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通用8篇）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通用8篇）
細細品味一本名著後，你心中有什麼感想呢？這時最關鍵的讀後感不能忘了哦。那麼你會寫讀後感嗎？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篇1
讀完亨廷頓的這本《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顯的一種感覺就是，這是由一個西方學者站在西方國家政治立場上分析所謂“非西方文化”國家對他們的體系所構成的威脅的一次精彩演說。並且僅僅是演說。他的一些觀點的形成是在意識形態差異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見下產生的，而不是站在各個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國家、經濟體系合作或者衝突的原因。
在全書一開篇，作者就說“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分別列舉了非洲的部族衝突，塞爾維亞及附近的民族爭端，兩德、兩朝及臺海等問題，意在說明的就是“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我認為這是一種欠成熟的觀點。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戰爭中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外交支援與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向波斯尼亞人提供資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於文化親緣關係”而造成的，但他卻沒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如果就按作者所說，那麼二戰前一直排斥猶太人的歐洲國家為什麼又要在中東戰爭中與美國一道支援以色列復國呢？難道西方國家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對立僅僅是因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異造成的麼？如果放在幾百年前，這個理由也許還成立，但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們兩種文化體系衝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個——能源。
幾百年前，兇殘的“十字軍”打著驅除異教徒的“聖戰”旗幟東征耶路撒冷，實際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為了掠奪東方的財富；幾百年後的今天，北約幫助以色列復國的間接目的是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個據點，直接目的還是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舉兩德、兩朝問題時，作者說“社會被意識形態或歷史環境統一在一起，卻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認為，造成上述衝突的原因不能只侷限為文明的衝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識形態下利益集團的衝突所造成的。冷戰結束後，兩德統一，兩朝也在謀求更多的對話，問題是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在沒有別國的干預下也一定會很好的解決。另外，作者把問題說成“幾個中國”，這不單單是措辭上的錯誤，而是一種受冷戰思維侷限所形成的思維，試想，一個仍然帶有冷戰思維的學者又怎能正確、全面的分析當今時代的國際問題呢？
作者認為“具有文化親緣關係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舉例了歐盟國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國家基礎之上的國際組織…遠比那些試圖超越文化的國際組織成功”。但他卻忽視了歐盟及北約不斷東擴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難道俄羅斯不是歐洲國家麼？他們最近吸收的一些東歐國家在冷戰之前與俄羅斯還同屬一個國家。再看另一個例子就是中俄關系。如果蘇聯解體之前兩國因為同樣的社會制度算是沾上了一點“文化”親緣關係，兩國有那麼一點合作的共同語言，那麼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為什麼仍然與中國保持著穩定的戰略伙伴關係呢？原因就是兩國的地緣政治處境和經濟現狀使兩個巨人不得不併肩而戰。
那麼，總結起來，造成當今世界政治衝突與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幾個：能源、意識形態、經濟利益、地緣戰略關係以及生存空間，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來講就是國家利益決定國家關係。很顯然，亨廷頓用文明造成衝突和文化認同解決爭端的想法太過於理想化。不過從這本書中，作者所謂的“非西方文化”國家能夠更好地認識到當今西方世界對於他們的看法，從而探尋更好的發展空間。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篇2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著名學者，再任美國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長，曾多次訪華。1993年夏，他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文明衝突》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和爭論。作者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百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所持觀點公允與否，在學術界大有爭論。但書中對現今世界各種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對讀者會有重大參考價值。
