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體育運動的實踐智慧及其當代意義論文
古希臘體育運動的實踐智慧及其當代意義論文
一直以來，古希臘體育被認為是現代體育的起源，尤其是古奧運會，其中蘊含的人文思想、哲學意味都被體育哲學各位論家詮釋、闡發。在此中，古希臘哲學思想與古希臘體育運動之間的關聯成為解釋的關鍵所在。在先前較多的研論文聯盟http://究中，古希臘體育運動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表現”、“實現”特定哲學觀念和文化理念的中介，而它的自性則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所以，釐清先前研究中古希臘體育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深挖古希臘哲學思想中蘊含的實踐智慧，對古希臘體育作哲學認識論層面上的詮釋，使之有著更為飽滿的哲學思考內涵是該文的思維導向。
當在體育運動領域論及古希臘哲學家及其思想時，最常被引用的一個例證是古希臘為數不少的哲學家，尤其是偉大的師徒三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出色的運動家，其中還不乏奧運桂冠獲得者［1］［2］。以此為依據，在較為寬泛的歷史文化層面來樹立體育運動在古希臘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強調古希臘哲學與古希臘運動在形成伊始所具備的緊密關聯。而在古希臘哲學家的原著中挖掘其思想內涵和論述與古希臘體育運動之間的關聯則能開出另一條研究徑路。
1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說
早在古希臘時代，哲學被稱為“愛智慧”（希臘語為philosophia）［2］，意旨於對睿智的追求、熱愛。但是凸顯智慧的實踐性，換言之確定實踐智慧的內涵與意義的卻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wWW.133229.cOM亞里士多德將知識區別為三類：“第一類是理論知識或科學知識；第二類是實踐的智慧、實踐的知識或者明智、審慎；第三類是技藝、技巧或生產的知識、製作的知識” ［3］（這三類分別對應希臘文episteme,phronesis和techne），本文所主要關注的就是亞里士多德提出phronesis，即實踐智慧這一概念。不同於理論知識，實踐智慧包含著倫理學與政治學，他們的研究目標是善和善的行為。國家和個人的善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而在實現善的過程中，實踐智慧作為“一種體現為行動的知識”即實踐知識，得到了凸顯。
1.1 實踐智慧與實踐知識
亞里士多德崇尚知識，崇尚求知的生活，“他堅信人類光輝燦爛的未來只有透過持久不懈的學術研究、逐漸積累知識才能達到，並因而告誡我們說，按照求知的慾望行事、實現自我乃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標，從事理智活動、進行思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並且這種求知的過程——“一種從事智識活動並進行思辨的生活”，是一種人追求不朽的過程，是人最接近神的一種狀態［4］3。然實踐智慧中包含著實踐知識這一維度。透過挖掘古希臘體育運動中存在的知識因素，尤其是當擺脫亞里士多德所提到的第一個知識型別（理論知識和科學知識）的束縛後，古希臘體育運動中具備的實踐性知識，即亞里士多德所提及的第二種知識型別（實踐知識）得以彰顯，這是實現認識論層面上對體育運動理解提升的一個途徑。
然而實踐知識卻是豐富的，首先它是一種屬人的知識，更是一種“讓我們的慾望行正道”的知識。而如何“行正道”則與亞里士多德之後提出的兩個概念——權衡與直覺，及由這兩者構成的話語性知識和直覺性知識密切相連［5］。
亞里士多德關注人的行為，尤其關注人行為的目的和方式這兩個方面，而由權衡形成的話語性知識就是解決人行為的方式問題，而由直覺形成的直覺性知識就是解決人行為的目的問題。
首先在亞里士多德眼中，“實踐的智慧必須是一種能夠在與人類的善相關的事情上作出行動的合理的正確的狀態”［3］，而實現這一合理、正確的狀態就需要人來“整體性”地判斷“什麼是對他有利的”［5］，這一行為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權衡。所以說“實踐的智慧的本質是權衡的”，且權衡的物件就是“那些我們並不永遠如此的事情，比如醫療、航海”。從對實踐智慧的界定出發，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他著名的中道原則——以權衡的方式“在恰當的方式，對恰當的人，有所行動” ［3］，而並非是一種無原則的一味“折中”，同時這也是人最好的一種行為方式。
