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沈從文的小說理論對中國小說理論的作用分論文
淺談沈從文的小說理論對中國小說理論的作用分論文
透過對沈從文小說理論文字進行綜合、系統的閱讀和研究，我們發現他的小說理論以“人”為中心，並由此輻射到“人性”、“生命”、“神性”、“自然”、“民族”、時代乃至整個宇宙的方方面面，他在創作中堅持獨立的人格，以及對“詩性”的追求，對生活“深度”的傾心，對小說“真善美”的永恆守護，其小說理論不僅融合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吸收了現代主義，這些特點與經驗永遠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鑑。因此可見，沈從文的小說理論對於繁榮二十一世紀小說理論無疑將具有珍貴的價值和借鑑意義。
一、沈從文的小說理論是對傳統小說理論的突破，成就了現代小說理論的輝煌
傳統觀念是輕視小說的，認為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讀書人心目中，只有詩、文、詞才是正經的“文學藝術”。雖然經過樑啟超等人的“小說界革命”，提高了小說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地位，但小說在文學上的正宗地位，並沒有得以肯定。直到“五四”文學革命倡導時期，小說的文學正宗地位才得以確立。“五四”時期，沈從文和胡適一樣，都是將小說視為文學的正宗的，不僅在理論上予以重視，而且用自己的創作來確立小說的文學的正宗地位。他後來在《我怎麼就寫起小說來》一文中說：“動搖舊社會，建立新制度，做個‘抒情詩人’似不如做個寫實小說作家工作紮實而具體。因為後者所表現的，不僅情感或觀念，將是一系列生動活潑的事件，是一些能夠使多數人在另外一時一地，更容易領會共鳴的事件。”[1]這是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出發點。在變幻莫測的小說理論世界，沈從文自始至終都認為藝術應該為人生、應該擁抱人生的宗旨。與當時文壇領軍人物魯迅重視用小說來改造國民精神不同的是，沈從文企圖透過對人性的表達和對“生命神性”的探求，來獲得“生命的明悟”，以緩解現實的痛苦，從而達到社會重造與生命重造的目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把“人性表達”看得超越於時代，卻不脫離現實生活，避開階級、政治、商業角度單純刻畫人性，這成為沈從文小說人性觀的獨特之處。
沈從文是個有鮮明創作個性和獨特風格的作家，他在小說創作上勤於學習，勇於探索，從不墨守成規。在傳統小說理論的基礎上，他創造性地發展了抒情小說這一體式，創造了詩意的抒情小說文體，或詩化抒情小說體。他實際上是把詩和散文引進小說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從而也就擴大了小說的表現領域及其審美的功能。他還表示，“將文學限於一種定型格式中，使一般人以為必如此如彼，才叫做小說，叫做散文，叫做詩歌”，這樣的習慣觀念會束縛住“自己一支筆，無從使用，更使一般人望而卻步，不敢用筆，即用筆，寫出來和習慣不大相合，也不成功！”短篇創作應當是“揉小說故事散文遊記而為一”，“自成一個新的型式”。[2]沈從文是詩化小說的代表作家，他繼承和發展了廢名開創的詩化小說的傳統，並在現代文學第二個十年達到大成。沈從文的小說風格直接影響了他的學生汪曾祺，而汪曾祺的小說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後來的張承志的小說創作。從廢名始，這些作家的作品顯示了詩化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發展程序。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家存在的意義不是對既成現實作出準確的臨摹，而是必須對存在作出判斷和思考。”他提出了“情緒的體操”與“抽象的抒情”的創作方法，這體現出的是一種生存的焦慮，是作家對我們現實生活處境的深刻洞察，是對生命的詩性關照。
二、沈從文的小說理論大大推進了小說理論的.現代化程序
沈從文的小說理論既借鑑西方現代小說理論的某些觀念和觀點，又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和開拓，沈從文雖然沒有正式進入大學學過西方文學理論，但從事教學和編輯工作的大量經驗和超凡的藝術感悟力，已使他的理論觸及到了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和浪漫主義小說的某些實質問題，這集中的體現在他聲稱所受契訶夫和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影響，但他從不拘泥於前人的認識和成果，而是“相容幷包，從不排斥拒絕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離奇不經事物”，[6]卻又依據自己的文化個性和審美趣味，取其精華，然後加以創造性的運用。契訶夫和屠格涅夫兩位作家對社會最底層人民的關注與同情，對沈從文的理念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人物塑造上，沈從文主張“表現社會下層人們的生存狀態”，要求小說積極反映社會下層現實，關注普通人的命運，這無疑代表了某種現代意識的覺醒，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通俗、平易的“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及“社會文學”等觀念的先聲。