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斷想論文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斷想論文
“散文”何謂
在中國古代文化語境中，作為一種文體，“散文”的內涵和外延一直相當模糊。在《中國散文通史總序》中，我曾經對“散文何謂”這一問題做過簡要分析，最近又有更多的思考，想再做一些補充。
首先，以韻律作分類標準，“散文”可以與“韻文”相對稱。古人曾經在“韻”“散”區別的意義上，界說“詩”與“文”兩種文體，有時稱為“韻語”和“散語”;有時稱為“詩律”與“散文”;有時則分辨押韻與不押韻，將不押韻的文字稱為“散文”。但是，在中國古人的文體辨析中，是否有韻律，並不足以區分“詩”與“文”，我們既不能說散文是非韻文，也不能說非韻文即散文。
其次，以語體作為分類標準，“散文”可以與“駢文”相對稱，排比儷偶為“駢文”，散行直言為“散文”。“散文”與“駢文”相對稱的文體意義，到南宋時開始逐漸確立，並大量使用。如呂祖謙認為：“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他說的“四六”即指駢文。但是，奇偶相生、駢散相雜，原本就是漢語文章的特點。因此在歷*寫作實踐中，駢散之分，從來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駢文容有散行之氣，散文也不乏駢偶之語。周必大早就認識到：“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辭，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統稱散體文與駢體文，甚至統稱賦，並從學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認為古典散文的研究應該包括駢文和賦在內。
第三，以典籍目錄作為分類標準，“散文”隸屬集部典籍，經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屬於“散文”。南朝梁蕭統編纂《文選》，基本上採取了這一選文標準。但是誰也無法否認，經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著大量的散文(或稱“古文”)。經籍如《尚書》《春秋左氏傳》，後人稱為“史傳散文”;《論語》《孟子》，後人稱為“諸子散文”;即便《禮記》中的諸多篇章，也進入後人的“散文”視野。所以劉熙載說：“《六經》，文之範圍也。”在中國古代典籍文獻中，早就形成一個以經部為源頭與規範，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為大觀的“散文”世界。
第四，從中國文學源流變遷來看，對“散文”的認知原本涵容在對“文”的認知之中，而“文”的內涵與外延本身就一直包容廣泛，而且變動不居。從先秦至六朝所說的“文”，僅僅以“文字書寫”的意義論，大而言之可以指稱“文”(或稱“文章”“文辭”)與“學”(學術)，中而言之可以指稱詩、賦、奏、議、論、序等各種“文”(如《文心雕龍》《文選》所謂“文”)，小而言之可以指稱與“筆”相區別之“文”。從中唐開始，“詩”與“文”成為兩相對稱的“文類”，“文”才漸漸特指“散文”(包括“古文”與“駢文”)。中國古代“文”的內涵與外延的包容性與流動性，形成一種相當獨特的“泛文學”或“大文學”的體制與觀念，而最能鮮明地代表這種體制與觀念，並長期延續、至今不變的文學體裁，非散文莫屬。
因此從整體上看，中國古代散文歷時久遠，歧義紛呈，旁枝雜出，的確難以“正名”。“散文何謂”，這恐怕已經是，並且永遠是一個難以準確回答、也不必準確回答的問題。
當然，中國古代散文的體制、語體、體式無論多麼紛繁，多麼變動，就其內涵而言，應該有著一脈相承的審美物件和精神結構，借用蕭統《文選序》的概括，就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我覺得，這一概括，雖然模糊，卻也實用，不僅可以指稱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稱現當代的散文。至於“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動性、開放性、包容性的，因時不同，因體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體則無，大體須有”，這是文體的特質，其實也是“文學”的特質。
因此，從漢語文章的實際出發，“中國古代散文”不能僅限於那些抒情寫景的所謂“文學散文”，“而是要將政論、史論、傳記、墓誌以及各體論說雜文統統包羅在內，不僅如此，而且連那駢文辭賦也都包括在內”(郭預衡《中國散文史·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而且不能僅限於集部之文，還應包容經部、史部、子部之文。這種廣義的“散文”觀念，超越了20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散文”的內涵與外延的紛繁歧異的辨析，更為符合中國古代文學的實際面貌。
“研究”何為
