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中現實主義精神的體現

杜甫詩歌中現實主義精神的體現

　　導語：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杜甫的詩歌格外明亮、耀眼。千百年來，其以真、善、美的星光閃爍在我們的精神世界中。由於自幼接受儒家正統文化的薰染，杜甫心中常常激盪著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詩人用畢生心血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仁愛精髓熔鑄到詩歌中，融化到血液和骨髓之中。

　　杜甫一生堅持“奉儒守官”，形成了積極用世、忠慈仁愛的性格和襟懷。縱觀其詩，儒家的仁者情懷與關注民生疾苦的精神高度統一於其身。詩人常常以時代的觀察者和記錄者身份對民生疾苦賦予深厚的同情，他的詩歌中較多涉及“骨”字，隨物賦形，以“骨”述他人與社會之境況，具有博愛精神，這些富含“骨”字的詩作被稱為“骨詩”。顧名思義，所謂骨詩，指詩句中帶“骨”字的詩。骨是人和脊椎動物體內支援身體、保護內臟的堅硬組織，在這裡比喻人的品格、氣質、神韻。這些 “骨詩”將作者關愛生命和憂國憂民的情懷融為一體，集中彰顯了杜甫悲天憫人的博大胸襟、敢於擔當的責任意識、親情友情的真誠呼喚和疾惡如仇的仁愛情懷。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杜甫流落蜀中時寫的一首著名詩篇，其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寧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千載之後，依然感人。“三吏”、“三別”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中的不朽之作，集中體現了杜甫對安史之亂中人民苦難的認同和深切同情，如《新婚別》中，詩人以新嫁娘的口氣訴說了千迴百轉的心事。《杜詩祥注》說此詩“君”字凡七見，“君妻”，“君床”，聚之短也;“君行”，“君往”，別之速也;“隨君”，情之切也;“對君”，意之傷也;“與君永相望”，志之堅且貞也。頻頻呼君，幾乎一聲一淚。這樣的詩，句句都能打動讀者的心絃。

　　與熱愛人民的感情相聯絡，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是詩人經常表現的重要主題。他的筆鋒永遠指向最高統治者。在《麗人行》中，他以非常生動而含蓄的筆墨，諷刺了在唐玄宗的嬌寵下，楊氏姐妹所過的奢侈淫亂的生活;在《遣遇》、《甘林》等詩中，揭露出官吏把人民搜刮一空，造成處處賣兒鬻女繳納租庸的悽慘景象。不僅如此，詩人還對統治集團其他各種腐朽現象加以多方面抨擊：在《洗兵馬》中，他指斥李林甫等官僚的得勢囂張;在《草堂》中，他譴責成都軍閥李忠厚的作威作福和殘殺人民;在《潼關吏》、《諸將五首》等詩中，他又嘲笑唐軍將領的庸懦無能……可以說杜甫的不少詩都反映了徭役、租稅和征戰等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災難，批判可謂入木三分。

　　在儒家文化中，“骨”、“骨氣”，“氣骨”是剛健中正的表徵，詩人仁心廣被，澤及天下蒼生，以詩抒懷，用仁義培植和澆灌的愛國愛民的偉大品格在詩中得以充分彰顯。應該說，這些仁愛情懷是傳統儒家仁愛思想在杜甫詩歌中的自然推演。儒家仁的觀念中帶有濃濃的愛意，這種愛不是一己之愛，而是一種大愛、博愛、泛愛，它對後世文人產生了深遠影響。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急速轉變時代，一生飽經憂患，境遇十分坎坷，他對民間疾苦有著切身體會，因而往往能一語中的，引起讀者深層次的共鳴。

　　在唐代，給人民帶來最深苦難的是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敗引起的內亂外患，這種情形在杜甫詩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征夫》)。更為可貴的是，詩人不僅反映了戰亂給社會帶來的殘破景象，而且揭示出了更尖銳的社會矛盾。由於連年戰亂，人口銳減，壯丁尤少，於是統治階級便用殘暴手段，把結婚才一天的丈夫，還沒有成年的“中男”，甚至年老婦人都一起強徵入伍或服役，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組詩“三吏”、“三別”中，尤其在《石壕吏》這首詩中，表現得最集中、最深刻。

　　由於杜甫看到人民在戰亂中受到的災難太深、太重了，因此他熱切盼望戰亂平息，好讓人民過上太平的生活。他在詩中不斷喊出代表著當時人民願望的呼聲：“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馬》)，“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直到詩人老年，也一直沒有停歇過這樣的呼喊。當安祿山率領胡兵蹂躪著祖國的土地，在大敵當前時，詩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橫暴下被強徵入伍，情形極為悲慘，另一方面他又懷著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別》等詩中，勸人民去從軍，平息這一給國家民族帶來極大禍害的叛亂。正因為詩人對人民懷著這樣深厚的感情，因此，當他聽到有人建議遷都洛陽，取其地勢險固，他卻表示反對，認為只要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實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寧。所謂“盜賊”，其實是被逼得無路可走的人民。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表現出來的光輝思想：“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破碎的祖國一旦出現山河復整的氣象，悲歌了一生的詩人又寫出了歡樂而感人的詩，如著名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這首詩不僅從他的`每一個形象裡湧出喜悅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個音節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地飛轉著輕快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是為人民憂慮的一生，是為人民歌唱的一生。直到他病倒在湘江船上，在生命的最後，也沒有忘記過多難的祖國、多苦的百姓。他在最後一首詩中慨嘆道：“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風疾舟中伏枕抒懷》)這就是壯懷一腔憂國憂民之思的杜甫，在他的眼中，廣大民眾的苦難憂樂始終都是最值得關注和同情的物件，始終都在為社會的不公、時代的不幸而搖旗吶喊。

　　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崇高的人格集中體現了中國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品質，從而教育、激勵了後世無數詩人和愛國者――陸游、辛棄疾、文天祥、顧炎武等人。杜甫偉大的詩篇和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吸引和啟迪後世一代又一代的詩人，從中唐的白居易到晚清的黃遵憲，他們的創作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都是一脈相承的。

　　總之，杜甫的“骨”詩可謂“氣骨崢嶸，體勢雄渾”，是其仁愛精神的詮釋，這種情感恰恰是詩人在生活中的體察，激發了詩人與生俱來的對生命的珍重與責任，並在生命里程中越來越深厚地表露出來，這種“愛”與責任不是簡單思想的投射，而是重天下輕己身的利他人格的體現，是封建文人的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的顯現。這種無時無處由其胸襟發出的對國家、對人民、對朋友、對親人的關愛，正是人文關懷的良知性善的真切發現。其大量深切關注人民疾苦、仁愛之情的“骨”詩，全面詮釋了儒家“為人之仁”的人格追求與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