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亞夫軍細柳原文翻譯及賞析
周亞夫軍細柳原文翻譯及賞析
《周亞夫軍細柳》是著名紀傳體通史《史記》中的一個章節,作者是漢代的司馬遷,也是初中語文的必考篇目。下面小編為大家總結整理了《周亞夫軍細柳》的原文和翻譯,供大家參考。
周亞夫軍細柳原文翻譯及賞析
周亞夫軍細柳
漢朝司馬遷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周亞夫軍細柳》譯文
漢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規模侵入漢朝邊境。於是，朝廷委派宗正官劉禮為將軍，駐軍在霸上；委派祝茲侯徐厲為將軍，駐軍在棘門；委派河內郡太守周亞夫為將軍，駐軍細柳，以防備匈奴侵擾。
皇上親自去慰勞軍隊。到了霸上和棘門的軍營，直接驅車而入，將軍及其屬下都騎著馬迎送。隨即來到了細柳軍營，只見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鋒利的兵器，開弓搭箭，弓拉滿月，戒備森嚴。皇上的先行衛隊到了營前，不準進入。先行的衛隊說：“皇上將要駕到。”鎮守軍營的將官回答：“將軍有令：‘軍中只聽從將軍的命令，不聽從天子的命令。’”過了不久，皇上駕到，也不讓入軍營。於是皇上就派使者拿符節去告訴將軍：“我要進營慰勞軍隊。”周亞夫這才傳令開啟軍營大門。守衛營門的官兵對跟從皇上的武官說：“將軍規定，軍營中不準驅車賓士。”於是皇上的車隊也只好拉住韁繩，慢慢前行。到了大營前，將軍周亞夫手持兵器，雙手抱拳行禮說：“我是盔甲在身的將士，不便跪拜，請允許我按照軍禮參見。”皇上因此而感動，臉上的神情也改變了，俯身扶著橫木上，派人致意說：“皇帝敬重地慰勞將軍。”勞軍禮儀完畢後辭去。
出了細柳軍營的大門，許多大臣都深感驚詫。文帝感嘆地說：“啊！這才是真正的將軍。先前的霸上、棘門的軍營，簡直就像兒戲一樣，匈奴是完全可以透過偷襲而俘虜那裡的將軍，至於周亞夫，豈是能夠侵犯他嗎？”長時間對周亞夫讚歎不已。
《周亞夫軍細柳》註釋
文帝之後六年：指漢文帝后元六年。文帝，漢高祖劉邦之子劉恆（前—前），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在位。
匈奴：我國古代北方民族之一。
大：大規模，大舉。
入邊：侵入邊境。
宗正：掌管皇族事務的官員。
軍霸上：駐軍霸上。霸上，地名，譯做“灞上”，因地處灞水西岸高原而得名，在今陝西西安東。
祝茲侯：封號。
棘門：地名，原為秦宮門，在今陝西咸陽東北。
河內守：河內郡的郡守。河內，郡名，今河南北部地區。守，郡守，是漢代郡一級的行政長官。
備：防備，戒備。
胡：胡人，古代對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此指匈奴。
上：特指皇帝。
勞：慰問。
軍：軍隊。
已而：不久。
之：到，往。
被：通“披”，穿著。
銳兵刃：這裡指刀出鞘。
彀（gòu）：張開。
弩（nǔ）：用機械發箭的弓。
持滿：把弓拉滿。
先驅：先行引導的人員。
且：將要。
軍門都尉：守衛軍營的將官，職位低於將軍。
詔（zhào）：皇帝釋出的命令。
居無何：過了不久。居，經過，表示相隔一段時間。無何，不久。
持節：手持符節。節，符節，皇帝派遣使者或調動軍隊的憑證。
壁：營壘。
車騎：車馬。
驅馳：策馬疾馳。
按轡：控制住車馬。轡，馬韁繩。
徐：慢，緩慢。
持兵揖（yi）：手持兵器行禮。揖，拱手行禮。
介冑之士不拜：穿戴著盔甲之將不行跪拜禮。介冑，鎧甲和頭盔，這裡用作動詞，指披甲戴盔。士，將領。
為動：被感動。
改容式車：表情嚴肅起來，扶著車前橫木俯下身子，表示敬意。式，同“軾”。這裡用作動詞，指扶軾。
稱謝：向人致意，表示問候。
既：已經。
嗟乎：嘆詞，表示慨嘆。
曩（nǎng）：先前。
固：必，一定。
邪（yé）：語氣詞，表示反問。
之：助詞。在句中只起調節音節的作用，無實意。
通假字
軍士吏被甲被通披：披在身上
改容式車式通軾：車前的橫木
可得而犯邪邪通耶：語氣助詞
《周亞夫軍細柳》賞析
這篇文章可分三段。第一段，交代邊境的緊張形勢和劉禮、徐厲、周亞夫的三軍駐地。第二段，寫漢文帝勞軍的經過，重點寫了漢文帝在細柳營被擋的一段史實，表現了周亞夫治軍之嚴。第三段，寫勞軍後漢文帝的深明大義和對周亞夫的讚歎。全文讚揚了周亞夫忠於職守、治軍嚴明和不卑不亢、剛正不阿的品格，同時也體現出漢文帝的深明大義和知人善任。
文章寫得曲折迴環，起伏跌宕，極具精神，充分展示了周亞夫的才華與個性。第一句就大書特書“匈奴大入邊”。不必具言入邊的匈奴有多少軍馬，分幾條路線，攻到了什麼地方，用了這“大入邊”三個字，頓覺烽火燭天，胡塵匝地，一派緊張氣象。司馬遷讓周亞夫在這嚴峻的時刻出場，一起更有激盪雄奇之氣，蓄於筆端。
大戰迫在眉睫，京都安危繫於旦暮，周亞夫如何部勒土卒，經營防務自是題內應有之文。司馬遷於此隻字不說，卻突然轉出“上自勞軍”大段精細刻的文字，真是起落無端，奇變莫測，天子勞軍，禮儀隆重，屯軍的將帥，當然要親自送迎。當車駕進入長安東面霸上劉禮將軍營中和長安東北棘門徐厲將軍營中時，兩位將軍都大開營門，任勞軍隊伍馳驟而入，而且恭恭敬敬地迎送。人臣之禮如此，本是常情常態，這些也只是三言兩語帶過。待勞軍車駕來到周亞夫大軍駐地細柳，還在營外防禦工事的大門邊，迎接天子車駕的竟是披甲執刀、張弓搭箭的軍士。勞軍的先行隊伍馬到門前，軍士閉門不納。這情況就透著奇。此時衛士傳呼天子將至，滿以為守軍會立刻開門，誰知守門軍將嚴正回答：“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連皇帝的命令也行不通了，又是一奇。等到文帝親至，同樣被拒於門外，更是奇中之奇。直到文帝派人手持符節以詔亞夫，他才傳令開啟防禦工事的大門；但自己依然穩居中軍，不來接駕，這更是一種奇異現象。天子車駕進了壁門，守門士吏居然傳亞夫將令：“軍中不得驅馳。”文帝只好“按轡徐行”。堂堂漢家天子，不得不聽命於屬下將軍，接受軍令的約束，小心翼翼地行動，這在中國封建時代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奇事。直到文帝進入中軍營來，周亞夫オ出來接駕，卻又不跪拜山呼，而是介冑戎裝，持刀而揖，以軍中之禮見當今天子。為人臣而平揖至尊，見了皇帝居然手持利刃，那行動，就不止令人感到奇，而且不能不為之一驚，將以為變生不測。更奇怪的是，這位漢文帝不但不責怪亞夫，反而為這位將軍的威嚴整肅而動容，俯下身軀，撫著車前橫木，表示敬意。這節勞軍文字，其事則曲折起伏，變化迭起；其文則奇峰間出，波詭雲譎。無怪乎勞軍完畢車駕走出軍門後，“群臣皆驚”；而識將才、賞奇士的漢文帝，卻嗟然而嘆，稱讚周亞夫是“真將軍”。
“奇”是司馬遷《史記》的主要藝術特色。但司馬遷決非獵奇自炫、取媚流俗的作家。他的《史記》向稱“實錄”，決非小說家言。《史記》之奇，乃在善於在曲折奇特的情節中顯示人物性格。他筆下的歷史人物，性格統一，有血有肉，因此讀之者感到文雖奇而事可信。這就是劉勰在其《文心雕龍·辨騷》中說的：“玩華而不墜其實，酌奇而不失其真。”這段文字的章法結構，雖剪裁一節而自成篇章。一起寫三位將軍的防地，兩陪一正，兩虛一實，對比映襯，使周亞夫的形象更加鮮明突出。結尾文帝一段議論，仍以霸上、棘門作陪村，一起一結，先後輝映，顯得章法嚴整而不失自然，對文帝，對亞夫，一筆兩到，既突出亞夫，又顯示出文帝的知人善任，猶其餘事。
《周亞夫軍細柳》創作背景
絳侯周勃是漢朝開國功臣。呂后家族威脅到劉氏王朝時，他與丞相陳平共謀誅諸呂，立漢文帝。周亞夫是周勃之子，先為河內守，因他的兄長絳侯周勝之有罪，他被封為條侯，延續絳侯的後代封號。歷經文帝、景帝兩朝，曾任河內郡太守、中尉、太尉、丞相等職。以善於將兵、直言持正著稱。後因得罪景帝下獄，絕食而死。這篇文章即記載他為河內守駐軍細柳時的一段事蹟。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明了創作這篇文章的契機：“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拓展延伸