而直覺來自於亞里士多德的認識論思想。作為一位古典經驗主義肇始者，亞里士多德對感覺經驗在人的認識活動中的作用的強調是必然的，但它同時也區別了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列舉的方式，即從“大量的特例中找到邏輯層面上的共同點”；第二種則是當人面對只能在整體中被觀察到的原則時，人的直覺體驗就至關重要，他便如斯定義了直覺理性——“區別於在推理過程中展現的邏輯理性”，而是一種“本質性的定義”［6］。所以亞里士多德的認識論強調直覺與實踐經驗的重要性，重視人的參與過程和直覺體驗，更為甚之的是，直覺成為了直面本質的一種方式［7］，是跨越特殊到一般，從一般迴歸到特殊的途徑［3］。所以透過直覺，人們就能把握行為的目的。
1.2 實踐智慧的身體性
在論述完實踐智慧中存在的實踐知識維度及其權衡和直覺兩個方面，但是真正要與個人和國家的生活發生關聯，知識和德性需要與個體發生關聯，那麼身體這一概念卻在此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但由於哲學界的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關注多從倫理學和政治學的角度，身體維度存在一定的漠視，時至今日，對身體問題的關注已是炙手可熱，對亞里士多德對身體的描述的挖掘無疑有著對當今身體問題追根溯源的意義。
亞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圖，雖然兩者都承認人身體的不完美性，但是亞里士多德卻認為身體是人實現“理智生活”的一箇中介［8］。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有著兩個基本的界定。首先亞里士多德認為，“善已然被分為三個層次：一些被稱為外在的善，另外一些則與靈魂與身體有關”［9］13，與身體相關的善即可被認作是“身體的善”，其中包含了“健康、強壯、健美、敏銳” ［10］，而在現代看來這些描述靜態身體的形容詞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是必須“在於行動”，“獲得奧林匹克桂冠的不是那些長的最漂亮和最強壯的人，卻是那些參與競技的人” ［9］，所以身體的行為是實現善的一個必要途徑，身體的善是實現幸福的必要條件。再者，亞里士多德並不像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樣避諱身體的快樂，而相反他認為在身體的快樂中可以體現人“自制”的品德，並且這種“節制”的形成並不來自於道德、心靈的掌控，而更多的是身體快樂本身所具有的兩種特性：第一身體快樂能驅開痛苦，只有過度的身體快樂才能治癒過度的痛苦，是從快樂的匱乏走向正常的品質，所以毫無疑問是一種向善的過程；第二身體快樂是強烈的，是天生的。［9］
可見，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中的權衡與直覺概念都在他對身體的闡述中得到體現和印證，如果沒有身體，直覺經驗就沒有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對身體快樂的正面肯定，實踐智慧的善就無法在個體身上得以實現。同時身體也是古希臘時期個人參與政治和公共活動的一張必要的門票，亞里士多德也說過，“身體醜陋的人，不是我們所說的善的人” ［9］，所以身體也是個體通向集體的一個道路。
1.3 個人的善與國家的善
經由身體這一中介，實踐智慧及其衍生——實踐知識進入了個體和國家的生活，成為個人和國家形成善的一個基礎。個體在具備直覺性知識的基礎上，可以明瞭善的行為目的，透過權衡這一話語性知識，便可使自己行為的方式符合善的需要。在亞里士多德對善的描述中，個人的善是身體的善、靈魂的善和外在的善的三者結論文聯盟http://合，前兩者又與第三種相區別。在身體的善中，包含著“健康、強壯、健美和敏銳”，在靈魂的善中包含著“節制、勇敢、公正和明智”，在高揚身體價值的前提下，這兩者是相互作用的。而這兩種內在的善需要外在的善作為表達，正如他所說“具有德性還是認為在於實現生活”，所以外在的“財富、高貴出身、友愛和好運”是內在的身體和心靈的善的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10］。在這三種個人的善的描述中，也蘊含著向最高善——國家的善的遷移方式。