當然，無論“散文”概念如何變動、寬泛、靈活，無論“散文”有著什麼樣的文化屬性，“散文研究”還是有著明確的學科歸屬，學術界大都約定俗成地將它劃歸文學研究範圍。
我曾經指出，中國古代的文學研究大致包括三個相互聯絡而又各自獨立的結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中國古代對文學的資料整理與考訂，第二個層次是中國古代對文學現象的記述和評論，第三個層次是中國古代對文學規律的探索和總結。
在這樣的“文學研究”結構中，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表現出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由於散文較之詩歌，具有更為鮮明的“實用性”特徵，在古代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發揮廣泛而巨大的實用功能，所以大量散文專集、別集、選集、總集、評點盛行於世，上自文人學士，下至書生塾師，透過編選箋釋、教育講授，促進了散文研究的普遍化;二是從“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出發，重視散文史料的蒐集與編撰，從作家傳記、作品評論到目錄編制、資料彙編，形成了一個龐大豐富的散文研究資料寶庫，為散文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三是受中國傳統的隨意性、領悟性的思維方式所制約，散文研究大多采用隨筆式、雜感式的研究方法，散文研究成果多為隨思、隨感、隨錄的札記體文章，散見於文人的交談、書信、序跋、筆記、雜論等形式之中，有的甚至隱含於文人的哲學、史學、子學著作之中;四是散文研究特別注重文字內涵的豐富性，注重文字與社會生活、學術思想、文化習俗的密切聯絡，散文經典在不斷的闡釋中被賦予生命，成為文學、文化、思想的重要載體和重要呈現，從而構建了宏闊的散文研究格局;五是由於散文具有實用性的“書寫”功能，古代對散文體式(或表達方式)的研究數量龐大，內容豐富，論析細緻，包括文體、篇體、語體、修辭、體貌等“散文寫作學”的認知，足以構成中國古代“文章學”的完整體系。
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觀念和研究格局是相當宏通，也相當開闊的。但是，20世紀以來，由於受到西方文學觀念和現代文化思想的影響，傳統的散文研究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學術界普遍倡導進行散文批評史與散文理論史的建構。但是，由於在根本上中國古代並無西方意義上的純文學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純粹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散文批評史與散文理論史研究無論何等細緻深入，也難免與中國文化傳統及散文史風貌方枘圓鑿。這種主動地將豐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研究狹隘化的學術視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拓展與深入，一方面切斷了與中國古代豐富文學世界的聯絡，另一方面中斷了與傳統學術文化思想的對話，從而導致散文研究長期以來一直陷入難以形成自身獨立的價值體系、學術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尷尬局面。
因此我認為，今天重提我們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中獨創的“研究史”概念，不僅大有必要，而且適當其時。這一“研究史”概念，以其開放性和寬泛性的結構，更切合中國的“大文學”、“泛文學”觀念，有助於打破以往用西方文學觀念和文學理論來框範中國古代文學現象的陳規陋習，全面而深入地審視中國古代的文學研究成果，透視文學研究與經學、史學、子學以及文獻學研究結下的密不可分的因緣關係，從而給中國古代的文學研究做出更為準確的定位和生動的描述。就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而言，這種宏通而開闊的“研究”概念，顯然更為切合文體形式龐雜多變、文化含量豐厚深邃的散文文體，也更為切合包羅永珍、種類豐富的散文研究文獻。
“文獻”為何
從先秦至清末，散文的基本文獻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散文文字文獻，包括歷代書寫的散文篇章、專集、別集、選集、總集等;二是散文研究文獻，即歷代研究散文的成果，既包括校勘、標點、註釋、考證、編纂、輯佚、編目、典藏、檢索、翻譯等文獻整理的成果，也包括批評、鑑賞、技巧探討、理論思考等文獻闡釋的成果。
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散文文字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成績極其顯著，歷代散文專集、別集、選集、總集的整理成果蔚為壯觀，散文史研究專著層出不窮，各種斷代研究、專題研究、作家研究也已形成規模效應。
