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尼采悲劇理論研究《達洛維夫人》的特徵分析論文
從尼采悲劇理論研究《達洛維夫人》的特徵分析論文
《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發表於1925年，是英國著名意識流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代表作，描述了達洛維夫人和賽普蒂默斯一天的活動和想法。主人公克萊麗莎·達洛維，也就是達洛維夫人，是一位上層社會的家庭主婦，丈夫是國會議員。年輕時，她與有詩人氣質的青年彼得相愛，但再三權衡之後，她捨棄了心思單純、敢於幻想而卻不諳世事的彼得，選擇了平庸務實卻在仕途上有發展前景的達洛維做丈夫。和達洛維夫人所代表的“正常”和“生”相對應，賽普蒂默斯是“瘋狂”和“死”的代表。賽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是一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復原的退伍軍人，曾經為了浪漫的理想參加戰爭，卻在戰爭中患上精神疾病。由於沒有得到正確的治療和理解，賽普蒂默斯選擇了自殺。當這個訊息由威廉爵士帶到達洛維夫人的舞會上時，她覺得自己也像在精神上死亡了。[1]
這部小說以其獨特並且精湛的意識流手法在問世以來深受讀者和評論界的推崇。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其心理現實主義和人物中心理論的指導下，巧妙地運用了時空濛太奇、間接心理獨白等手法，遊刃有餘地將意識流小說創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但是，從尼采的悲劇理論角度重讀《達洛維夫人》，能夠挖掘這部作品更多的內涵和價值。
一.悲劇的本質：日神和酒神
尼采的悲劇理論認為，酒神和日神這兩種人類藝術衝動的鬥爭結盟，是悲劇的本質所在。這就是日神和酒神兩種力量：前者是夢境世界，它創造個體，是對人生痛苦的解脫；後者是迷醉現實，它消滅個體，是對大自然神秘統一性的感知。受它們的支配，每個藝術家要麼是日神式的夢境藝術家，要麼是酒神式的迷醉藝術家，而集二者之大成者，則是達到藝術最高境界的悲劇藝術家。他認為悲劇的實質是人性之中的兩種精神——狄奧尼索斯（酒神）精神和阿波羅（日神）精神的對立和衝突。日神精神是趨向幻覺之迫力，酒神精神是趨向放縱之迫力。悲劇是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共同孕育下產生的，它的本質是非理性的，它的作用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形而上學的慰藉。[2]
在《達洛維夫人》中，女主人公克萊麗莎代表著日神的力量。尼采的日神精神是借用日神來象徵追求世界和人生的.美麗外觀的精神本能。日神精神就是要創造一個光明燦爛的夢幻世界的衝動。它的目的是要給人們到來安寧平衡和諧的精神狀態，達到對個體生命的肯定。在日神所營造的夢境中，人們可以暫時忘卻現實世界的苦難，隨心所欲的編制美麗的幻景，為自身創造遠離現實苦難的美妙境界。因此，日神精神的核心是：使人沉浸在夢幻般的審美狀態之中，從而忘卻人生的悲劇性本質。[3]她一方面還保留著年輕時代的文藝青年的幻想，思念著那個少女時代的自己；另一方面又滿足於自己富足、榮耀的上流名媛生活。這樣的生活讓她不計較跟自己志趣並不相投的丈夫，誤認為上流社會的舞會上大家的虛情假意是人之常情，也忘記了自己的女兒也跟自己並不親近。但是，克萊麗莎要活著，要得體地塑造著議員夫人的形象。日神精神創造出來的是虛假的想象的夢境，虛假的東西是不能解釋生命終極意義的問題的。
