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河南詩
杜甫的河南詩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於杜甫的河南詩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杜甫作於河南境內的詩歌共21首，題材內容豐富而龐雜。與杜甫的長安詩、隴右詩、成都詩和夔州詩研究相比，杜甫的河南詩研究則相對薄弱。雖然學界對名篇“三吏”“三別”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缺乏對杜甫河南詩的全面考察和整體把握。本文擬從杜甫河南詩的題材內容和藝術特色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杜甫河南詩”概念的界定
本文所言“杜甫河南詩”是指杜甫作於河南境內的詩歌，不包括杜甫晚年所作的涉及河南行跡的憶舊詩及在他鄉所作的懷念故鄉詩。筆者據《杜甫詩全譯》(韓成武、張志民著)，找出杜甫作於河南的詩歌共計21首。這21首詩歌包括：《游龍門奉先寺》《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假山》《龍門》《贈李白》《重題鄭氏東亭》《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觀兵》《憶弟二首》《得舍弟訊息》《不歸》《贈衛八處士》《洗兵馬》“三吏”“三別”。雖然數量不多，但題材內容豐富，藝術精湛。馮至《杜甫傳》認為，在杜甫的一生中，759年是他最艱苦的一年，可是，他這一年的創作，尤其是“三吏”“三別”以及隴右的一部分詩，卻達到最高的成就。“三吏”“三別”正是杜甫21首河南詩的一部分。
二、杜甫河南詩的題材內容
(一)紀遊與紀行
杜甫河南詩中有五首記錄了其在河南境內的遊蹤。足跡所至，有龍門佛寺、老君廟宇、宋氏別墅、鄭氏東亭等。這些作品表達了青年時代的杜甫對佛道兩家思想的認識，反映了盛唐時期知識分子思想的活躍，對儒釋道思想的相容。《游龍門奉先寺》是杜甫735年在洛陽時所作。詩題是遊寺，實際上則把遊賞的過程一筆帶過，重點圍繞“宿”字寫景抒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兩句，含蓄而富有深意。詩人快要睡醒時突然聽到清晨的鐘聲，內心為之一驚，產生深刻的警悟，意有所得，直如禪家頓悟。王嗣奭曰：“讀此詩景趣泠然，不用禪語而得禪理，故妙。”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是杜甫749年在洛陽時所作。詩中鋪陳了廟宇之莊嚴，壁畫之精工，風景之壯麗。“穀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流露出詩人的內心鬥爭，試圖在入世的儒家信仰和神秘道教之間保持平衡，“作為一名勤勉且敏銳的學者，杜甫不可能不知道，正如《道德經》所說，清空了一切實在與虛無的‘穀神’對於整個大唐帝國的尊嚴和財富而言並無用處。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帶有迷人的曖昧意味。‘拙’字更像是詩人的夫子自道。”
(二)思弟與會友
安史之亂使得百姓流離失所、妻離子散，親人間難通訊息，生死難卜。杜甫在流離中得到弟弟的訊息，真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感覺。作於安史之亂中的《憶弟二首》《得舍弟訊息》《不歸》便抒寫了深厚的兄弟情誼。《得舍弟訊息》寫詩人得到弟弟訊息之後的淒涼之感。“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的原因正是韋莊所言“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讓我們看到這種劫後餘生的喜悅是非常沉痛的喜悅——戰亂使普通百姓妻離子散，無家可歸。如浦起龍所言“雖得訊息，而仍不見，依舊作苦語。……通首俱若不勸其歸者，其悲更甚”。《不歸》悼念在戰亂中死於河北的堂弟，詩云：“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前句寫堂弟死後之淒涼，後句寫墳上春光之明媚，二者形成鮮明對比，以樂景寫哀情。這些作品表現出青年時期的杜甫對手足親情的珍視，體現了杜甫對儒家倫理的接受，先秦儒學對五大人倫的規定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杜甫作為兄長表現出了良好的風範。
杜甫寫友情之作，情真意切，生動自然。《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作於758年冬，詩人由華州赴洛陽，途經閿鄉。詩寫姜少府的盛情款待，且贊其尊老的品德。“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以戲筆表達了詩人對主人的感激之情、惜別之意，莊諧並出，幽默風趣。王嗣奭評曰：“‘貪路’語新，東歸貪路，本宜急行，而殊覺其難，故上馬而無力，因不忍別而然，此有戲意。”《贈衛八處士》寫戰亂中得見20年前的老友，乍驚乍喜，如夢如幻，“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有九死一生之感。“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故舊一半已經離世，昔日舊友今已兒女成行。老友傾其所有盛情款待，久別重逢，悲喜交加，念舊情深，十觴不醉。“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今日相聚，明日又要遠隔天涯，寫出戰亂年代人共有的“滄海桑田”和“別易聚難”的人生感受。《贈李白》是杜甫贈李白的最早的一首詩。“題本贈人，而詩全寫自己胸臆者”，寫杜甫在洛陽與“脫身事幽討”的李白相遇，揭露了人世間的貧富不均，表達了對隱居山林、求仙訪道的羨慕之情，能夠看出青年時期的杜甫思想龐雜。