相形之下，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現狀卻不容樂觀。最可稱道的.是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收錄宋以來至民國時期(1916年)的文評專書及別集中成卷的文章評論部分，以論古文者為主，兼及部分論評駢文、時文者，共計143種，627萬字。該書是系統整理“文話”的開山之作，卷帙浩繁，編撰精當，可與《歷代詩話》《詞話叢編》鼎足而三，堪稱迄今為止散文批評文獻的代表性總集，沾溉學林，厥功甚偉。當然，《歷代文話》在所確定的收錄範圍中，尚未能“涸澤而漁”，其後餘祖坤編撰《歷代文話續編》三冊，便補充其未收錄的明清和民國時期文話27種。而且限於編選原則，《歷代文話》亦有其不足之處，如只收成書，不收散見材料;只收宋以後，未及宋以前。所以吳小如在充分肯定《歷代文話》的編纂實績後，不無遺憾地指出：“自南北朝以迄唐五代，具文章學評論之內容而未成專著者，實連篇累牘不勝列舉。即以兩宋曆元明清乃至於‘五四’前後而言，凡散見於書牘、序跋、隨筆、小品中涉及文章學或文評文論之文字，誠如天上之繁星、地面之淵海……倘不加以蒐羅輯錄，則將永如恆河之散沙，未採之巨礦。”
的確，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發端於先秦，延續至清末，奉獻出極為豐富的成果，累積成汗牛充棟的典籍文獻。這些豐富的散文研究文獻，固然以集部文獻為主，但是卻決不僅僅限於集部文獻，舉凡經部、史部、子部文獻中，也都包含著眾多與散文研究相關的資料;固然有略成系統的文評專書，但是潛藏在各種典籍文獻中的散文研究資料，更如散金碎玉，難以計數。
因此，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文獻是一座含金量極高的富礦，亟待人們全面、系統而深入地開採。這一學術工作至少具有如下幾方面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第一，全面而系統地梳理、編纂、輯錄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資料，可以為中國古代散文史、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學術研究奠定更為堅實的文獻基礎。豐富而完備的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暗含著歷史變遷的脈絡和發展演變的過程，足以客觀地呈現中國古代散文寫作與散文研究的多重面相，如實用與審美、繼承與創新、觀念交叉融合、文體生成演變等等，從而為古代散文史、古代文學史研究提供極為充足的學術資源。
第二，全面而系統地梳理、編纂、輯錄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資料，可以為中國散文學(中國文章學)、中國文學理論的學術建設奠定更為堅實的文獻基礎，有助於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梳理、思考、總結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觀念、物件、範圍、方法等一系列學術問題，進而建構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理論體系。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本質上屬於歷史研究，必須迴歸古代散文世界，迴歸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學術思想世界，在宏觀、整體的視野下重新審視古代散文，才能建立自足的理論體系。
第三，全面而系統地梳理、編纂、輯錄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資料，有利於實現古今文化融合，開創嶄新的散文文化，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古往今來，從經世濟民、思想創造、傳遞情感，到描寫社會、塑造歷史、表現社會習俗，散文展現出一個多元並存的世界，承擔著其他文體無以取代的巨大的社會作用。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的系統整理，必將對當代社會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的支援。
第四，全面而系統地梳理、編纂、輯錄中國古代的散文研究資料，有利於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整體戰略目標。散文具有豐富而深厚的精神內涵，特色鮮明的表達方式和審美特徵，是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重要載體。因此，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語境中，我們應當更加重視古代散文在國際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