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作品中“夢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淺析
沈從文作品中“夢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淺析
湘西是沈從文的一個夢幻而熟悉的地方。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沈從文作品中“夢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淺析。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沈從文作品中“夢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淺析
作為一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乃至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壇，沈從文無疑都可以稱得上是一份獨特的存在。在小學都沒有畢業的知識積累與文化修養背景下，他以自己那一份極為獨特而豐厚的邊緣化鄉村經驗和邊地土著部隊的軍伍生活經歷為資源，以溫和節制、自然素樸的敘事態度和清新秀麗、從容舒放的文學語言，在當時的文壇上吹奏出了一曲浪漫溫馨、柔美婉約的鄉村牧歌，為久居都市的文化精英及市井讀者提供了一個遠離喧譁與塵囂的神秘奇特、淳樸自然而又清麗柔婉的“夢幻湘西”，為現代文壇構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鄉土世界。
從整體上來說，沈從文創作的鄉土小說確是可以看成他所做的一個“夢”，只不過這個“夢”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現的。其實，對於自己的湘西小說及一些自敘傳性質的作品中具有的“夢幻”特質，沈從文自己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他曾這樣寫道：“……一個人單單做夢，做一切的夢……我是專做夢的人。”“我是一個但適宜於白日做夢的獨行人。”“只能靠著做夢來填補痛苦的寂寞旅途”;沈從文：《沈從文散文全編》，凌宇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5、75、82頁。在其後來的文字中，即使50年代那樣嚴峻的政治環境中，他依然承認這一點：“至於文字中一部分充滿泥土氣息……故事在寫實中依舊浸透一種抒情幻想成分”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文集”第11卷，第70頁。。在這裡，我們不準備對沈氏作品中“夢幻湘西”內容的新奇性和形態的特異性作更深入的考察，而是要著重探索一下在當時文壇以魯迅所開拓和領導的偉大“鄉土批判”傳統為主流形態的鄉土小說領域，沈從文卻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創造這樣一個文學鄉土的“夢幻世界”，其原因究竟何在。對於“詩意夢幻”這一創作傾向的取予，在沈從文身上到底有哪些獨特的外在因素與機制提供了必要條件或發揮了重要作用呢?基於這樣的疑問，本文準備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論述。童年及少年兵士的視角
1923年，愛爾蘭詩人葉芝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時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給他的“頒獎詞”中這樣寫道：“作家與世界的關係”基本是由其“在孩提時代的內心激情”決定的，少年時代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極大地影響著其以後的創作道路和方向。毛信德：《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演說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84頁。應當說，這個觀點概括了文學創作中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許多作家的創作會受其少年孩童時期生活狀況特別是情感經歷的影響，尤其是在那些帶有明顯自敘傳傾向的作品中，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胡適的《我的母親》等，即使像魯迅那樣常以冷峻的目光、嚴肅的神情、批判的態度審視社會現實、進行文學創作的人來說，其作品中亦不乏充溢著以童年視角敘事時的天真爛漫、活潑生動。與沈從文同為“京派”小說作家的凌叔華談到自己的創作時曾這樣說：“我有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事，覺得都很有意味……懷戀著童年的美夢，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凌叔華：《凌叔華文存(下)》，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785頁。在沈從文的創作中，這種情況更為明顯。但是，這一情形在其作品中是以何種途徑出現的，又究竟對他湘西小說的詩意、夢幻化特質帶來了多大影響呢?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考察。