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人對其文明的獨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中國學者因此十分自然地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且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時是相互競爭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據我所知，中國學者對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衝突》所作的評論總的來說精深而富有洞見，雖然他們有時也誤解了我論證中的政策含義，並對之持相當批評的態度。為此，我的完整著作現在尤其應與中國讀者見面，這樣他們便可以瞭解我對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確和更詳盡的版本，而不僅僅是從一篇30頁的文章中可能瞭解的東西。
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麼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麼多的討論，為什麼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譯成22種不同的文字，並具有相應的影響？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鬥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
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現實的洞見。它也提出了一個全世界許多人們認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論點，即：在未來的歲月裡，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臺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篇3
根據學習計劃，自五月始，我翻開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政治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因時間關係，我斷斷續續地翻閱，現在也只是完成了一半，但是它卻似一盆冷水讓我曾經的熱血沸騰冷卻下來，像一面投影匯聚了整個社會的浮光掠影，光彩昏暗俱明：要駕馭這紛繁複雜的社會，於亂世中傲視群雄，展現自我遊刃有餘，就要緊緊牽住社會脈動的“牛鼻子”——不同地域間的文明差異。
在作者的眼裡，不同的地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植生出不同的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文明的不同，難以融合，在相互碰撞和衝突之中，就會產生摩擦和矛盾，甚至會激發戰爭。“鷸蚌之爭，漁翁得利”，作者深諳政治平衡的智慧，只要在矛盾衝突的平衡槓桿任何一邊，稍稍撥動矛盾的籌碼，就可以達到“四兩撥千斤”功效——制衡他國，甚至將一些強國玩於股掌之中，即是：要想成為世界性或區域性的掌握話語的大國，只要透過製造或控制其與他國因文化、文明差異而引起的矛盾，就可以抓住這個國家的軟肋，實現操控的目的。按此規則，當時的作者預示出了20多年後，當前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矛盾，而某些國家就是其矛盾背後的操縱者。
讀此書，會給人以一種冷靜、一種淡漠，即使當前社會紛紛擾擾，爭端不斷，但是隻要我們把握其間的文化差異，就會很快明瞭之所以然。或許，這是由於作者長期置身於各種政治漩渦、爭鬥之中而不自然形成的。無論是面對悲劇，還是看到幸福，都沒有一絲的傷感或微笑，有的只是緊握的拳頭，目不轉睛緊盯對手，在別人相鬥最虛弱的一霎，自己用最少的力量將敵手擊倒。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均是在文明的衝突中被某些國家玩於股掌間，甚至會出現：“被賣了，還幫著數錢”現象。其實，這些離我們都不遠，或許就在我們的身邊，某些國家利用個別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不斷製造事端，影響社會穩定。從對文中所述文明的特點和分析比較，文明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對於文明的認同，將是有利於具有不同價值觀人群的融合團結和促進社會的穩定。如何抓好社會文明差異的“牛鼻子”，減少因文化差異造成的摩擦矛盾，我認為對於文化建設如果不加以重視，積極引導，就會在面對因文化差異而衝突的場面時變得被動，甚至會激化矛盾，加劇社會的動盪。因此，在如何應對不良團體侵入和促進本地文化、文明融合力提升，維護好社會的穩定，把握住社會管理的主動權，我個人建議可以考慮以下幾方面：