在人類的求知慾望的引導下，人們渴望擺脫虛幻的世界，把握世界的本質。於是，人們從虛幻的夢境中甦醒過來，進入到另一種狀態，尼采稱這種狀態為迷狂狀態。這就是《達洛維夫人》賽普蒂默斯中代表的酒神力量。酒神精神是人在面對痛苦時所採取的一種超越姿態。生命是悲劇性的，那活著還有什麼快樂與意義呢。人在現實世界中被許許多多的俗事所累，只有在狂飲後的迷狂狀態下才能稍獲解脫，這是人們可以選擇的一種解脫方式。在迷狂狀態下，個體的一切束縛都得以解除，從而在心靈深處領略到與世界本體相融合的滿足。酒神精神是一種情緒高度亢奮的精神狀態，是一種特殊的肯定人生的態度，而且是與理性主義相對立的。生命是悲劇性的，酒身精神帶領人們探索生命本原這悲劇性的東西，酒神精神是悲劇的本原。賽普蒂默斯在戰爭中失去了人生的信念，失去了摯愛的戰友，這使他永遠無法回到正常的生活。於是他放縱自己的瘋狂狀態，沉浸在自己的幻象中不能自拔。他在現實中無法找到生活的意義，無法擺脫對戰友的思戀，只能採取非理性的態度。因此，賽普蒂默斯與妻子也生活在兩個完全隔絕的世界裡。人們都認為他只要從自己封閉的精神世界中走出來，採取行動就意味著“康復”的希望。但他選擇停滯，他只願意呆在過去的生活和理想中，唯一與他人的聯絡，就是他與死去的戰友埃文斯的靈魂之間的對話。這正是迷醉的酒神精神，是尼采學說中悲劇的精髓。賽普蒂默斯終於透過自殺找到了精神的出路，擺脫了自以為是的醫生和無法排解的不融合，這也是他唯一可以選擇的解脫方式。
二.悲劇快感和悲劇英雄
尼采認為，悲劇快感是一種在酒神精神激勵下產生的生命力擴張的狂喜，它源於生命個體毀滅的恐懼，但又超越了恐懼。的確，悲劇英雄在各個方面都超出常人，但英雄作為生命的個體他們終究逃脫不了被毀滅的命運。觀眾與悲劇英雄同呼吸共命運，超越了現象只能感受到生生不息的強力意志（生命意志），擺脫了自身的個體化世界，在悲劇中找到了一種形而上的慰藉，獲得了寶貴的悲劇快感。[4]
死亡意識是人類特有的自我意識，史密斯以他的自由意志選擇了死亡，在他這種為價值感而獻身的行為中，體現了悲劇英雄精神。克拉麗莎也透過對死亡問題的沉思，將精神主體的情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克拉麗莎能夠在死亡的自覺意識中掙脫一切束縛，保持人格的獨立與尊嚴，也唯其如此，她才能找回被日常生活背後的現實，找回失落在社會中的自我。但是，她沒有勇氣在現實中選擇死亡。但是實際上，她已經在精神上死亡了，所以，她也是一個悲劇英雄。賽普蒂默斯曾是一個有高尚理想的人，但理想越高，破滅後其失望就越深。他的罪孽感從自我擴充套件到世界，釀成他對人世普遍罪惡的一種憤世嫉俗態度。令人窒息的社會體制使得精神上已經傷痕累累的賽普蒂默斯更加不堪承受，尤其是當他發現他戰鬥了四年要加以保衛的竟然是這樣的社會體制。賽普蒂默斯常常會產生幻覺。在賽普蒂默斯的潛意識裡，他已經無法逃離這種強權體制。戰爭後遺症和體制迫害一步步把賽普蒂默斯推向死神。他的痛苦和失常源自於他內心深處對於生命真理的執著，源自於他的信念與這個世界的尖銳對立。他熱愛自然，熱愛和諧，熱愛美。賽普蒂默斯於半瘋半醒中頓悟了，生命的意義在於“普遍的愛”，而這“愛”的真諦就是同情、溝通和理解。他用自殺表示了對這個無愛的世界的抗議。[5]在賽普蒂默斯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可悲而可敬的悲劇英雄形象。他做到了達洛維夫人做不到的事，做了很多現代人做不到的事。在他得到解脫的同時，他對於社會體制和不平的現實做出了他的反抗，也用自己高尚和愛給了讀者悲劇的快感。
三.結語
從尼采的悲劇理論看來，《達洛維夫人》是一曲現代社會的悲歌。無論是女主人公克萊麗莎還是男主角賽普蒂默斯，都是這個悲劇中英雄。在他們與命運、社會和自己的鬥爭中，既體現了悲劇精神，也給讀者帶來了悲劇快感。用尼采的悲劇理論為出發點重讀《達洛維夫人》，不僅能進一步挖掘這部作品的價值，也能讓讀者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選擇，以便淨化自己的心靈。
參考文獻：
[1]孫梁 蘇美譯，弗吉尼亞·伍爾夫《達羅威夫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
[2]周國平譯，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北京：三聯書店 1981：108.
[3]程孟輝，西方悲劇學說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09.4：290-291.
[4]程孟輝，西方悲劇學說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09.4：308-309.
[5]蔡斌，從賽普蒂默斯看伍爾夫的主觀真實論和人物中心論.[J]南京郵電學院學報，2002 （4）：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