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繡文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讀後感

《錦繡文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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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從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服飾藝術傳承中可見一斑。近讀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服飾史學者高春明先生著的《錦繡文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更加深了這一印象。《錦繡文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集作者逾三十年學問之積累,厚積薄發,系統、全面地梳理了作為服飾文化特殊語言的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沿革、構成和特徵。1200餘幅彌足珍貴的傳世紋樣精品編就了美輪美奐的錦繡文章,其為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所付出的努力真是艱辛。

  中國傳統織繡紋樣源出古老的中華文化,與中國傳統陶瓷紋樣、銅器紋樣、玉雕紋樣、建築紋樣等異曲同工,折射了中華文明的別樣風采。作者認為,紋樣孕育於中國特定的文化土壤,富於政治、經濟、宗教、哲學及民俗學意義,意境深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之於政治,乃社會人等身份品級不可僭越的禮制規定:萬千紋樣上下親疏有別,維繫著政治和倫理秩序;紋樣之於經濟,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生產方式、經濟模式、技術水準乃至生活水平:自遠古時代茹毛飲血的漁獵,及至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耕稼,紋樣的題材、風格、配色、造型莫不與時俱進,彰顯時代的變遷;紋樣之於宗教,集中表現了華夏先民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生殖崇拜: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紋凝聚了人們對於自然神力的虔誠信仰;而龍圖騰兼具恐鱷、驚蛇、愛豚、贊鹿、羨鷹之精神寄託,進而昇華為中華民族的共同象徵,其紋樣成為至尊之代表;崇尚生命繁衍的生殖圖騰則以抓雞娃娃、鯉魚鬧蓮、鳳戲牡丹、交頸鴛鴦、榴開百子、蝶戀花等諧趣無窮、浮想聯翩的借代紋樣廣為流傳……

  作者舒展了哲學思維,他寫到,中國傳統織繡紋樣設計汲中華古代文明中的陰陽五行學說之精華,在造型、佈局及配色方面嫻熟巧妙地運用了對立統一的法則,營造出富於辯證變化且又和諧始終、回味無窮的絕妙意境,堪稱中華文化風格的傑出體現。在造型上,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形體構成無不依陰陽變化之律,或剛柔相濟,如該書所舉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之龍鳳虎紋繡衣;或動靜結合,如民間常見之飛蝶花卉紋、明清帝王龍袍及百官蟒袍下腳之海水疆牙紋;或曲直相間,如敦煌莫高窟出土之北魏忍冬團巢龜背紋刺繡花邊、明清常見之冰梅紋;或屈伸交感,如唐代之卷草紋;或具象和抽象互現,如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北朝至唐墓出土之方格獸紋錦、隋唐之連珠紋錦、宋之八答暈和明之天華錦……其有機結合巧奪天工,渾然一體而又毫不做作。在佈局上,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排列充滿了虛與實、聚與散、大與小、疏與密的對比和變化,貌似對立的組合取得了生動的和諧。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配色同樣不同凡響,明暗、冷暖、純度和色相對比強烈,協調有度,在一張一弛間充滿變化,予人以一種美學享受。中華文明崇尚的“天地人和”,在中國傳統織繡紋樣中得到了完美的詮釋。

  作者的研究功力在對於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發展史的把握中反映出來。1929年河南安陽殷墟小屯出土的戈形兵器上,有明顯的織物印紋;1950年安陽武官村殷墓出土的'銅戈上,有絲絹印痕;其他墓葬出土的銅爵、銅觚、銅鉞等器物上,也屢見絲織物印痕,甚至連織物上的回紋、條紋和雷紋,都清晰可辨。近30年來,戰國、秦漢時期的絲織品文物出土頗多,尤以湖北江陵馬山楚墓、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為大宗,這些絲織品色彩豐富,紋樣精美,組織複雜。漢代以後,提花技術不斷進步。唐代的提花技術更為精湛,絲織物花紋碩大豐滿,色彩富麗。常見的綾錦花樣有盤龍、對鳳、拱麟、獅子、天馬、孔雀、仙鶴、芝草、雙勝以及吉祥文字等,史籍中有不少記載,實物也有大量發現。宋元以後,有關織造工藝的文獻記載更為豐富,元代薛景石的《梓人遺制》、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和清代楊屾風廣義》等著作不僅對織機的構造、織工的操作有詳盡敘述,而且有附圖,為人們瞭解古代織造方面的情況,提供了珍貴的形象資料。明清時期絲織物傳世頗多,織繡紋樣進一步發展變化,完整的織機也有傳存,在南京、蘇州及杭州等地,至今還保留著花鏤機提花的傳統工藝。刺繡與織造不同,刺繡在已經織出的布帛上另作加工,用繡針牽引綵線,按設計好的圖樣刺扎出花紋。刺繡紋樣同樣源遠流長,絢麗斑斕。從歷史傳承的角度研究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發展,更見其歷史的穿透力、文化的凝聚力和藝術的感染力。 共2頁,當前第1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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