亞里士多德認為存在著最高善，其他屬人的善都是以其為目的，而城邦（古希臘的城邦實質上就是一個個小的國家，為了理解便利，本文在後面將其都寫作為國家）的善就是各種技藝的目的，如戰術、理財術和修辭術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善。並且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完滿的善應該是自足的，我們所說的自足不是指一個孤獨的人過著孤獨的生活，而是指他有父母、兒女、妻子，以及廣言之有朋友和同邦人，因為人在本性上是社會性的`”［10］。所以亞里士多德作出如下論斷：“儘管善於個人和於城邦是同樣的，城邦的善卻是所要獲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滿的善。因為，一個人獲得這種善誠然可嘉，為一個城邦獲得這種善則更高尚，更神聖” ［10］。在這一論述中，不僅包含了亞里士多德對個人善和國家善一致性的論述，但是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對國家的善的重要性的認識。國家的善的體現和實現方式也與個人的善相區別，目的在於形成“共同體的利益”，即在於利益的形成的公正的分配。但是有一點應當值得重視，也被當代的倫理學學者發揮：“一個東西之所以在國家層面是好的，完全是因為他在個人層面上也是好的。我們不能反過來說，國家層面上的善為個人層面的善提供了根據。對亞氏來說，如果什麼東西在國家層面上是好的，在個人層面上卻是壞的，那將不可思議 ［11］。”
2 古希臘體育運動與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的契合
如若單純從當前哲學界對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的倫理學、政治學視角出發，無法非常直接地與古希臘體育運動建立直接的關聯，但是當身體性在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中被挖掘後，古希臘體育運動，尤其是作為其代表的奧林匹克運動就能與古希臘的實踐哲學形成互為印證，繼而能在西方哲學發端之時樹立體育運動的地位和價值。同時，古希臘體育運動中所存在的通向個體和國家的善和通向實踐知識這兩條道路是形成與實踐哲學相互印證的重要條件，在社會歷史層面上來說，古希臘體育運動也成為了古希臘哲學實踐智慧的集中展示。
2.1 體育運動：通向個體和國家的善的道路
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體育運動的重要意義已經得到了重視，但是由於柏拉圖主要持理念論的觀點，所以在他看來“一個優秀的身體不能保證心靈的優秀，但是一個懂得思考的人一定會努力保持身體的平衡，拒絕過度的飲食”，但是柏拉圖卻又尖刻的指出日常的體育鍛煉會讓運動員變得缺乏適應性和懈怠，需要更多的睡眠［12］32。而亞里士多德高揚了身體感覺，重視體育運動，原因在於“健康的心靈取決於健康的身體”，“田徑運動能讓年輕人變成強壯、健康的公民並能在戰時保衛雅典在和平時為雅典服務”［9］47，這就非常直白地印證了實踐智慧中對身體性的強調和倫理學、政治學意義。而下面所闡述的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兩個隱喻便展開了個體善的提升和國家穩定這兩大實踐智慧的意義。
2.1.1 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身體——自然隱喻
古希臘先民普遍存在著自然崇拜和人格神崇拜，一方面是對自然力量的畏懼，而另一方面也是對身體不朽的追求，然後太陽的東昇西落，季節交替和風雨雷電，使得先民認識到“運動”（這裡的運動是更為寬泛意義上的物質運動，而非體育運動）是自然力量的本質所在，所以先民用自己身體的運動來“模寫”自然的運動，所以古希臘的體育運動就形成了“模寫”自然崇拜和人格神的作用［13］。從對古代神話和身體運動的研究出發，這種“模寫”作用的一個反映便可詮釋為身體——自然隱喻，早在上世紀70年代英國體育哲學學者c.jane和darwin就揭示了各種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存在著大地與天空是身體——自然隱喻的兩個方面：
他們轉述了早在公元前522年-443年的pindar的記載，“賽跑、鐵餅和擲標槍、搏擊、摔跤和戰車比賽都是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認為其中“摔跤、拳擊、賽跑和戰車比賽都是與大地相關”，而“投擲性的如鐵餅、標槍卻與天空相關”，更深入地說，摔跤、拳擊等運動模擬著人格神宙斯在大地上的動物代表——公牛，駿馬的行為，而“甩出鐵餅前所做的圓周運動正是模寫著宇宙的一種秩序”，是一種對天空中太陽東昇西落的圓周運動的模寫，所以“鐵餅只要求達到最遠的距離，而不是擊中某個目標”，但是圓周運動只是鐵餅運動的一部分，這也暗示著“人是無法完美地展示這永不停歇的太陽的運動”。而人投擲標槍的過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模擬了古希臘人格神宙斯投擲其武器——雷電的動作，標槍在天空中的劃過的軌跡也模擬著流星從天空中滑落的過程［13］。
