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商客戶關係與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研究論文
供應商客戶關係與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研究論文
近年來，關係型投資在轉軌經濟國家中的重要性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Fan，2007；王少飛等，2010）。供應商作為企業重要的利益相關者，要想與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伙伴關係，獲取“關係租金”並維持競爭優勢的關鍵是進行專有型投資。但是，根據Coase（1937）交易成本理論，由於資訊不對稱和環境不確定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自利的交易各方有動機進行機會主義行為。資產的專用程度越高，投資方越會被“緊捆”在特定交易中而受到被投資方的“要挾”，即我們所說的套牢問題（Hold-up），因此這會抑制供應商對客戶企業的關係型投資，使得專有型資產不能夠達到理想的水平，雙方經濟利益都會受到損失。管理層盈餘預測是資本市場重要的資訊來源，相對於財務報告等歷史資訊，它可以向相關各方提供前瞻性資訊，是預測性資訊中最富有資訊含量的（操巍，2016）。那麼，為了顯示公司未來較好的經營績效和較高的聲譽，來引導供應商進行更多的關係型投資，客戶企業是否會傾向於釋出精確度更高的管理層盈餘預測。基於上述問題，本文實證檢驗了供應商集中度對客戶企業管理層盈餘預測披露精確度的影響。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
供應商與客戶之間的資訊透明度越高，越有利於資訊共享、協同營銷、提高營運資本的管理效率（Kinney and Wempe，2002）。但是，供應商與客戶之間普遍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由於資訊不對稱，供應商在對客戶企業進行專有型投資時，很難判斷企業何時會違約，擔心企業事後的機會主義行為會使自己遭受經濟損失（Chen，Kai.2015）。這種風險使得供應商不會輕易對客戶企業進行事前的專有型投資或者尋求保護措施。所以，客戶企業有動機提高其自身的會計資訊披露質量來緩解資訊不對稱，增加供應商的關係型投資。徐虹等（2014）的研究表明，企業披露的高質量內部控制資訊能夠有效地約束機會主義行為、增強資訊的可信度、降低交易風險。Leung（2012）發現，隨著企業與供應商之間關係型交易的增加，其越傾向於自願披露更具前瞻性的會計資訊。
與財務報告等歷史資訊相比，管理層盈餘預測能夠提供增量資訊，增強資訊的決策有用性。對於供應商來說，盈餘預測的披露可以幫助供應商更好評估專用性資產的投資風險、降低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並減小其對客戶公司可能違背合同或破產的看法。隨著供應商集中度的提高，一方面大供應商議價能力會隨之增強，他們也就越有能力要求企業披露更高質量的會計資訊，從而提高契約執行的有效性。Hui et al.（2012）發現，當供應商具有較高的議價水平時，其越有能力要求客戶提供更為穩健的會計資訊。另一方面損失大供應商會產生鉅額的轉換成本，為了降低自己被當成劣幣驅逐的風險，公司傾向於釋出精確度更高的盈餘預測，以提供高質量的會計資訊。並且，盈餘預測精確度越高，資訊透明度越好，越有利於公司聲譽或品牌的建立，從而也會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減小對大供應商的依賴程度。基於上述分析，提出假設1：
H1：供應商集中度越高，客戶企業管理層釋出盈餘預測的精確度越高。
（二）供應商集中度、法制環境與企業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
Bergman 和 Nicolaievsky （2007）認為各國法律制度的特點體現在交易雙方對合同的執行力水平上。與法律制度相對完善的國家相比，在法制水平較低的國家，合同雙方均具有較弱的契約執行力。在弱合同執行力國家，供應商由於擔心產生過高的違約成本而不願意進行事前的關係專用性投資（Nunn，2007）。結合我國的宏觀背景進行分析，我國區域間法制環境的發展存在不平衡的現象。相較於法制環境較好的區域，在法制環境薄弱的區域，法律保護的欠缺降低了企業對法律這一正式制度的信任感，導致企業在選擇供應商或者客戶時通常優先考慮本地區的合作物件，在自己的“關係網路”內與少數公司形成高強度的關係專用性投資以減少交易成本、降低經營風險。因此，地區的法制環境越差，客戶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係越緊密，對關係型投資的依賴性也就越強，從而為了緩解主要供應商對事後套牢問題的擔心，客戶企業更有動機提高會計資訊的披露質量，即管理層越傾向於釋出形式更為精確的盈餘預測，以向供應商傳遞更為精確的預測資訊，展現良好的企業形象和聲譽，引導供應商從事最佳的關係型投資。基於上述分析，提出假設2：
H2：其他條件相同時，企業所處地區的法制環境越差，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的正相關關係越強。
研究設計
樣本選擇與資料來源。本文選取2011-2015年A股製造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研究。關於供應商集中度的資料以上市公司年報中披露的“向前五大供應商採購比例”來度量，經手工收集得到。盈餘預測的原始資料來自Wind資料庫，盈餘預測精確度的資料為手工計算得到，其他財務資料來自CSMAR資料庫。本文選用年報盈餘預測為研究樣本，剔除掉ST公司和其他財務資料缺失的樣本，最終確定supplier的有效觀測值為3218。為了消除異常值影響，對連續性變數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縮尾處理。
變數定義。一是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Accuracy）。結合我國上市公司資訊披露的相關規定，將管理層盈餘預測的具體形式分為以下四類：點預測，即精確度最高的預測形式，關於未來的盈利情況，管理層給出了精確的數值；區間預測，管理層披露的盈餘預測在一個有上下邊界的範圍內；上下限預測，管理層只給出未來盈餘的上限或者下限；定性預測，管理層對未來的業績只進行了定性的文字描述，沒有提供具體數值。設定Accuracy為有序離散變數，根據盈餘預測精確程度依次取值，點預測取3，區間預測取2，上下限預測取1，定性預測取0。二是供應商集中度（supplier）。供應商集中度supplier以上市公司年報資訊中披露的“向前五大供應商合計採購金額佔年度採購總額的.比例”來衡量。三是控制變數。控制變數的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
模型構建。為了檢驗上文中提出的假設，本文構建如下的ologit迴歸模型：
實證結果分析
描述性統計。本文模型中各相關研究變數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多元迴歸分析。第一，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表3列示了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的ologit迴歸結果。供應商集中度supplier的迴歸係數為0.612，在1%水平上與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顯著正相關，假設H1得到了驗證。第二，供應商集中度，法制環境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表4列示了在不同法制環境下，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的ologit迴歸結果。在法制環境較差組，supplier的迴歸係數為0.804，在5%的水平上與管理層盈餘預測精確度顯著正相關；在法制環境較好組，supplier與Accuracy的係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與法制環境較好地區相比，在法制環境較差地區，客戶企業對主要供應商的依賴性更強，更傾向於釋出精確度較高的盈餘預測以引導供應商進行更多的關係型投資，維持與供應商的長期穩定關係，假設H2得到驗證。
結論
本文基於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的發展背景，從客戶企業與供應商之間形成的關係型投資為出發點，探討了主要供應商的存在對客戶企業預測性資訊披露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供應商集中度越高，客戶企業管理層釋出盈餘預測的精確度越高。同時，在法制環境較差的地區，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企業管理層釋出盈餘預測精確度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更強。並且進行穩健性測試後，上述結論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結果有助於理解經濟轉軌中客戶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係型投資是如何影響企業會計資訊披露質量的，以期對進一步完善我國公司業績預告制度、提高管理層盈餘預測資訊的披露質量提供政策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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