屠格涅夫“把人和景物相錯綜在一起”的敘事方法對沈從文田園牧歌式的鄉土文學創作產生影響，不過沈從文在此基礎上作了更深的探索和發掘，從而形成其獨特的浪漫理論。他自稱是20世紀“最後一個浪漫派”，這種浪漫不同於西方浪漫主義對現實極端不滿，在藐視中自覺地疏離現實，而他的小說不僅表現了一種田園牧歌情調，或呈現出詩意的風格，更是充滿憂傷和艱辛的人生圖景。另一方面，西方浪漫主義秉承希伯來文化的神秘、怪誕傳統，拒絕理性、平凡，強調“真正的詩所唯一承認的東西，是令人驚歎的東西，不可思議的東西，神秘的東西。”[7]而沈從文所向往和一心希望建造的是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這種與“人性”關聯的其人其事其情並不荒誕也不神秘，都真真切切地來自現實生活，給人們一種親切感。
三、對中國整個鄉土小說創作、小說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
從當代小說理論的視野來看，沈從文小說理論涉及的方方面面，無不對中國整個鄉土小說創作、小說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沈從文在小說題材上主張“鄉土生活與民族精神”的結合，著重表現中國鄉村恬靜和諧的生活與淳樸率真的人性，既反映出東方文化的博大、淡遠與時代的空靈和浪漫，又具有歷史的悲劇和文化的反思，從而擴充套件了魯迅以來鄉土小說追求“鄉土批判”的內涵。他主張的“鄉土”一方面要表現當時鄉土小說的一些共同特徵，如鄉民的生存狀態、民情風俗、鄉愁情緒等等；另一方面，又要透過對湘西民眾生存與異域情調的描述，傾盡全力地表現了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這種“人生形式”是從來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變成了一種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說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文化”是邊城獨有的。在風俗畫中蘊含豐富的文化，就使這風俗畫顯得餘味無窮，也使沈從文的“鄉土”觀念超越了許多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從而形成了沈從文獨特的現實視象。這對後來的許多作家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以韓少功、賈平凹為代表的尋根作家都“企圖利用神話、傳說、夢幻以及風俗為小說的架構，建立一種自己的理想觀念、價值觀念、倫理道德觀念和文化觀念”。這種風格的營造不難看出沈從文界定的小說即“人事現象和夢的現象”的混合影子。
沈從文對當代鄉土小說藝術的突出貢獻，還在於他善於運用非常個性化的方言、土語，精心建造一個神秘莫測的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說的抒情詩手法和田園詩風格等方面取得了自己獨特的成就。他對鄉村現實的想象沒有流於一般的革命模式，更富有抒情詩意味的地域小說比起吳祖緗、張天翼、沙汀和艾蕪等人更具政治教化意義的現實主義作品，給後來年輕一代作家帶來了特別大的鼓舞。此後的很多作家諸如蕭紅等就受他抒情詩手法的影響，其小說中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內涵也在以後的文學創作尤其在建國後的尋根文學中得以繼承。金介甫曾在《羊城的晚報》的訪談錄中指出，沈從文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影響很大，包括臺灣在內，新時期的年輕作家，像何立偉、古華、韓少功、孫建中、賈平凹、阿城，還有他40年代的學生汪曾祺，直接繼承了他的田園牧歌風格。另外，尋根文學在審美上突出“善”和“美”，具有一種浪漫主義的精神核心，其對文化功利性和文學藝術性的自覺追求表現出浪漫主義的風格，細細分析，不難發現這種審美特徵受到了沈從文小說理論和創作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414.
[2] 錢理群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4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457.
[3] （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M].北京：三聯書店，1992.158.
[4] 沈從文.沈從文小說[M].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
[5] （美）金介甫.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虞建華，邵華強譯）[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6] 沈從文.從文自傳[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
[7] 劉小楓.詩化哲學[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