。孔子的“正名”學說所針對的物件是那些擁有了知識又有機會參與到治理國家的活動中去的人,對於當時新興的“士”的性格的基本要求,規定了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責任義務是和權利緊密聯絡在一起,撇開權利談責任和義務純屬虛妄無稽之論,孔子“正名”思想的核心價值在於凸顯出“士”的身份意識,強調了“士權”。

  二、范仲淹身份意識的彰顯

  在古代,“士”首先是用知識來完成自我修養,擁有知識的途徑是“學”,其次一定要進入權力系統,即“仕”, “學而優則仕”,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論語》一書主要講“學”與“仕”的問題,范仲淹在“學”與“仕”方面成為士人可資步軌的準據。范仲淹將士人的學風,即士人能否繼承儒家的“師道”,認明儒經之大旨,掌握治世之大才,看作國家的治亂之源,而此源頭的澄清,又在於國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天聖五年(1027年),范仲淹寓南都應天府,當時晏殊為留守,請范仲淹掌府學。《宋史》卷三一一《晏殊傳》載:“(晏殊)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范仲淹《年譜》載:“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徙知蘇州,回到故鄉。蘇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重為修繕,名其西齋為“歲寒堂”,名堂前兩顆松樹為“君子樹”,名松旁小閣為“松風閣”,作《歲寒堂三題》詩。其二《君子樹》雲: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夭矯向庭戶,雙龍思霹靂。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萬木怨搖落,獨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有聲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為君子材,對之每前席。或當應自然,化為補天石。

  范仲淹託物寓意,以松樹寫自身的品格和志向。松樹與“清風”為伴,身姿“夭矯”挺拔;松樹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趨同“蘭菊”清純的品德;在萬木搖落凋零的歲寒時節,松樹青翠如故,獨自面對“天地”的嚴威酷寒;松樹聲濤如江河,氣勢磅礴;松樹內心如金璧,堅貞完美。透過這些勾勒,松樹之清高脫俗、純正渾厚、桀驁不馴、堅強剛武等品德躍然紙上,松樹是當之無愧的“君子材”。

  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調監泰州西溪鎮鹽倉,任職時建議修復地方海塘,且一度主持工程。堤成,百姓得以安居。時人稱頌說:“我思範公,水遠堤長!”(楊阜:《畫像贊》)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這一年,范仲淹與韓琦併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共同負責西北軍事防務。公元1041年,年過半百的范仲淹在今慶城縣城(宋代稱慶州)就任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慶州知州時,擔當起了抵禦西夏人入侵的重任。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奉調回京,旋除參知政事,仕途如日中天,主持“慶曆革新”。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的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這一改革在制度上就是要改變宋太祖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官員發難,所以,改革將要撼動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官僚層,受到阻遏,變革雖未成功,范仲淹歷任地方長官職務,報國利民志向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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