作者簡介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撰寫的《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因此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他最大的貢獻是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史記》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完成的史學鉅著《史記》，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他被後人稱為“歷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史書，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學名著，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青少年時期的司馬遷是在家鄉度過的，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刻苦。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遊歷。後來，回到長安，作了郎中。他曾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遊，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雲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裡的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
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主持史書的編寫工作，監管國家典籍，另外天文曆法也是其職責，類似欽天監），司馬談學問淵博，曾“學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在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曆”。同年開始繼承其父對《史記》的編纂。
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進攻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獲罪被捕，被判宮刑。“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報任安書》）為了完成父親遺願，司馬遷含垢忍辱忍受“宮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他55歲那年，終於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成就了《史記》——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作品影響
《史記》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蹟，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鑑》並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史聖。與司馬光並稱“史界兩司馬”, 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
成就
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後世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後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後世。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鄭樵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貨殖思想
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
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幾句，並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著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
在這裡，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核心，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併論，區別在於後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一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天文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
像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範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官本來以星曆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高明之處。司馬遷並沒用星象學去佔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絡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天文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佔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天文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執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資料。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執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天文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歷史評價
漢代研究《史記》的名家，當推揚雄和班固，他們都肯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
揚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 “子長多愛，愛奇也。” 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讚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
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唐代研究《史記》成就最大者當推散文大家韓愈、柳宗元。韓、柳肯定了《史記》一書的文學價值，奠定了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 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 《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鍊、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遊，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價之高。
明清
金聖嘆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聖嘆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係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後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