(三)記錄時局與民瘼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杜甫一生堅持不懈的政治追求，不管在朝還是在野，他都始終熱切地關注著國家民族的命運，關心著百姓的疾苦，愛國憂民之心猶如“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他一生創作了很多記錄時局和民瘼之作，作於河南境內的有《觀兵》《洗兵馬》和“三吏”“三別”。這八首詩都作於安史之亂中，集中反映了戰亂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表達了詩人對國家前途的高度關注，對百姓的深切同情。詩人始終不渝的站在政府的立場上毫不猶豫的反對叛亂，可當他面對一幕幕催人淚下的悲慘場景時內心卻是無比的矛盾痛苦。
作於759年的《洗兵馬》對國家走向復興表達了喜悅之情，“可以說代表了杜甫在生命最快樂的時期歡樂情緒的頂點”。詩中熱情禮讚了“中興諸將”郭子儀、李光弼等，警告肅宗居安思危，勿忘鑾輿播遷、往來於崆峒山的艱難日子，希望朝廷能複用房琯和張鎬，同時指斥朝廷的弊政：賞爵太濫，許多投機者無功受祿。最後表達了作者永別戰爭的美好願望：“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詩歌的整體情緒是樂觀興奮、歡欣鼓舞的，可謂是杜甫古風中的別調。北宋王安石選杜甫詩作，標榜此篇為壓卷之作。759年，九節度使鄴城潰敗之後，唐軍為補充兵力，實行慘無人道的抓丁政策。杜甫這時正從洛陽返回華州。一路上目睹了種種抓丁慘象，看到百姓在官吏壓榨下的悲慘生存狀況，感受到百姓無處申訴的痛苦。他將這些悲劇故事創作成了千古傳誦的名篇“三吏”“三別”。
馮至《杜甫傳》認為“這六首詩(指“三吏”“三別”)不只單純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達了作者內心的矛盾。這矛盾並不像長安時代的詩裡所說的杜甫個人入仕與歸隱兩種心情的衝突，而是在封建社會里一個愛人民、愛祖國的詩人在人民與統治者中間感到的劇烈的衝突。”《新安吏》記敘了詩人親眼看到新安縣沒有成丁的中男被迫從軍的悽慘。《新婚別》寫一對“暮婚晨告別”的新婚夫婦的離別情形。《垂老別》寫一位“子孫陣亡盡”的老翁被徵入軍和老伴告別的悲壯情形。老夫妻雖然知道此一別可能永無相見之時，仍然堅強的相互關心、安慰。《無家別》寫鄴城戰敗後逃回家中的一位老士兵再次被縣吏抓去服役的事情。“三別”細膩地展現了新婦、老翁和老兵的痛苦心理，但當他們想到國家的災難時，都表現出深明大義、堅決平叛的決心，憤激之中讓人感到一種視死如歸的悲壯。《石壕吏》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家中只剩下老婦、“出入無完裙”的兒媳和吃奶的孫子，雖然老婦苦苦哀求，可差吏堅持要人。最後，老婦只好犧牲自己，挺身而出。親歷了此事的杜甫，再也說不出什麼安慰鼓勵的話。
杜甫在戰亂中目睹了太多的苦難，他自己也有“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悲慘經歷，他多麼希望能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但他認識到只有平定叛亂，才能帶給百姓和平安定的生活，所以，杜甫每每是含著眼淚號召百姓投身平叛鬥爭中，將憂國憂民之情懷與愛國主義精神高度地融合在一起。
綜觀杜甫河南詩的思想內容，可以說是豐富而龐雜的，他對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都有所接受，儘管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其中杜甫對儒家的入世思想、人本意識、人道精神、倫理觀念的接受尤為明顯。當戰亂髮生之後，他便以儒家思想作為主導。從其詩歌題材來看，比較豐富，涉及到記錄時局的重大事件、表現親情友情以及紀遊紀行等，雖不如此後詩歌題材之廣闊，卻也初具規模。
三、杜甫河南詩的藝術特色
(一)合理剪裁和細節描寫
杜甫敘事詩很擅長合理的剪裁，將與中心無關的細枝末節裁去，用簡短的篇幅敘述複雜的事情。如《石壕吏》，開頭兩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分別寫了詩人投宿和差吏捉人。如果從原生態的角度考慮，應該先寫戰亂中詩人挨家敲門，請求住宿，終於碰到一戶好心人家願意收留他。然後寫晚上就餐、住宿等情形。但這些瑣事會沖淡中心，所以詩人將其全部剪掉。又如“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貌似老翁倉促逃走，老婦並不知情。可我們讀至下文，老婦向差吏報告家裡人口情況時，並沒有說出老翁。可見老兩口在差吏敲門之際匆匆商量應對措施的情節被詩人給剪掉了。被剪掉的情節在後文中適當的地方又有交代，這就是詩人的高明之處。最後，老婦如何被差吏帶走，詩人也剪掉了，但在後文有補充“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另外，詩人還很注重細節描寫。這些細節描寫，或人或物或心情，從細微處見真實，將讀者引入某種情境。有時透過對日常生活的細膩刻畫，透露出至真至純的人情味，如《贈衛八處士》：“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有時透過對景、物的描繪，表達詩人的心情或展現廣闊的歷史畫面。