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主義與當代翻譯理論研究論文

後殖民主義與當代翻譯理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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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全球化時代的後殖民主義思潮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反映殖民主義統治下以文學形式反映第三世界生活的後殖民文學，進一步探究諸如語言問題、教育問題、民族文化與文學等問題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及文化視域下集中表達後殖民思潮的理論主旨等方面。本文擬以西方後殖民理論對當代文化翻譯批評理論中的影響，以期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建設給予批判性提問和參與性思考。在當代翻譯理論研究中，後殖民主義儼然成為一個無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視角，否則將導致翻譯過程中無法彰顯不同文化間不對稱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不僅如此，用後殖民主義理論重新翻譯文字，還會深入剖析其譯文與其文字背後蘊含的文化、宗教、地緣、政治之間存在的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翻譯過程中，也考慮在顛覆現存地緣政治權力體系，重構國際正義的政治框架中的積極而獨特的作用。

　　二、後殖民主義與當代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

　　其實，早在二戰後就產生了“後殖民”（post—colonial）一詞，用以代指那些獨立的（前）殖民國家。首先《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薩義德認為“orientalism”有三種含義，而漢語則是無法翻譯的。第一層是指傳統意義的學科名稱“東方學”；第二層是西方的東方主義的淵源；第三層是西方的東方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和話語習慣。後殖民主義以西方文化為中心，從特定的特權視角審視這個世界，關注文字的文化轉向，促使文化翻譯應運而生。薩義德認為儘管產生衝突和矛盾，但是不能脫離後殖民主義的後現代語境。然而，應該看到一直以來，語言學的對等論束縛了翻譯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翻譯比語言學翻譯更具現實的進步性。1972年，美國翻譯學者霍姆斯（James Holmes）首次公開發表題為《翻譯學的名與實》的論文，把“Translation Studies”作為學科名稱，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至此，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成立。此後，翻譯學蓬勃發展，並且在中西方豐富的理論源泉之中派生出諸多支派，其中便有以“後殖民翻譯研究”為研究物件的文化研究派。後殖民翻譯研究主要是由後殖民研究、翻譯理論研究，同時結合諸多學科最終結合而成。

　　1978年，薩義德（Edward W.Said）出版《東方主義》，後殖民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形成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後殖民主義，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它著眼於宗主國和前殖民地之間的話語關係，涉及範疇的廣度和深度，且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延伸，最終影響現當代文化批評的`轉向。從一定意義上可以這麼說，自有殖民行為以來，人類歷史就有關於殖民主義的批評，人類反殖民主義的思想歷史悠久，薩義德在《後殖民與帝國主義》一書的第三章中梳理了歷史上的反殖思想家。二戰後，多數殖民國家在歷經長期的戰爭洗禮後，獲得了主權的獨立，但他們隨後發現並沒有真正意義上擺脫殖民統治。西方國家，尤其是前殖民國家採取種種方式，透過諸如宗教文化等方式繼續對這些獨立後的國家進行殖民統治，這段時期被稱之為“新殖民主義”。

　　新殖民主義主要關注的是獨立後的國家的殖民控制問題，後殖民主義是新殖民主義的新階段。薩義德的後殖民主義側重關注文化，關注知識範疇內的討論，薩義德是後殖民的開創者，他著重關注後殖民主義與深入探尋文化的深層次結構性特徵，繼雷蒙德·威廉斯之後，伯明翰學派採用其他學科視角，探尋後殖民主義中文化的各個方面，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批評局面。羅伯特·楊（Robert Young）贊同伊格爾頓的說法，一門學科需從對開創者的理論批評入手，研究後殖民主義必須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批評入手。基於後來不斷對文字解讀及其思想的研究，壯大後殖民主義批評。傳統翻譯理論認為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面對文字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把文字表現出來，事實上人任何表現都是根植於語言、文化和制度的語境。在福柯看來，知識與權利是密不可分的，也就不存在純粹且客觀的表現。薩義德認為，雖然西方對於東方的表現是一直行走於東方主義的話語軌道上，但自古希臘時代到當代，幾乎無人能擺脫東方主義思想的約束，即使像馬克思這樣堅定地從東方立場出發，嚴厲地批判西方的西方學者也是如此。