一是加強文化教育，提高社會群體的素質。我們必須要重視文化知識教育，積極推進社會群體的文化知識教育，不斷提高他們文明素質。只有社會群體的文化素質得到提高，文明程度得到提升，社會的文化氛圍才會濃厚，個人和社會群體才會樹立正確的思想價值觀念，才能奠定相互包容諒解的基礎。
二是加強交流學習，促進社會群體的溝通。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要多加強相互交流，與時俱進，學習對方的長處，消除誤解，促進社會氛圍融洽。透過多舉行活動，密切加強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增進了解和情誼，提升不同文明之間的包容度。
三是互相尊重理解，確保相處交流的和諧。不同文明之間，風俗習慣各有不同，愛好憎惡各有側重，我們必須要相互尊重和理解，加大矛盾糾紛調處力度，相互包容，而且要相互幫助，共同發展。我們要做到求同存異，積極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引導不同文明群體之間的價值觀和信念朝相同的文明化方向發展，促進社會的和諧。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篇4
當人類從史前史走向文明史，世界就充滿了血腥與貪婪，衝突與戰爭，無論是古巴比王朝還是阿拔斯王朝，古希臘或是古雅典，這種精神更是已經深入到每個人的心裡，流淌在每個人的血液裡。然而在近現代的歷史，不再是以各個國家間為單位暴力與荒蕪，世界的衝突基本根源不再是人們對於國家個人這一意識形態，而是民族的差異，文明的差異。著名的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清楚的闡述了冷戰後的世界新的意識形態與所謂的“文明的衝突“。
本書一共分為五個部分共十二章，首先從一個一超多極的多文化世界談起，闡釋了世界各個地方之間的各種現實主義和對未來的看法。書中把世界分為七個或八個主要的文明來闡述：中華文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在《文明的衝突》的作者看來，現代的世界不在把個人或國家的某種作為行為的出發點與歸宿點，而會是整個民族文化。並將之作為區別於其他人類的根本判斷標準。他認為現在的所謂現代化並不等同於西方化，而且非西方地區也不會被西方化，西方化也不會出現，也不會形成所謂的普世文明，世界終究會以各個文明為單位做為世界各地的區分。
接著在第二部分，作者從世界各個地方的力量及綜合實力為論述中心進行展開。薩繆爾認為，在新的21世紀，西方會漸漸的退出霸主的地位，非西方世界的各個地方會重新發展壯大，他們會進行自我認定，文化肯定，漸漸打破西方壟斷世界的局面。21世紀，將會是在西方文明衰落的背景下，非西方文明的崛起與競爭和與西方文明的衝突。
在第三部分以“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為標題，講述瞭如今的世界，不再以冷戰時因聯盟或多級為代表的集團，更多的是以文明為單位，進行多方位關於種族，宗教，文化為集體的集團。文化認同成為國家聯盟的標準。因此，以一個文明為標準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
第四部分以文明的衝突為標題，薩繆爾認為文明會成為人類的終極部落，未來世界的衝突會以文明為單位的衝突，並指出這種斷層式的戰爭的原因，在亨廷頓的筆下，從歷史，人口和政治三個角度分析了斷層式戰爭的緣由和動機。如何阻止這種斷層式戰爭的發生或阻止其上升為全球戰爭是如今留給人類的一大重要課題。第五部分以“文明的未來”為標題，作者提出要阻止這種文明之間的戰爭需要各文明的核心國要正視世界其他文明，加強合作。在世界力量中心逐漸轉移的21世紀，所有民族都在努力探索其他世界的文化，歷史，生活，背景，逐漸的去適應去發展。亨廷頓還指出，將國際秩序建立在多文明的基礎上才是防止世界戰爭最可靠的保證。
周恩來先生在萬隆會議就提出求同存異這一理念，中非合作，正是兩個完全不同風格的文明之間的合作。唯有和平，友好，求同存異，放下偏見，共同發展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歷史所趨，才是大勢所趨。我認為未來的文明主義的興起，文明間的利益與發展是新型合作發展的重要目的與歸宿點，如何在這歷史的潮流中披荊斬棘，需要我們所有人所有文明共同注意與思考。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篇5
有這樣一個假設——力量的平衡有利於穩定。無論是中國的中庸思想，還是亞里士多德的“適度”原則，或多或少地都反映了這樣的一種假定。那麼與之相應的力量的不平衡，是否會導致衝突呢？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描述了一個多文明衝突的世界，這種衝突是否也因為其力量的不平衡呢？
如果文明不具有多樣性，如果真如福山所言“歷史已經終結”，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冷戰結束後就以絕對的優勢戰勝了其他的思想，一統世界，在這樣的事實之下，衝突還會發生麼？而我們知道，現在的自由民主思想，一部分是建立在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之上的，這就意味著這套理論本身就是鼓勵人追求利益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追求個體的利益，但是我們無法保證每個個個體的利益完全一致，如此一來因利益的衝突在所難免。我們可以把這樣的衝突稱之為文明內的衝突，按照亨廷頓的理論，這樣的衝突是不會無限擴大的，也就是很容易控制的，但是利益的衝突在所難免也成為一種事實，其根源在於自由民主思想下鼓勵個性的解放，在這種個性的解放浪潮之後，每個個體的思維變得多樣了，而這種多樣就是造就利益衝突的原動力——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多樣性與衝突之間有一種潛在的聯絡。同時也不能證明，文明的單一不利於維持穩定，只能說自由民主的思想體系本質，與其一統天下的野心，具有內在的張力，如果讓其一統天下就不再是其自身，而是變成了另外一種思想，因此可以說自由民主這套理論註定無法完成“終結歷史”的任務。