如《得舍弟訊息》：“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寫詩人得到弟弟訊息後，驚喜且痛苦的複雜心情。《垂老別》：“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則透過對所見景物的描繪，凸顯血雨腥風中，百姓風雨飄搖的生活狀況。有時透過對心理的細膩刻畫，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如《新婚別》中，透過細節的疊加，展示新婦的心理和情感變化。先是失望：“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接著面對突然的生離死別，柔腸寸斷，痛不欲生：“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但深明大義的她還是鼓勵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最後表達對丈夫的忠貞不渝：“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這些細節雖缺乏概括，但大大增強了詩歌的真實性和感染力。
(二)敘事視角多樣
敘事視角，是指敘事時觀察事物的角度。最初來源於西方現代小說理論，在敘事學誕生以後，就不再侷限於小說範疇，而拓展到其他領域。“敘述者的敘述位置，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視角，是敘述者看問題的立足點，他以什麼樣的身份，什麼樣的話語角度來談論問題，談論他生活中間的事物，來看待這個世界。”敘事角度可分為全知敘事、有限敘事和純客觀敘事。全知敘事的特點是“敘述者>人物”，這種視角可以使作者隨意地對故事情節及人物形象進行加工處理。有限敘事即從事件中一個人物的角度敘事，特點是“敘述者=人物”。純客觀敘事，敘述者只是客觀的向讀者敘述所見所聞，不分析，不議論，不評價，特點是“敘述者<人物”。
《洗兵馬》採用全知視角，即“敘述者>人物”，表達了詩人的立場、愛憎，如“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在用張良、蕭何的典故讚美房琯等人的同時，又透過暗比的方式對那些無功受祿的達官貴人進行了諷刺，對朝廷濫賞的弊政進行了批判。
《石壕吏》採用純客觀的敘事方式，敘述了差吏夜抓人的全過程。詩人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隱含著自己的價值判斷和情感訴求，“寓主觀於客觀，也就是將自己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說出。”如“有吏夜捉人”是客觀敘事，也包含著詩人對差吏的諷刺和斥責，“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透過差吏的作威作福、魚肉百姓與老婦哭哭啼啼、惶恐畏懼的對比，隱然流露出作者的愛憎。
“三別”都採用了有限敘事，即從事件中人物的角度來敘事。《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分別從新婦、老翁、老兵的角度敘事，真實地刻畫出戰亂中行者的心態。《新婚別》“一篇都是婦人語，而公揣摩以發之。”仇兆鰲解曰：“此詩‘君’字凡七見。‘君妻’‘君床’，聚之暫也。‘君行’‘君往’，別之速也。‘隨君’，情之切也。‘對君’，意之傷也。‘與君永望’，志之貞且堅也。頻頻呼君，幾一字一淚。”《垂老別》通篇皆作老翁語。已垂暮之年的老翁與老妻的分別無疑是死別，但兩人還是互相憐惜，他可憐老妻天寒衣單，老妻勸他努力加餐。他強自振作，寬慰老妻說自己不會馬上遇到危險，又指出當前正是遍地烽火，自己安能置身於外?這段話“忽而永訣，忽而相慰，忽而自奮，千曲百折。末段又推開解譬，作死心塌地語，猶雲無一寸乾淨地，愈益悲痛。”此詩寫情繾綣悱惻，心事曲折、細微，酷肖老人口吻。
(三)寫實紀實的傾向
由於杜甫的詩歌全面而準確地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當時人已經稱他為“詩史”。羅宗強《唐詩小史》認為杜甫的詩歌“反映了那個動亂的時代，特別是寫了這場大戰亂給底層人民帶來的血淚災難。他的詩可以說是安史之亂中唐社會的畫卷”。杜甫河南詩中尤其體現出鮮明的寫實紀實傾向。《觀兵》《洗兵馬》“三吏”“三別”反映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實性無需贅言，即使是紀遊紀行、思弟會友之作，也可從詩中尋覓到詩人的行蹤，折射出時代的風尚和心理特徵。如《游龍門奉先寺》《龍門》《贈李白》《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既勾畫出詩人的遊蹤，又反映了佛教和道教在唐朝的興盛，煉丹服藥成為風尚，詩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的影響。
(四)單獨成篇、意脈相連的組詩形式
杜甫曾說“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峽中覽物》)，指的就是“三吏”“三別”，這是一組相互聯絡，不可分割的史詩。分開可獨立成篇，合起又是一組有機的長篇。它們從不同的側面，深刻全面地反映出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正如浦起龍所說，“《新安吏》借提鄴城軍潰也。統言點兵之事，是首章體。如《石壕》《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則各舉一事為言矣”。
(五)錘鍊字句