　　後殖民主義翻譯學派自誕生之日起就勢不可擋，現如今傳統譯學無法忽視它帶來的衝擊和震撼，同時全新的視角和不同的文字內涵都能幫助譯者更深層次地挖掘兩種不同文化的內質，絕大多數的翻譯學者們都迫不及待、毫不猶豫地投入後殖民理論的懷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受後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翻譯理論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即從語言格式的對等轉向文化內涵的體現。這主要是由於“歐洲中心論”已經內化在譯者的意識中，譯者往往把自己的闡釋結構嫁接到殖民地環境中，將殖民者的文化投射到異己文化中，用本土文化意象對他者進行書寫。譯者透過翻譯文字，不僅實現對兩種語言的互通，更注重源語中蘊含的文化意涵，並透過合適的譯語表達出來。此時，譯者不僅具備雙語的身份，還具備兩種語言的文化，既是語言的翻譯，又是文化的翻譯。後殖民的文學，首先要認真解讀的是薩義德關於英美文學經典所進行的後殖民式解讀。薩義德在著作中，即《東方主義》和《文化與帝國主義》中重新解讀了西方文學經典，在後殖民主義的語境下開啟全新的視角對經典文字進行深入剖析，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場“重讀經典文字”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因為薩義德在文字解讀中引入了後殖民主義概念，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英美文學研究。簡單地說，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中運用的解讀經典文字的方法是在東方主義批評的視域下，將文學研究擴充套件至歷史維度和文化維度，從而使得單純的文字解讀衍生為多層次多角度多學科的文化批評。翻譯的過程不僅研究簡單的語言轉換，更應成為對文化構成中諸因素研究的過程。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其演變、使用和表達方式必然受到所處文化環境的影響和制約。瑪麗·霍恩比突破了固有的翻譯定義，認為翻譯僅僅涵蓋於發生在兩種語言間的活動，把翻譯看做是兩種文化間的互動，不具備自身的特質。蘇珊·巴斯內特追溯了文化研究與翻譯研究並行發展的歷史，認為兩者均經歷了文化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三個階段，同時進一步指出應將翻譯的重心從語言層面轉到文化層面，並逐漸形成強調翻譯的本質並不是為了語言的互通，而是注重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是“文化翻譯”的“翻譯文化轉向”。

　　引入後殖民主義的文字翻譯的效果，以期提高文化翻譯的水平，增強譯者的責任感和創造力。漢斯·費米爾認為翻譯主要體現文化遷移，強烈反對把翻譯看做是純粹的語言活動。在漢斯·費米爾看來，進行翻譯活動的時候，譯者首先應具備雙重文化背景（甚至可以更多），因為翻譯的成功與否首先取決於對於原語和譯語的把握，然後才把語言看做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時，要修正傳統的翻譯原則和翻譯原理，首先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翻譯不是靜態的活動，而是一種不斷變化著的動態行為，是一種在時代背景影響下的跨文化交流行為。採用後殖民主義理論視角翻譯文字，能夠實現對文化的翻譯。建構後殖民主義視角中的文化翻譯的間質空間，能夠實現翻譯不夾雜其他色彩的、純粹的文字。後殖民主義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改變了在語言學範疇內研究翻譯的傳統觀念，把翻譯放在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正如薩義德所指出：西方與東方之間存在一種權力關係、支配關係、霸權關係，之所以說東方被東方化了，不僅僅因為它是被十九世紀的歐洲大眾，以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方式下意識地認定為東方的，也就是被歐化的東方。所以我們（尤其是東方的作者或者譯者）必須注意，不能馴服自我、屈服民族靈魂和民族文化進行寫作或翻譯，這並不是為了自我本身的文化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或是接受，也許表面上看的確如此，但實際上這是一種為了東方化的行為，使得本身對東方存在不良企圖的西方可以使之成為一種想當然的理解。

　　三、結語

　　將後殖民的文化翻譯理論運用於文字翻譯的過程，形成一種適應當前翻譯的理論構想。對源語文字進行釋讀，首先關注的是語音層次，這是文字最基本的層次，是文字賴以存在的基礎。把後殖民寫作和後殖民翻譯研究聯絡起來，能夠拓寬各自的研究視野，增強對後殖民寫作和後殖民翻譯研究的認識。語音層次為文字的其他三個層次提供物質基礎，尤其是語義層次。語境中的世界――由人物和事件構成的特定的有機的世界，世界則是基於不同語言中的文化背景下而呈現豐富多彩的局面。用語言書寫自身民族文化及其歷史，是身份認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如何把握且較準確地翻譯文字，其重要途徑之一是藉助後殖民主義批判理論。借鑑國內外翻譯理論，嘗試從後殖民主義的角度，給現有的文化翻譯註入新的活力，以期促進翻譯理論的發展，為更好地進行文字翻譯工作提供新的角度。後殖民主義理論是集多語境多學科於一體的批評理論，由於人們對自我中心主義危害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同時也開始消除原本擔心後殖民主義視域下的不同語言的隔閡，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認識到雜合化作為文化和翻譯策略的優越性，如何才能更好地為翻譯學的發展作出貢獻值得中國翻譯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