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城》中的愛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從《邊城》中的愛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沈從文一生寫下很多部小說和散文集，但是在他眾多的作品之中，《邊城》則佔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邊城》奠定了沈從文先生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 從《邊城》中的愛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希望大家喜歡。
從《邊城》中的愛情悲劇看沈從文的文化意圖
摘 要：沈從文在其代表作《邊城》中，構建了一個如田園牧歌般清新純美的童話世界，並以此為背景敘寫了擺渡人的外孫女翠翠與團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的愛情悲劇，悽美動人。本文從小說中故事開展的環境所體現出的悲劇性出發，深入分析了小說愛情悲劇的原因，並由此探討作者沈從文的文化意圖和文學理念。
關鍵詞：邊城 沈從文 愛情悲劇 悲劇性 文化意圖
《邊城》是沈從文最優秀的一部中篇小說，講述了一個發生在美麗的邊遠小城中的愛情故事。整個小說都融化在童話一般的色彩中，明淨澄澈，卻含著淡淡的憂傷，隱伏著濃濃的悲劇感。沈從文在小說中構造的環境是理想化的、不穩定的，翠翠和儺送的愛情悲劇也有著複雜而深刻的現實原因，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人性、傳統文明與民族未來的關注和對社會、文學的反思。
一、愛情悲劇的環境建構
汪曾祺曾在《讀<邊城>》中說：“《邊城》的生活是真實的，同時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實”。沈從文在《邊城》中構建的世界是真實存在的，卻又是理想化了的。在風景秀麗、民風淳樸的邊城所發生的愛情悲劇，其部分原因正是這份童話般的不真實，是理想與現實的統一與矛盾。
“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沈從文在小說開始部分首先建造了一個由三方面組成的“童話世界”，這也是展現翠翠愛情的主要環境，隨後輔以風景秀麗、民風淳樸的邊城這個大環境，語言中又常常影射當時被戰亂和商業文明所包裹的中國社會，由此建構出一個立體的、由三重空間構成的環境，這樣多層次的環境有利於小說情節的開展，提升文學文字的意義層次，但是它也帶有深刻的悲劇感，是愛情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首先，小說中的“童話世界”是不穩定的，本身具有悲劇性。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三個密不可分的個體組成了一個看似完美和諧的世界，但這個世界的平衡是註定要被打破的，老人註定要死亡，翠翠註定要嫁人，當其中任何一方發生變化，或是有陌生人闖入這個世界時，悲劇便不可避免地發生。小說中愛情開展的環境自開始便帶有不可避免的悲劇因素，洋溢著美麗又滲透著憂傷。
其次，小說中的“邊城”是作者在現實基礎上加以想像和虛構的結果，並非完全真實存在，註定了它不可能存在持久的生命。沈從文非常堅持文學的獨立性，在文學創作上主要體現為內容與政治的分離，《邊城》中的故事與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嚴重脫離的。“邊城”以未被戰爭、政治、商業毀滅的湘西為原型，體現出一種未被現代文明所沾染的純潔感，但在沈從文寫作《邊城》的年代(1934年)，真實的湘西雖仍然保有美麗與清新的外表，卻已被現代文明浸染，淳樸原始的生活被利益與人情世故取代，“邊城”不過是沈從文面對都市時對湘西的記憶與想象的化身，他面對真實的湘西時的失落感可以在其《湘西散記》明顯看出。由此可見，沈從文為翠翠與儺送的愛情悲劇所構建的環境是不真實的、脫離現實的，不論是自然環境，還是社會環境，都是註定要被現代文明毀滅的，在這種環境中孕育出的愛情，自然也不會穩定持久，蘊含著深深的悲劇感。
當這具有美麗和憂傷色彩的`環境融入沈從文那樸素清麗、自然明朗的語言中時，《邊城》的不真實與理想化便得到更加深刻的凸顯，沈先生文字背後的哀傷和對民族的追憶與迷茫也從幕後走了出來。但是，《邊城》中人們的生命形式與生活形式是高度統一的，翠翠的悲劇並不僅僅源於環境構建中的悲劇性因素，更包含了人性和文明等現實性的深層原因，折射出沈從文對社會、對文學的深入思考。
二、 愛情悲劇的深層原因與文化意圖
汪曾祺說：“《邊城》是一個溫暖的作品，但是後面隱伏著作者的很深的悲劇感。”①翠翠的愛情悲劇有著多方面的現實原因，而這些也正是小說深刻悲劇感的來源，體現出作者的創作意圖。
1、人性的孤獨
研究沈從文的美國學者金介甫曾說：“《邊城》總的來說是寫人類靈魂的相互孤立。”②
《邊城》中的人物都有著鮮明而美好的人性特徵：爺爺真誠熱情、耿直大方，翠翠單純可愛、天真活潑，順順豪爽灑脫、正直慷慨，天保心直口快、和氣忠義，儺送聰明美麗、真摯爽快，甚至連船上的妓也重義輕利、鍾情守信，整個邊城的人民是淳樸真誠的，到處洋溢著安靜和平的氛圍。他們都表現出一種“優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沈從文曾多次在作品中對這種純樸自然的人生形式予以高度讚揚。
但是，《邊城》中的人物雖都有著健康而優美的人性，有著親情和愛情的羈絆，看似親密，但他們在靈魂上實則是相互孤立的，這種靈魂上的隔絕狀態導致了淳樸環境下、美好愛情中的一條條裂縫，最終串聯在一起導致了悲劇結局。例如，爺爺關心呵護著翠翠的成長，卻不懂得翠翠青春期少女的想法和心屬儺送的真意，他們之間從來沒有真正坦誠地交談過，這不僅誤導了天保，也造成了爺爺知道實情後的猶豫行為，最終被接連的打擊擊倒;而翠翠和儺送雖然兩情相悅，卻始終沒有敞開心扉坦誠相待，翠翠的害羞被動、儺送的消極不主動使得他們的愛情從開始便不是對等的交流，以至於翠翠甚至不知道是誰在向她唱歌求婚;而且，翠翠的天真害羞使得她對愛情采取了被動逃避的態度，致使天保得到的答覆含混其詞，進一步導致了天保和儺送的競爭，從而加速了悲劇的產生。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實際上是他們缺少靈魂上的交流而導致的結果，是悲劇產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