一方面是其湘西小說文字內容的構成。透過細讀沈從文的作品，我們將不難發現，其鄉土詩化作品中有許多篇章是以其童年和少年的城鄉生活經歷為據所做。且不說像《從文自傳》、《在私塾》等這種明顯的回憶性文章，就是在《玫瑰與九妹》、《爐邊》、《入伍後》、《傳事兵》、《卒伍》等大量作品中，我們也可以明顯見到作者少兒生活的身影。而另外那些描寫湘西民俗風情和虛構人事命運的作品，如《阿黑小史》、《龍朱》，特別是《邊城》，則是作者憑藉其對湘西生活的美好回憶而做的，不過是他的舊有邊地鄉村經驗在其追尋文學理想過程中的進一步詩化而已。幾十年後，當沈從文回憶自己的創作時也曾寫道：“筆下涉及社會面雖比較廣闊，最親切最熟悉的，或許還是我的家鄉和一條延長千里的沅水，及各個支流縣份鄉村人事。”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文集”第11卷，第70頁。這當然是對作者選材內容的最好註解了。
另一方面，對於沈從文的家世背景及其幼時的家境狀況，我們要尤加註意，因為這些無疑對他幼時感受生活和認知世界的方式及態度帶來了極大的影響，進而對映在他“基本上一直在靠記憶寫作”范家進：《現代鄉土小說三家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159頁。而成的湘西小說中。沈從文在《從文自傳》一文中曾對自己的家世作了這樣的介紹：祖父沈洪富曾得到過清朝提督銜，一度官至雲南昭通鎮守使，父親也曾是一名軍官;外祖父黃河清是一位貢生，“可以說是當地唯一的讀書人”，母親同樣知書達理。沈從文：《從文自傳》，見《沈從文文集》(下同略為“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4106頁。照這樣來看，沈從文所出生的這個“文武兼備”的家庭在當地也應算是名門望族了。在此文的稍後他又寫道“那時我家中每年還可收取租谷三百石左右，三個叔父二個姑母佔兩份，我家佔一份”沈從文：《從文自傳》，見《沈從文文集》(下同略為“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3頁。。《從文自傳》由這些簡要的描述，我們就可知沈從文在他那個湘西小城中到底居於什麼地位了。像他這樣一位“小少爺”，無論在城中的木匠鋪、鐵匠鋪、染坊等，還是到鄉下那些佃戶或農民中去，自然會得到極大的厚待與尊重;他想討要什麼東西或跟著做些事情(如打獵、捕魚等)，當然不會被拒絕或訓斥，或許還因年齡小而受到特別的看護。如此一來，他的鄉村生活經驗與情感體驗也就與普通鄉村孩童有所不同，而獨具一種新奇與詩意色彩了。
再者，對於幼時的受教經歷，沈從文曾一再寫到極不情願待在教室中學習，而是經常逃學去野外戲耍遊玩，這當然使他難免受責罰，有時還會很嚴厲。然而一則是，多彩多姿的大自然對他的誘惑確實太大了，甚至能使他忘記受罰的痛苦，“我一面被處罰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記著各種事情……由於最容易神往到種種屋外東西上去，反而常把處罰的痛苦忘掉……我應感謝那種處罰，使我無法同自然接近時，給我一個練習想象的機會”沈從文：《從文自傳》，見《沈從文文集》(下同略為“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 111、112頁。。另外，沈從文與自己老師的關係在這裡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曾這樣寫到私塾中的一位先生，“這先生，是我的一個姨爹……容易管教是真的。但先生管教時也容易喊師母師姐救駕，這可不是我爹想到的事了。”“若是在什麼事上我有了冤枉，到四姨跟前一哭，回頭就可以見到表姐請先生進去，誰能斷定這不是進去挨四姨一個耳光呢?”沈從文：《在私塾》，見《沈從文別集·鳳凰集》，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第13、15頁。當他轉到城外學校上學時，則是“照情形看來，我已不必逃學，但學校既不嚴格，四個教員恰恰又有我兩個表哥在內，想要到什麼地方去時，我便請假”沈從文：《從文自傳》，見《沈從文文集》(下同略為“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30頁。。這些無疑增加了他逃學的方便與勇氣，也為他帶來了一種異樣的感受與趣味，當他把這些經歷寫入作品，再由讀者去閱讀、品味時，體驗就更為新奇了。
至於後來年幼離家，入伍做了一個士兵，遠離了家庭的溫暖與懷抱;軍隊又要不斷移防遷徙，甚至經常要面對戰鬥、殺戮這些生與死的考驗，沈從文無疑要承受身心上的一些痛苦，但是考慮這一問題時，我們也要看到沈從文自身的特殊情況。一是他的家庭因素。儘管其祖父的功績與成就已成為往事，父親事業也不是太順利，但畢竟是軍人世家，在當地軍隊中還是有許多家中的世交故友;加之他初入伍時年齡較小，自然也是在軍中受到了較多照顧的原因。他在文章中雖沒有過多地提及這個方面，但其中還是有跡可尋的，《從文自傳》中這樣寫道：“當我母親那麼打算了一下……就去向一個楊姓軍官談及，得到了那方面的許可，應允盡我用補充兵的名義，同過辰州。”沈從文：《從文自傳》，見《沈從文文集》(下同略為“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50頁。在另外的一篇小說中，他又對這件事作了詳細的敘述，說這個團長是他家的親戚，曾做過鄰居，並且與團長的女兒是很好的小夥伴。沈從文，卒伍：《沈從文別集·貴生集》，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其他還有作品寫到他可以隨意地出入軍營到山野溪邊遊玩或去軍隊造械處閒耍(《從文自傳》《鴨子集》《槐化鎮》《沈從文甲集我的教育》)，由此可以看出他在軍隊中行為是較為自由的。二是他以一個士兵的身份，從少年的視角去觀察部隊駐地的鄉土風情、人事糾葛與體味當地民眾五味雜陳的情感浮動時，往往只看到事件與現象的表面，心理感受上與身處其中的城鄉居民自然存在著較大的距離，從而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種把生活理想化的情形。早期北京生活中現實的擠壓