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身體——自然隱喻實質上體現了人對自然的敬畏和對完美的追求，也著重實現了身體在人與自然進行交流溝通時的關鍵性地位。這樣身體，尤其是身體的運動，成為了實現人能力提升和對完美追求的先決條件，是模寫了完美的天空和太陽。由此引發出的身體觀便不同於近代心物二分觀念深入人心後的身體觀。在這一身體觀中，首先，善和身體的美相關聯，古希臘人對身體的一個信念：“（身體）超越戰爭、超越性愛，對身體特定但是卻普遍的一個信條：美貌由德性而來，成為美的才能成為善的” ［12］，而體育運動正是形成身體的美的一個最佳途徑；其次身體的美所形成的善更是一種社會的教養，這樣身體又與社會規範相關聯，norbert elias更深一步地解釋了古希臘時代的善是不同於我們當代道德意義上的善，而是“與軍人和有教養的人的培養相關”，而“身體形象是其中的主導因素” ［14］。最後，體育運動中的身體又是行為的身體，是趨向於美的身體，是個人趨向於善的過程，同時具備了善的目的和過程。所以說，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身體——自然隱喻從實質上是一種善的體現，更為確切的說，是一種個體的善的提升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實踐智慧個人的善的實現、展現的一種方式。
2.1.2 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個體——國家隱喻
如果說古希臘體育運動中存在的自然——身體隱喻是一個個體層面上善的追求，那麼古希臘體育運動中蘊含的個體——國家隱喻則是一個社會的、群體層面上的善的追求。然而這一個體——國家隱喻就體現在古希臘體育運動的場地、規則和教學方式的設定上，其中“正義”理念是隱喻的核心。
首先在古希臘時代，體育比賽必須在一個公開的場地上，在日光下進行，這是為了讓神來見證比賽轉貼於論文聯盟 http://
的全過程。拳擊比賽都是沒有現代拳擊比賽的“重量級”概念，雖然這一方式在現代拳擊運動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的目的卻在於，古希臘人認為只有這種無差別級的比賽才能展示最有力量和最強壯的人且不受制於體重，才能代表太陽這一“生命之源”的力量。在摔跤中，一個失敗的身體姿勢是某一方的背部觸及了地面，因為這個時候失敗者能感受到太陽的力量，而此時毫無疑問，獲勝方正是代表了和行使了太陽的力量。可見，古論文聯盟http://希臘時代的正義來源於太陽，而在古希臘的體育運動中正是展示了這種正義，更為重要的是，它將這種正義展示給社會大眾，形成維繫社會群體，形成國家的一個重要因素［13］。
再者，儘管是體育運動或者是早期的身體教育，古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拒斥特殊化。在eliseo andreu-cabrera等人對古希臘時期體育運動與身體教育的研究中就發現了亞里士多德就反對音樂教師和體操教師對運動員進行區別化的訓練，他堅持認為“年輕人應當受到所有種類的體育運動，而不是僅僅接受它們中的某一項運動訓練”［15］。簡單地看，這是一項古希臘身體教育的一種方式，但是其中卻蘊含著深層次的政治學理念。不同於上面所提到的體育運動中的太陽隱喻展示了正義，古希臘體育運動中這種拒斥特殊化的做法是實現正義的一種途徑。個體的身體在未經體育運動和身體教育時是私人的，為己的，但個體若要成為一個公共人物，抑或是政客、官員，從事體育運動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在體育運動的過程中，私人的肉體得到公開的展示，且需要進行近乎“全才式”的培養，這樣個體的身體才能形成國家的公器，社會的、群體的、國家的善才能得以實現。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古希臘城邦時代，作為“哲學王”的哲學家們有不少都是運動員。
透過揭示古希臘體育運動中蘊含的個體——國家隱喻，可以打通古希臘體育運動中兩大隱喻，個體的身體不僅僅在個體層面上與自然力量呼應，同時也能超越個人身體的限制，成為一種社會的身體、城邦的身體，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鴻溝也同時被超越。
2.2 體育運動：通向實踐知識的道路