沈從文賦予了小說中的人物以美好的人性和純真的心靈，他們善良、真誠、相互愛護、不願傷害他人，但是翠翠的愛情卻以悲劇收尾，作者正是透過這種強烈的對比感與矛盾感，在暗指悲劇的原因不在於主人公的內心和偶然的命運因素，而在於外在的物質力量和相互之間的精神力量的同時，突出表現了其對美好人性的歌頌和對“真”與 “愛”的追求，以及對人性的孤獨的深入思索。
2、文化的衝突
愛情悲劇產生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文化衝突導致了從屬不同文化的人們之間的不理解與誤會。
一方面是翠翠和爺爺所代表的原始文化與團總女兒和磨坊所代表的現代文明的衝突。翠翠與爺爺在自然、淳樸的邊城中生活，體現的是邊城的原住民文化特徵：寂靜和平、單純寂寞地生活著，熱情慷慨，多贈送的情分而少金錢的功利。鄉紳女兒的新鮮打扮和作為陪嫁的磨坊則最為鮮明地體現了現代文明的商業性質和世俗特徵。而處於兩者文化之間的儺送走南闖北，受到了現代文化的薰染，雖仍保持著邊城人民的淳樸熱情，但身上的原始特性已有所消失。因而，在原始與現代的衝突之下，如同文化的必然對立，翠翠與儺送雖相互傾慕卻似乎總有些“不湊巧”的巧合在離間著他們之間的情感。
另一方面則是苗族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包括漢文化)的衝突。爺爺是土生土長的苗族人，在面對天保的求親時，想的是“照規矩”，“車是車路，馬是馬路，各有走法”，要求天保按照苗族傳統求婚;而中寨人有意與順順結親時，則是派鄉紳女兒與鄉紳太太親自前去檢視作為陪嫁的磨坊和儺送。爺爺式的傳統是典型的苗族文化，而中寨人的做法則代表了日漸滲透並取代苗族傳統文化的外族文化特徵，兩者的衝突其實也是一種精神文明的衝突，在兩者的對比下，翠翠與儺送的愛情悲劇意味更顯濃重。
1934年的中國社會正面臨著外來文化和現代文明的強烈衝擊，生活上的變化引發了思想上的激盪，沈先生對現實的思考也流露在《邊城》中。正如他所說， “我就永遠不習慣城裡人所習慣的道德的愉快、倫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氣，喜歡自由，讚美膽量大的，精力強的。”④他嚮往自由、健康、甚至帶有些許愚昧的人生形態，在文化衝突中選擇了傳統文化，並將這衝突表現在作品中，希望能夠進一步引發讀者對現實社會的注意與思索，期望能夠探索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
3、現代文明的入侵
我認為翠翠的愛情悲劇最為根本的原因是現代文明的入侵導致了邊城原始文明的剝離，“邊城”的逐漸消逝影響到了原有文明圈內的個人。
《邊城》開始部分描述邊城是“有秩序”的，人民“安分樂生”，“中國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遠不會為這邊城人民所感到”。然而，在小說結尾部分，作者又借經歷了整個變動的楊馬兵發出了“時代變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還消說!”的感慨。可見，現代物質文明、現代政治對這個地方的平凡人物的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現實因素不斷反映在小說中，“印花布”、“美孚燈罩”等工業文明成果的出現，儺送與中寨團總女兒的親事對儺送與翠翠的愛情的衝擊等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現代文明的入侵改變了中國社會，也改變了《邊城》中人們的命運，翠翠的愛情悲劇不過是眾多被改變的命運中的一點影子。在現代文明的入侵下，邊城所代表的原始、淳樸、安靜和平的傳統文明、以及那種有別於都市的完整、協調的獨立環境必然消失的命運是沈從文著重表現的，正如他在《〈邊城〉題記》中這樣說道：“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的人。”他企圖透過展現湘西民間社會與傳統文化之美，告誡讀者中國的生機在民間，中國的希望在民族傳統中，倡導人們向民族的輝煌歷史與傳統文化中尋找中國的出路。作者試圖透過對中華民族逝去歷史的追憶和對目前狀況的批判，引發人們對自身、對民族未來的思考，優美的愛情悲劇之後隱藏的是作者熾熱的愛國之心和深刻的文化關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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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立群，《沈從文論——中國現代文化的反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3] 沈從文，《沈從文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4] 金介甫[美]，《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5] 金介甫[美]，《沈從文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
[6]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我所認識的沈從文》，長沙：嶽麓書社，1986.
註解
① 汪曾祺.《又讀<邊城>》，見《汪曾祺文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
② 金介甫[美].《沈從文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
③ 沈從文.《<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劉洪濤.見《沈從文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④ 沈從文.《序跋集·<籬下集>題記》，見《沈從文文集》，第11卷.33頁.廣州：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