初到北京學藝的幾年裡，由於身無長技，默默無聞，沈從文經歷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生活磨難和強烈的'心靈衝擊與震撼，這種身心雙重的歷練是一般人難以承受，也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象的。那麼，在這樣殘酷惡劣的境遇中，沈從文作品中應該透出更多陰冷、抑鬱、沉悶的情緒才是;然而恰恰相反，在他寫及湘西故土的作品中，所有的更多卻是歡快、樂觀與輕鬆，其間一縷縷的清純秀麗之風撲面而來。那麼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想如果對他當時的生活狀況與文學創作道路進行重新審視與觀照，或許對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有些幫助。
沈從文本是滿懷了理想來到北京，他設想能夠考上大學，先去接受系統的現代化知識教育和當時先進的思想理念。但對於這樣一個小學都沒畢業，連新式標點符號都一竅不通的人來說，結果是毫無懸念的：他一連在幾個學校的招考中得了零分。很快，身上帶的盤纏用光了，他又不甘心無功而返，只有靠向親友告貸或同鄉大學生的幫助維持生計了，或寄住會館，或租住廉價的房屋，飢飽更是不定，以致數年後當沈從文回憶這段生活時還充滿了辛酸：“人究竟是生物，每天總得有點什麼消化消化，體力才可望支援得下去。當時這件事就毫無辦法，有一頓無一頓是常事。”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文集”第11卷，第69頁。如果說物質上的缺乏還能靠行伍幾年練就的體魄勉強支撐住，那麼來自精神、心理和人格上的各種屈辱、貶損和打擊是更為令人痛苦的：茶房的奚落與嘲諷、勢利之徒的挑釁與欺侮、感情的無所依靠等，這些都促使沈從文不斷地從昔日的湘西城鄉生活經歷和當下的文學創作中去尋找心靈的寄託與慰藉;但是他這時的文學創作究竟遭遇了怎樣的現實呢?
在20年代前中期也就是沈從文初到北京的幾年中，中國文壇上的鄉土小說領域，由魯迅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敏銳的洞察力開拓的“鄉土批判”傳統無疑佔據了絕對的主流地位。對於剛從十幾年的邊地生活中走來的沈從文而言，他最熟悉的文學題材當然是鄉土領域的。就人的心理習慣來說，一方面沈從文首要選擇的文學表現物件與內容應該是他熟悉的湘西生活(沈從文後來的文學創作也從客觀上證實了這一點);另一方面，對於才開始學習寫作的他來說，從眾、跟風等社會性心理傾向同樣會促使他極力追隨魯迅等人的 “鄉土批判”流派的，在後來的一些文字中，他也曾多次公開承認魯迅“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對他的啟示性意義，“使他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同上。然而，最終沈從文卻走向了與“鄉土批判”截然相反的“鄉土抒情”的文學道路，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原因是我們不應該忽視的，也就是當時“鄉土批判”派文人群體對待沈從文的態度。
儘管都是來自鄉村小城鎮，有大致相同的出身，但由於人生經歷、教育背景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價值觀念、人生態度和文學理想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魯迅及其周圍的文人對初學寫作的沈從文並無好感，而且還較為主觀和草率地對沈從文的創作給予了批評和否定，自然也拒絕了給予其“鄉土批判”派文人身份認定的機會。魯迅在1925年7月致錢玄同的信中曾批評沈從文“用了各種名字，玩各種玩意兒”，說其寫作“大抵意在胡亂鬧鬧，無誠實之意”。魯迅：《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46、452頁。使沈從文更為不快的是，時任《晨報副刊》編輯的孫伏園對他的大量投稿默然以待，甚至極為不屑地加以譏諷嘲弄。文學創作上的冷遇反過來與生活的艱辛交錯混雜，生活的壓迫、命運的多蹇、理想的渺茫使沈從文只能是一次次回到那溫馨自由、輕鬆快樂的舊有鄉村經驗中去尋求靈魂的解脫，透過筆下的文字去呼吸鄉間泥土的芬芳、感受山野的氣息、聆聽自然的聲音，對於遙遠內地城鄉生活的溫情追懷與詩意描繪成了他尋求精神避難的特有方式。
就在這個時候，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應該是郁達夫的推薦)，以徐志摩、胡適等為代表的新月派文人群體向他伸出了熱情的雙手，為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練筆和表現機會，並對他的創作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和極高的評價。在徐志摩任《晨報副刊》編輯的期間(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沈從文的作品得到了大量的發表，每月五六篇是常事，與先前孫伏園任編輯時相比真可謂是天壤之別;並且還有讓沈從文自己也感到“受來背膊發麻”(《關於“集市”的宣告》) 的作品賞析——“志摩的欣賞”(《晨報副刊》，1925年11月11日)。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鼓勵激起了他的創作慾望和堅定了沿著這一創作方向走下去的信念;另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情感體驗方式和文學風格也深深地影響了沈從文，使其形成了具有新月派文人文化敘事和社會敘事特點的敘事手法，即“溫柔與感傷交雜的懷舊和詩意” 范家進：《現代鄉土小說三家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141頁。抒情。與故鄉的隔膜
