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說原文翻譯及賞析

韓愈師說原文翻譯及賞析

  《師說》作於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這篇文章是韓愈寫給他學生李蟠。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韓愈師說原文翻譯及賞析,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師說

  唐代: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和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於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後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於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地方,就是老師存在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聖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一般人,他們才智低於聖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聖人就更加聖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為愚人,大概都出於這吧?人們愛他們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於他自我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塗啊!那些孩子們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不是我所說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一方面不通曉句讀,另一方面不能解決疑惑,有句讀向老師學習,有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方面倒要學習,大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就成群聚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麼譏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人為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人為師,就近乎諂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裡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一提,現在他們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聖人沒有固定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當我老師人。”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經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拘束,向我學習。我讚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鑑賞

  韓愈作《師說》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3,這大致是可信。這年韓愈36歲,剛由洛陽閒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範圍,形成一個廣泛性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年輕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主張。維護先秦儒家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於唐德宗統治後期,是有現實社會條件。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統一、反對藩鎮割據政治目服務。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現實利益要求。韓愈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開展和形成,起了不斷促進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我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成績;更重要是他不顧流俗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文章。

  韓愈由於幼年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複古主義思潮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並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於孟郊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閒居800—801。向他請教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聖人之道”,他以熱情、有禮貌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青年,他認為這並不是什麼“禮逾”和“情過”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人格修養表現,做人和作文應該是一致。他進了國子監後,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和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青年擔憂。《師說》最後一段,宣告寫作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青年李蟠而作。實際上他是藉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答覆和嚴正駁斥。他是有放矢。

  在這篇文章裡,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於任何人總是不可少,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東西。因此,他認為師並不是什麼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於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於師”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於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於自我,“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各行各業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聖人”沒有一定師,孔子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裡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論點,師和弟子關係是相對,“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關係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誹謗者,更可貴是提出了三點嶄新、進步“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能力;師和弟子關係是相對,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師。這些思想把師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關係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保守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後來發展“道統”思想矛盾。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人民性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流佈,鼓舞和吸引了更多青年後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頑固“士大夫之族”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和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職位,第一次被當權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後。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麼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於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因此,它在當時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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