暫且將古希臘體育運動與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知識在學理層面上的聯絡擱置一邊，古希臘哲學家們所創辦的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學校”就與體育場館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古希臘的哲學家在教授哲學的同時，還會教授各種運動技能。亞里士多德所創辦的呂克昂學府（對應的英文為lyceum， 也有翻譯為萊森學派，逍遙學派）就靠近古希臘式的體育場［7］，在那裡經常還會有哲學、政治學上的論辯。由此可見，古希臘的體育場所，不僅僅是一個人鍛鍊身體、提高運動技能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展開哲學爭論，學習哲學、算學、修辭學等知識的地方，所以先天的，古希臘體育運動就與知識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絡。但是體育運動所包含的知識，尤其是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實踐知識，卻是另需一番論證，healther l. reid［16］對在知識層面上對古希臘體育運動（包括了體育教育）作出的重釋是實現體育運動成為通向亞里士多德多崇尚的實踐知識之路就是其中較為典範的。
reid對古希臘體育運動在知識層面上的復興是從兩個方面入手的，第一便是古希臘體育運動是“真理之爭”。因為首先古希臘體育運動挑戰著人們業已認可的答案，不重複原有的狀態，充斥著不確定性；其次古希臘體育運動中是一種“開放和中立”的比拼，在其中形成的知識正符合了古希臘哲學的知識定位，“知識作為事實的表達必須是可信的且是可以被證實的，並不是一個所謂信念、意見”；最後，古希臘體育運動是透過公開展示的方式，由“共識”來確定勝負，而非傳統、權威、信仰和暴力。
第二是蘊含於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善德之爭”，它的基本核心是將體育運動對勝利的追求轉向對善德的追求，亞里士多德的兩位先師——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是這種轉向的積極倡導者。在哲學史層面上，蘇格拉底將前蘇格拉底時期的自然哲學為主的研究導向轉向於道德哲學。蘇格拉底一直堅持體育運動應該是“離開那些現實的，追求勝利的目標，而是為了追求理想性的善德的目標，換言之，這就是‘愛智慧’”，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就能發現自我的存在，實現真正的幸福。柏拉圖則與蘇格拉底所走的類似“個人救贖”道路迥然相異，他的教育理念是追求“發展靈魂的哲思能力，最終形成社會領導能力”，所以在他看來，體育教育一方面需要參與者能理解規則，讓自己的靈魂和慾望恢復到原初狀態，一方面體育教育也能訓誡靈魂，使之能獲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最終形成公共服務能力，形成慾望和靈魂的和諧。
由上述兩點可以發現，與其說古希臘體育運動與知識有著密切的關聯，毋寧說古希臘體育運動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區別於理論知識的一種實踐知識，其中追求真理與善，追求國家與個體的和諧正是亞里士多德對實踐智慧界定的關鍵所在，是一種身體化的實踐智慧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是實踐智慧中的“權衡——對不永遠如此的事情的求解”的具體體現。
3 古希臘體育運動與實踐智慧契合的當代意義
上文在闡明瞭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的內涵的基礎上，又以蘊含於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身體——自然隱喻、個體——國家隱喻及實踐知識維度為中介，實質上就是挖掘了古希臘體育運動中所蘊含的實踐智慧。但是這種深挖已然存放在博物館中的歷史故事，釐清其中的歷史脈絡是否有價值，卻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所以追尋這一歷史蹤跡的現當代意義是本文的要旨之一，其中它對植根於當代體育深處某些問題的反思更具有核心意義。
3.1 體育與知識關係
體育運動是否在傳授一種知識？這一疑問一直困擾著體育學學者、體育教育學者。尤其在學校體育教育中，這一疑問則更為凸顯。隨著教育學的日臻完善，“教育性知識”被界定成一種“命題式或理論化的理論文聯盟http://解”，它有著啟發性的價值。而體育作為一門學校的課程，也用這種“教育性知識”來重新“裝點”自己，努力能“自證”為一種“學術性課程”［17］，成為一種和其他理論學科一樣的一種“知識”。為實現這一目的，體育教育有兩個做法。amour對此進行了描述：第一，體育課程中，“理論課和理論考試是尋常可見的”；第二，國家課程體系必須主導國家體育課程的設定。hargreaves［17］等人對這兩個做法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們尖刻地指出“（體育教育）作為一門實踐性的課程，理論考試的出現意味著體育教育失去了他最為優勢的方面”，即便不停地在體育教育中強調理論的作用，但是絕大多數的體育課從本質上而言仍然是實踐性的，身體性的。雖然armour在身體維度對體育教育中存在的這種身體與智識之間的矛盾進行重構，但是這種直接在體育運動、體育教育的體系中直插入身體概念是稍顯突兀的，然後追尋古希臘體育運動中的實踐智慧，挖掘其中的實踐知識卻是一個正本清源的做法。
