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中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融合進行思考的論文
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中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融合進行思考的論文
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受到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關於研究方法論與哲學關係的外國文獻很多，如西奧斯卡·蘭格的《政治經濟學》、斯蒙第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戴維·米勒的《開放的思想和社會:波普爾思想精粹》等。中國相關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增多，王曙光的《理性與信仰一一經濟學反思札記》、黃少安的《經濟學方法論的三個層次》、李增剛的《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幾點思考》等。在中國經濟研究領域，推崇邏輯推理、數學和計量等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而工具化經濟學研究的傾向日益明顯，人文精神缺失導致很多經濟現象無法得到科學解釋，隨著經濟學界重新關注人文精神，完全否定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情況隨之而生。本文透過梳理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對峙到融合的西方經濟學方法論變遷史，闡釋如何正確看待西方主流經濟學派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對峙和融合並將其科學應用於經濟研究。
一、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對峙與融合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1.西方經濟學方法論變遷概述。19世紀以前，西方經濟學沒有系統研究方法論，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和約翰·穆勒的《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適當的研究方法》讓西方經濟學家意識到方法論問題的重要;19世紀80年代，掀起經濟學分析應採用抽象演繹法還是歷史歸納法的第一次方法論之爭;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證偽主義先後產生並掀起第二次經濟學方法論高潮，投入產出分析法、經濟計量、博弈論等先後誕生，經濟學進入數理邏輯和動態分析時代;20世紀50年代，波普爾主義促使第三次方法論之爭興起，主要圍繞經濟學理論的現實和檢驗標準問題展開;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掀起第四次高潮並進入成熟期;80年代以來，方法論轉向多元化選擇階段。
2.科學主義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邏輯實證主義興起於19世紀中葉，成熟於20世紀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方法論的基礎。要求檢驗構成理論的前提假設和推論來判斷理論適用性。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證實原則”利用歷史資料對相關變數作迴歸分析，推動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它要求科學理論結構公理化從而引導了經濟學理論結構的形式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採用公理化結構，標誌新古典學派思想和方法論成熟;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綜合了最大化原理與一般均衡原理;從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形式化成為主流經濟發展方向，阿羅、德布魯等引入拓撲學和集合論建立模型，實現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完全公理化。波普爾證偽主義又稱為“後實證主義”，批判實證主義，反對結構分析，認為科學理論只能被經驗證偽，成為現代西方經學方法論基礎;哈奇森把波普爾證偽方法論明確引入經濟學方法論。後來，保羅·薩繆爾森和米爾頓·弗裡德曼在經濟理論現實性檢驗標準等問題如何運用證偽方法產生爭執，引起經濟學進入數理和計量等純邏輯方法被廣泛應用的工具主義階段。
3.人本主義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14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倡導人本主義，產生了主張總結商業資本家經驗方法論證經濟學的重商主義，使西方經濟學逐步脫離宗教而獲得獨立;啟蒙時代，關於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認為依靠道德，而在《國富論》認為要依靠競爭機制，這種體現了當時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體系的碰撞;19世紀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旨在為人謀求福利;邊際效用理論的擁護者提出經濟規律是個人心理的外在體現，並進一步發展為人類經濟活動受到慾望和避免犧牲的心理動機支配的，成為劍橋學派建立的基礎;萊昂內爾·羅賓斯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反對完全用自然科學方法論指導經濟學研究，指出經濟學假設應涵括更多人類心理因素，深刻影響了現代價格理論研究;20世紀中期興起的歷史主義學派運用案例分析和歷史分析方法對科學史進行動態研究，強調從歷史中把握科學;從波普爾證偽主義到新歷史主義學派形成前的方法論也受到人本思想滲透，這種非理性主義傾向在當代博弈論中得到充分體現。西方主流經濟學回歸人性化，呈現非理性主義傾向。
4.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對峙與融合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西方傳統哲學中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在方法論上是對峙的，但人們逐步認識到自然科學的認識觀和方法論蘊含著人類歷史社會框架和價值觀念，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進入相互融合的新階段，這種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體系為前提，體現為隨著20世紀西方經濟學研究範圍超越傳統範疇，經濟學方法論呈現多元化趨勢。由於經濟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可重複檢驗性，單純用數學和計量模型抽象化經濟現象，得出的理論難以經受實踐的檢驗。
與此同時，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人否認探求經濟行為規則的可能性，全盤否認建立在實證主義、證偽等方法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對解決經濟問題所作的貢獻，還有人認為博弈均衡狀態的達成取決於非理性因素，博弈論是對理性主義方法論的完全推翻，這些觀點是極端的：首先，對“理性假設”的質疑是有科學依據的，但在理性假設下把經濟現象高度抽象建立數理模型有利於簡化分析，且方法嚴謹;其次目前沒有一種經濟學說方法論可以在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論更好地分析現實問題，完全拋棄這一假設，否定可檢驗原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構架就失去了基礎，經濟學研究將變得混亂。
二、結語
經濟學方法論反映了運用者的'世界觀和對經濟學的認識，受到客觀外部環境和個人主觀因素的制約，各個學派關於它的爭議可歸結為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哲學思想的交鋒和融合，對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和理論體系，中國經濟學界也應一分為二看待：
其侷限性在於：
(1)經濟系統是一個複雜的動態整體，把經濟現象個別抽象進行靜態分析的適用性有限;
(2)經濟主體在資訊掌握程度、知識構成等方面是不同的，經濟學主要分析方法是選取代表性主體，解釋力有限;
(3)經濟行為很大程度受非理性因素支配。
其優點在於：
(1)抽象邏輯演繹可以極大簡化複雜經濟現象，研究工具嚴謹有效率;
(2)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受人本主義影響，但基礎是理性主義，但卻經歷了多各發展階段，每一次都取得新的突破和做出貢獻;
(3)對博弈論的深入研究和廣泛應用，反映了西方主流經濟學自省到其理性假設前提的缺陷性後，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社會複雜性，彌補其傳統方法論的不足。
所以，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新的方法論建立在總結前人基礎上，好的方法論是適應主客觀因素，認識到“迴歸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關注人，從而將理性主義與人文關懷加以融合，是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西方經濟學界中對理性主義的批駁，不是要用人本主義方法論替代科學主義方法論，而是經濟學方法論多元化，在爭議中互相發現問題，互相彌補，激勵該領域創新，共同促進經濟學理論建構，把握好這一方向，才能得到發現與解決經濟學問題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