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思想

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思想

　　引導語：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恨歌》，是一篇久為傳誦的千古絕作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這部經典之作的主題思想吧。

　　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思想

　　《長恨歌》的主題

　　(1)愛情說，作品主要描寫了李隆基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歌頌他們的愛情;

　　(2)諷喻批判說，白居易透過這個愛情悲劇批判唐玄宗好色誤國。

　　(3)雙重主題，在詩歌的前半部分批判的意味比較明顯，後半部分中詩人對李、楊愛情悲劇的同情、對他們愛情的歌頌和惋惜遠遠大於批判.

　　長恨歌主題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歲的白居易被授周至縣尉，當時，他與好友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聽到當地民間流傳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紀的故事，深有感觸，於是創作了千古傳誦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陳鴻為此詩撰寫了一篇《長恨歌傳》。《長恨歌》以其標格卓異的風姿贏得了古今無數的讀者，甚至當時長安妓n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而自誇，並因此身價倍增。“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①，不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眾多讀者的心聲。關於《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是讀者爭論的焦點問題，觀點頗為分歧，約可分為三派：其一，愛情主題說。認為從作品宮中多寵的憲宗;其三，雙重主題說。認為將此詩看成純粹的諷諭詩或愛情頌歌都不恰當，它是暴露與歌頌的統一，諷諭和同情的交織，既為李、楊的.愛情悲劇一掬同情之淚，又為他們的誤國失政一嘆遺恨之聲，二者交相融匯而不是機械疊加。此外，還有人認為此詩是作者借李、楊悲劇來抒發自己愛情失意的情懷。究竟如何，還需從作品本身去分析。

　　《長恨歌》就是歌“長恨”，“長恨”是埋在詩裡的一顆牽動人心的種子。而“恨”什麼，為什麼要“長恨”，詩人不是直接鋪敘、抒寫出來，而是透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認人們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據全詩的內容和情節發展，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於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紀。貴紀進宮後恃寵而嬌，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覆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後完全沉湎於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陳鴻《長恨歌傳》“懲尤物，窒亂階”之說是板著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視為此詩的寫作動機。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後，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

　　長安收復以後回朝時，重過馬克，“不見玉顏空死處”。回宮後，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蕩氣迴腸。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後終在虛無縹渺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於仙境。“情”的渲洩已超脫於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並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範圍，將主觀願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衝突表現無餘。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於愛情受命運播弄，和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　　所以，我們認為《長恨歌>並非是一篇政治諷諭詩，而是一篇歌頌愛情的詩篇。如果說李、楊的生離死別是個愛情悲劇的話，那麼，這個悲劇的製造者最終成為悲劇的主人公，無法不叫人遺憾。《長恨歌》所寫的歷史題材是依照史實想像而成的帝紀間的愛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歷史興衰轉折期中的關鍵人物。由於受重道德而視愛情為罪惡的傳統觀念之根深蒂固，讀者對於《長恨歌》的認識，便常常遊移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或者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同文學批評混淆起來，或者以倫理的批評取代審美評價，從而產生理解上的困惑與分歧。這種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寫這首詩的時候即已存在。

　　當時，白居易、陳鴻、王質夫閒談玄宗與楊妃的故事，王質夫說：“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愛情。陳鴻則不然，他認為，白居易寫《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②賦予《長恨歌》以倫理說教的意義。白居易本人則認為，該詩表現的是“風情”，並非如同《秦中吟》、《新樂府》那樣的正聲。唯其如此，他在編集時才把它歸入感傷詩，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③《長恨歌》以“情”為中心的主旋律始終迴旋激盪於全詩之中，當白居易把“情”作為描寫物件時，那種被他承認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會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湧於筆端而無從遏制，即使他心存諷諭，只要著意深入感情的領域，作品便不會以諷諭說教的面貌出現。《長恨歌》寫作之初，未嘗不曾出現過如陳鴻所說的“懲尤物，窒亂階”的念頭，寫作的結果卻是傾注著作者感情的愛情描寫。依照正常的藝術感受，讀者是很難從中感受到女人是禍水，李、楊之戀是唐帝國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這個故事寫成諷偷詩，使全詩充滿了“尤物惑人”的諷刺與說教，其價值將如何，我想，是很難與此篇分庭抗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