毫無疑問古希臘時代風行的體育運動、身體教育方式和當代社會的體育教育課程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但是古希臘體育運動中身體與智識的和諧共處卻在哲學層面上為當今體育教育、甚或說為“體育運動是否在傳授一種知識”這一疑問提供了一條解釋的徑路。毋庸置疑，在上述的種種論述中，已經不難發現古希臘的體育運動中存在著一種實踐知識，區別於理論知識，體現著一種實踐智慧。也正是由於古希臘體育運動的這一特性，可以說在那個時代體育與知識息息相關，互為輔佐。
隨著古希臘文明的式微，基督教統治歐洲，雖然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層面上二元論得以延續，但是它有關體育教育，實踐智慧的理念卻被忽略［2］。之後興起的近代哲學受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形成了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心物二分”觀念，身體不再被認為是“人類主體在世界的泊處”，取而代之的是對人類理智——“我思”的高揚［18］，身體成為了心靈“令行禁止的工具”［19］，所以在中世紀，對身體的拒斥走向了極端，出現了宗教式的禁慾和苦修生活［2］。在這一知識背景下，體育與知識之間形成了隔閡，而在其中對身體的認識的跌宕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並一直影響了後期體育、體育教育哲學的思想。之後隨著文藝復興的開始，體育開始從走向了學校，進入了教育化過程，在18-19世紀中葉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科學和技術成為了時代的主導，體育便進入了科學化和課程化時代。雖然在這幾個時代中，似乎體育與知識緊密聯絡，體育中充滿了“理性知識”，整合了心靈與肉體，如jesse feiring williams的將體育認為是“透過體育的教育”這一觀點便是代表之一。基於將個體認為是心靈和身體的整合體，心靈是這一整合體的本質的觀點，williams認為“體育教育不僅僅只關注身體健康，也需要關注透過體育教育而達到的個體關係、情感反應、智力學習、團隊行為、社會關係、情感和審美效果” ［2］。可見在這一知識背景下，體育，包括體育中的人的身體只是一個被科學所分析的物件，它的知識來源於其他學科，體育中包含的運動技能甚至運動技藝不被認為是知識的來源，而是被解釋的物件，與古希臘體育運動中所倡導的“實踐知識”有著本質的區別。
而在現當代哲學繁盛的今天，梅洛·龐蒂的現象學傳統、尼采-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傳統、莫斯-布迪厄的人類學傳統實現了身體的重光［20］，在這三股思潮傳統的作用下，身體不再被簡單的當作“肉體”，也不再是心靈和意識的附屬。身體成為了“社會之構成過程中的多維中介”，“身體是某種兼具社會性和自然性的實體，既形塑社會，也被社會所形塑”［21］，由此身體成為了社會與個人的中介，也成為了人認識和影響世界的中介。針對身體的探討還在深入了認識論層面，英國哲學家波蘭尼指出：“所有知識都有其身體根源”［22］。雖然波蘭尼對知識的身體性的論述有著深刻的認識論變革意義，有著冗長的論述，但是他卻是將知識的根源定在身體之上的開始。在當代的體育哲學界，將身體納入研究分析，甚至成為研究的主題之一［23］，引發了國內大量學者的共鳴，但是較多的研究均是在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對身體與體育之間的關係進行闡釋，如體育中社會對身體的規訓，體育中對身體的人文價值的體現等，所以只停留在身體的中介性意義上，但是最為知識根源的挖掘則尚未展開。從這點看，體育哲學中的身體研究就缺憾了與當代哲學的認識論研究的身體根源性挖掘這一方向的呼應。所以體育哲學中的身體研究還未深入到知識層面，體育運動中蘊含的“實踐知識”就無法得到進一步挖掘。
古希臘體育運動與古希臘哲學中的“實踐智慧”形成了契合。在歷史追溯層面上，找到體育運動與知識的早期契合，身體的善是它們之間的中介。在哲學史演進的基礎上，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的當代解讀形成了體育與知識在當代哲學背景下再度形成契合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從古希臘體育至現代體育的發現又可搜尋出一條實踐知識沉浮的線索，為體育哲學中的認識論研究提夠邏輯發展的一個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