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歷史是日常的-與王安憶談《長恨歌》

我眼中的歷史是日常的-與王安憶談《長恨歌》

　　《長恨歌》達到了某種極致

　　記者：首先祝賀你獲得本屆茅盾文學獎。《長恨歌》完成於1995年上半年，可以說是你在90年代的一部傾心之作。幾年來，《長恨歌》接連獲得殊榮。那麼在完成創作5年之後，你本人如何評價這部作品，它在你的創作歷程中有什麼樣的意義?

　　王安憶：《長恨歌》確實寫得很用心。當時作家出版社計劃出我和賈平凹的自選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長篇。在我開始考慮寫什麼時，這個題材就在腦海裡出現了。應該說，它在我心裡其實已沉澱很久了。我個人認為，《長恨歌》的走紅帶有很大的運氣。譬如，當初張愛玲的去世引發了張愛玲熱，許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塊兒比，可能因為我們寫的都是上海故事，對上海的懷舊時尚客觀上推動了讀者關注寫上海故事的小說。其實我在寫作時根本沒有什麼懷舊感，因為我無“舊”可懷。

　　事實上，我寫《長恨歌》時的心理狀態相當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寫作帶有強烈的情緒，但《長恨歌》的寫作是一次冷靜的操作：風格寫實，人物和情節經過嚴密推理，筆觸很細膩。可以說，《長恨歌》的寫作在我創作生涯中達到了某種極致的狀態。

　　《長恨歌》的敘事方式包括語言都是那種密不透風的，而且要在長篇中把一種韻味自始至終貫穿下來，很難。因為你得把這口氣一直堅持到最後，不能洩掉。寫完後我確實有種成就感。《長恨歌》之後，我的寫作就開始從這種極致的密漸漸轉向疏朗，轉向平白。這種演變我自己覺得挺好。

　　歷史是日復一日的生活的演變

　　記者：你曾說寫上海，最有代表的是上海的女性。《長恨歌》就寫了一個40年代“上海小姐”的一生命運。上海這座城市的社會是由無數個“聲”與“色”作底子的，在王琦瑤的傳奇故事中蘊含上海這座城市的記憶。《長恨歌》後，你還寫了《妹頭》以及《富萍》等。有評論家指出，你筆下上海的種種歷史變遷都停留在日常狀態，這一點你怎麼看?

　　王安憶：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這個舞臺上上演著無數故事，我還沒有寫完。有人說我的小說“迴避”了許多現實社會中的重大歷史事件。我覺得我不是在迴避。我個人認為，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譬如上海街頭婦女著裝從各色旗袍變成一式列寧裝，我關注的是這樣一種歷史。因為我是個寫小說的，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我不想在小說裡描繪重大歷史事件。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就應該表現日常生活。我寫《我愛彼爾》，關心的是現實生活中東西方如何接觸的問題，這也是開放後我們遇到的問題。我覺得無論多麼大的問題，到小說中都應該是真實、具體的日常生活。這個觀念我也是逐步形成的'。以前寫《叔叔的故事》時，我也是把主觀想法端出來寫的。

　　記者：你曾談過關於小說的理想，所謂的“四不政策”：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語言特殊化，不要獨特性。這種想法到今天有什麼變化?你覺得一部好小說的因素是什麼?

　　王安憶：沒有改變。說一部好小說應該直指人心，那是從靈魂的角度而言的。我比較關心技術的層面，小說還是要寫故事，故事還是要在假定的前提下，做真實的推理。情節發展要合乎邏輯，人物要生動，也許現在的年輕人不愛聽，覺得這些太老套了，太一般了，但這的確是小說最基本的東西，也是我們最難做好的。

　　生活經驗對一個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說裡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而是展現一種日常的狀態。寫實是一種陷在許多規矩限制中的寫作。許多經典小說在假定的前提下，按照邏輯精確設計人物和情節，這是作家創作中所獲得快感之一，同時也是需要功力的一種勞作。我在年輕時候也容易喜歡一些情緒化、浪漫的東西，現在我真心讚歎那種上乘的寫實功力。

　　王安憶，1954年出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到滬，1970年赴安插隊落戶，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任《兒童時代》小說編輯，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會專業至今。

　　自1976年發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發表有小說《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站》、《流逝》、《小鮑莊》、《叔叔的故事》、《69屆初中生》、《長恨歌》、《富萍》等短、中、長篇，約500萬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學理論。其中一度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二度獲全國中篇小說獎。其作品譯為外國語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韓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