“在唐詩的發展中，杜甫是第一個明確追求用字準確，以人工雕琢為美的詩人。”杜甫自覺地在煉字煉句上下功夫，“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杜甫煉字往往表現在用一個字傳達景物的神態和詩人的情感。如“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之“‘境’字與‘景’字不同，‘景’字鬧，‘境’字靜;‘景’字近，‘境’字遠;‘景’字在淺人面前，‘境’字在深人眼底。”“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重題亭鄭氏東亭》)“著一‘欹’字，如見巉巖參錯，著一‘曳’字，宛然藻荇交橫。曰‘衝岸’，曰‘護巢’，則跳突排湧，唯恐墮岸;疾飛急赴，唯恐失巢，並魚鳥精神，俱為寫出。”
綜上所述，杜甫21首河南詩向我們展示了詩人早年的生活遊蹤和安史之亂中最真實的歷史面貌，表達了詩人對民族盛衰和人民疾苦的關心，對友情親情的珍重，對祖國美麗河山的熱愛和讚美。在藝術上，杜甫河南詩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三吏”“三別”，將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風格推向了一個新高峰。他的紀實寫實傾向代表了唐代詩歌的新變化——以寫民生疾苦為主要內容，具有寫實人生的創作傾向，他的錘鍊字句直接影響了以賈島姚合為代表的苦吟詩派，並影響到宋代的江西詩派。
擴充套件：杜甫生平的介紹
年少優遊
杜甫因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時代曾數次漫遊。十九歲時，他出遊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他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杜甫遂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遊。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為梁宋之遊。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四載秋，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遊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 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計程車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 年，奔走獻賦，鬱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 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門即聞哭泣，原來稚子餓 死。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這時，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立即在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鳳翔)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 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幸賴宰相張鎬救免十二月肅宗召回杜甫復任左拾遺。
杜甫在唐肅宗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 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 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儘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 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 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 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 （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 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滿目 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歎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汙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兩年後，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詩人病死在衡陽市湘江的一隻小船中。
在他最後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 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