在1934年初回湘西時所作的一篇文章中，沈從文曾這樣寫道：“我坐到後艙口日光下，向著河流清算我對於這條河水這個地方的一切舊賬。原來我離開這地方已十六年。”沈從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文集”第九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53頁。其中“十六年”雖是指離開沅陵附近地域的時間，但是對於整個的湘西土地而言，自1922年夏天去北京算起，他也有將近12年的時間沒有親身接觸過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也寫到了這一點，“民國二十二年舊曆十二月十九日，距我同那座大橋(沈從文故鄉鳳凰的一座橋——作者注)分別時將近十二年，我又回到了那個橋頭了”沈從文：《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9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324頁。。
沈從文與故鄉的這種隔離，既是時間上的，同時也是空間上的。在這十幾年中，他最初到了北京，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在文壇上站住了腳跟，受到了廣大讀者尤其是新月派文人的青睞。後於1928年移居上海，與丁玲、胡也頻夫婦共同創辦刊物，並在1929年經徐志摩介紹到了由胡適任校長的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任教，1930年應聘去武漢大學任教不到半年的時間。1931年夏又受聘於青島大學，本人隨之移居青島，1933年秋又回到了北京。這幾處地方中，即使離湘西較近的武漢距其也不止千里之遙。這種與故鄉長時間，遠空間的隔離，使得沈從文在生活方式、思維習慣以及感知方式上都與在湘西生活時產生了極大的差異，同時也造成了他對當時湘西社會現狀理性認識的滯後與偏差。當然，這期間沈從文與故鄉的交流並不是完全阻隔的，他也不斷地從家人與一些朋友那裡得到關於湘西的新的資訊，但這些印象畢竟是相當點滴、散亂的，所以他對湘西的認識與理解主要還是來自於那舊有的湘西城鄉生活經驗。
當他身處湘西，在那邊地城鄉與土著部隊中生活時，或許會經常感到些許的煩憂和無奈，甚至會不斷產生逃離這種生活的衝動。但當他真正遠離了湘西，以回憶的方式重新感受和咀嚼這些生活經歷時，實際上就完成了情感的某種超越，在心理感受上也就帶有了很大的距離，以致當時那些本來就微不足道的憂愁與煩惱被掩蓋、遮蔽或大大淡化了。再加以作者特有的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他的鄉土小說呈現出某種詩意、夢幻的意境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實，這個問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證實。當沈從文結束了與故鄉的隔膜，再次近距離接觸故鄉時，他的對故鄉的情感認識就變得相當現實了。在1934初年回湘西時他就深切感受到沿途所見已是物是人非：“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為實為利庸俗人生觀”沈從文：《長河·題記》，“文集”第7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頁。，真是一片觸目驚心。他當時心情十分沉重，對於家鄉水手縴夫的“過去和當前”都產生了“不易形諸筆墨的沉痛與隱憂”，沈從文：《散文選譯·序》，“文集”第 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85頁。充分認識到了“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沈從文：《邊城·題記》，“文集”第6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72頁。與《邊城》前的作品相比，他後來寫作的《顧問官》、《新與舊》及未完成的《小砦》等，其間的人事命運與鄉土風情則全是另一番情形了，再也難保持原有的“輕鬆和愉快”了。
當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構建這樣一個詩意、夢幻的“湘西世界”，並不僅僅是這些外部因素所決定的，這與作家自身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和獨特的藝術個性息息相關，他的文化價值取向及審美趣味，特別是他那特有的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在其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但是當我們把沈從文的這一創作傾向置於文學史的視野，與其他在藝術才情、氣質稟賦等方面相近的作家(如廢名、孫犁等)相比較時，對其文學創作過程中這些外部條件與環境進行探討的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