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緣起論文

論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緣起論文

　　自20世紀60年代起，解構主義在美國逐步興起並演進為一場廣泛影響法律、藝術、政治、宗教等各個領域的思想文化運動。為清晰認識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性質與影響，有必要首先釐清這一運動的緣起。研究表明，美國解構主義運動是在當時美國社會思潮莫衷一是的困局下，因歐美兩地學界外推、內引的合力作用而應運誕生。

　　一、解構主義思潮在歐洲的蓬勃發展為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發韌奠定了思想基礎，而雅克.德里達等先鋒人物向美國學界所作的理論推介則是促使美國解構主義運動興起的重要外推力。

　　解構主義的思想萌芽最早見於哲學領域，是在傳統的形而上學的思潮下對結構主義的自我懷疑和否定。早在1927年，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就在其《存在與時間》一書中以“毀壞”( Destruc-tion)的概念，對西方傳統哲學發出質疑之聲。時至1967年，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又一口氣推出三部力作，矛頭直指結構主義的邏各斯霸權，批判它對人類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全面禁錮，為解構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德里達此後相繼推出的《散播》(1972)、《哲學的邊緣》(1982)等一系列作品，也都是頗具分量的解構主義名篇，不僅為其本人贏得了“解構主義之父”的美譽，也使得解構主義遠播歐洲，被世界各地的女權主義運動等引為理論武器，逐漸成為後現代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核心。

　　就在德里達發表三大力作的翌年5月，一場發生在法國的學生運動也為歐洲解構主義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最直接的契機。然而，結構主義者們在此次學潮中冷漠與退縮的表現，卻激起了大學生們的極度不滿與失望。大學生們對傳統理論發起的挑戰，同德裡達等思想家們批判傳統的聲音同氣相求，共同推動了結構主義的逐漸沒落以及一種以顛覆傳統觀念為特徵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脫穎而出。

　　這種新思潮不僅對其後的歐洲社會文化思想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也吸引了大洋彼岸美國學者們的關注目光。德里達等先鋒人物向美國學界所作的解構主義思想推介則是促使美國解構主義運動興起的重要外在推力。

　　德里達憑藉他的解構主義理論徹底打破了邏各斯中心主義思想，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打開了傳統文化和文學的死角，不僅開闢了歐美哲學思想的一個新時代，而且也開啟了歐美文學批評的新紀元。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國思想史上，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後現代主義元素在美國諸多文化領域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唯其如此，法國《費加羅報》才將德里達讚譽為“讓美國人愛上哲學的人”。

　　二、20世紀60一80年代美國社會思想文化所遭遇的新批評主義困境為解構主義在美國安家落戶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有利環境

　　對於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發韌，來自歐洲的思想啟迪和理論推介雖然功不可沒，但終究不過是外在因素，而美國本土學者們對新批評思想的全面批判、對新思想的努力探索以及對歐洲學說的主動汲取才是解構主義運動得以在美國興起的內在動因，它們為源自歐洲的解構主義思想在美國安家落戶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環境和發展契機。美國解構主義代表人物J. 希利斯.米勒便曾清楚地看到，解構主義在美國的發展乃是在“本土的恆久不變的心態基礎上開始的”。

　　當解構主義在歐洲方興未艾的時代，美國思想界正處在新批評理論的主導之下。特別是自20世紀40年代，隨著南方新批評領跑者C·布魯克斯和R·P·沃倫入職耶魯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新批評也“昂首挺胸一舉北進，佔領了學術重鎮耶魯。直至上世紀60年代解構主義運動在美國逐漸萌生，方使其被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新批評主義誕生時就帶來的先天缺陷導致它在自己形成的縫隙中無可避免的衰落下去”，也正是美國國內批判新批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訴求催生了以“耶魯學派”為核心、以顛覆性為基質的美國解構主義運動。曾有評論家指出，新批評“死時卻也像慈父一樣威嚴”。雖然將新批評視為美國解構之父的觀點多有不妥，但也無法否認，新批評之死與解構主義的誕生之間的確有著某種不同尋常的歷史淵源和替代關係。

　　隨著新批評在美國的盛行，它在思維方法上的漏洞也日漸暴露，致使美國學界急於為梳理思想頭緒、解釋社會現象找到新的理論依據。美國解構主義運動先驅保羅·德曼曾經如此批判新批評的理論弊端:“當新批評在美國開始不斷走向精確化，它自己本身就會發現作品不只是只有一個單一的`意義，它們之間可能是相互獨立或者互相關聯。因此新批評將我們帶入了一個充滿反諷和意義斷裂的世界。五十年代，新批評本身的發展停滯了，成了強弩之末，它的統治地位這才被其他批評派別所顛覆。”正如中國學者胡燕春所言，“德里達的理論之所以在美國較之在歐洲得到了更為迅速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得益於新批評所倡導的文字理論與細讀策略為之提供的接受土壤。”

　　三、以保羅·德曼為首的“耶魯學派”對歐洲解構主義的積極引入為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興起和本土化培育了理想的學術土壤

　　雖然學界在“耶魯學派”是否可稱其為“學派”的問題上尚有爭議，但是當年耶魯學者們在為美國引入解構主義方面所做的貢獻則早己毋庸置疑:“我們應該承認耶魯學派的實踐奠定了解構主義的‘前期’活動。”

　　“耶魯學派”堪稱掀起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先鋒，正是這一學派為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興起和本土化培育了理想的學術土壤。他們不但對新批評的理論弊端發起挑戰，還積極將歐洲解構主義理論引介到美國。他們在與德里達等歐洲解構主義學者展開的一系列長久合作中，鍥而不捨地推進著解構主義在美國的本土化程序。史實證明，德里達之所以能在1965年登上耶魯的講壇，首次將其解構主義主張傳播到美國學術殿堂，並於其後的20多年間逐漸將其學術影響滲透到美國各個大學的校園，皆得益於這些“耶魯解構家們”的努力促成。在當時的美國，“耶魯學派”堪稱“改變哲學時尚的校園之花”。

　　綜上所述，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興起有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思想文化背景。它的興起不僅體現了當時美國本土對突破新批評困局和追求新啟蒙理論的渴望，同時也表明了歐美兩地在探討和傳播新思想中的積極合作精神。如前所述，解構主義思潮在歐洲的蓬勃發展以及雅克.德里達等先鋒人物向美國學界所作的解構主義思想推介是美國解構主義運動興起的外在動力;20世紀60一80年代美國社會思想文化所遭遇的新批評主義困境則為解構主義在美國安家落戶提供了內在契機;而以保羅·德曼為首的耶魯學派的形成及其對歐洲解構主義思想的積極引入，又為美國解構主義運動的興起和本土化培育了理想的學術土壤和社會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