另一種沒有文明多樣的狀態就是在世界聯絡成一個整體之前，各種文明各自為陣，之間幾乎沒有聯絡，沒有聯絡就不可能有多樣的前提。而在那個時代，相對而言也是相對和平的時代，雖然在中國朝代更替頻繁，歐洲大陸也時有戰事，但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我們可以把文明比作一種光源，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光芒之下生存，而人投下的影子就是文明作用於人的結果，在一種單一的光源之下，人的影子也是，無論如何，影子也是單一的，所有的人可以說是一致的，這個光照向那裡，所有的人都指向那裡，世界不會顯得雜亂無章。
以上的平衡點，都是人可以選擇的位置點，在這樣的點上，可以在不同的力量較量中獲得比較穩定的環境。而我們也可以看出，當力量越多，供我們選擇的'位置也就越少，但是也不意味著一種單一的力量就比較好，因為在單一的力量模型中，人是完全沒有自我的，是在一種力量的指引下行動的，完全沒有自主性，跟隨著力量的變動而變動，人也就是個行屍走肉。極度的光明和極度的黑暗是一樣的，都讓人看不到任何東西，找不到任何出路，在一種力量之下就如同在極度的黑暗之中，並不是理想的生活狀態；而達到了四個或四個以上就需要很大的智慧對他們進行排列組合，自由排列好了才能尋找到平衡點，但是這個點是指向“單向度”（馬爾庫塞）的，在單向度的甬道中，生活也是找不到人自身的，就是極度的光明，純粹的光明。而在二三個力量的主導下，可能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人們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平衡點，並且在這種平衡的狀態下獲得比較好的發展——這也於我門狹義的“中庸”之道不謀而合。
但是，這樣的模型是被亨廷頓所描述的事實否定的，他說世界上有七八種文明相互作用，重建著新的世界秩序。這麼多的文明實際上真是一個很讓人頭疼的事情，如何排列他們可以找到發展的平衡點？如何排列他們可以得到更加穩定和平的環境，為發展提供空間？任何一個排列不好，就會出現不可預測的後果。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可不可以把這七八種文明進行整合，形成更大的兩三種文明？亨廷頓說不行，那是簡單化，反映的不是事實情況。
既然這七八種文明，很難尋找到平衡點，那麼其衝突是否就不可避免了呢？其實也不是絕對的，至少還有三種途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其一就是生成一種更加強大的文明，對這些進行整合，所有的文明吸收為一體，行成一個共同的文明，從而在內部消解衝突，但是整體卻保持著穩定。但是這樣的設想是很難行得通的，現在沒有人允許這樣的力量出現。其二就是好好排列這幾種文明，使之可以尋找到平衡點，從而在這些平衡點中獲得和平的環境，促進發展。但是這也是一個極度困難的事業，誰擁有這樣的排列權威？誰擁有這樣的排列能力？最後一種，就是走向另一個極端——讓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分散這些文明，形成更小的文明甚至是以個體為單位的文明，就如同滿天繁星，沒有月亮，甚至沒有突出的星星，這樣的話也就沒有什麼平衡點可言了，也就是任何點都可以是平衡點，但是這裡的平衡點完全是依靠個人的判斷去尋找的，不是強制的力量，也不是盲目的追隨。只要沒有突出的力量出現，整體也可以保持平衡與穩定。那麼如何可能做到這一點呢？只有所有文明都拋棄一統天下的野心，順其自然發展，就有可能實現這樣的局面。但是就目前而言，所有的道路基本都是行不通的。西方文明現在還野心勃勃，企圖無限推廣自己的文明，甚至不惜以武力為工具；中國文明，在被壓抑幾百年之後，也急於揚眉吐氣，雖然其本身並不具備侵略性，但是也不允許無聲無息的消失；還有其他的文明，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發展，如果說馬上消解這些是幾乎不可能的。
現代化文化多樣性的事實，必然導致文明的多樣性，而文明的多樣性與世界秩序的穩定存在一種拋物的曲線，在文明的數量達到某個數量是其衝突的可能性達到極高，而隨著文明數量的遞減和遞增，其衝突的可能性都會隨之降低，當文明數達到“1”或者極高時，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小的。如果這種假設可以成立，則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奇怪現象：人們在追求普世價值的過程中，逐漸把價值的多元化推上了普世價值的寶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只有以更加包容的心態，去對待我們看到的一切，尊重我們所看到的事實。而當不同的文明，都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解構這個世界的時候，必然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那麼承認多樣性就成了一個最基本的共識，也是最容易達成的一個共識，那麼這個共識是否可以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呢？
如此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文明的多樣性使得衝突變得不可避免，而最後文明的多樣性也有可能成為解決衝突的很好選擇，真是“成也蕭何敗蕭何”。然而，世界究竟走向何方？我們還需觀察，只有擦亮我們的眼睛，讓將來告訴我們答案。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篇6
本書的描述大致是如此的：先是基本的，關於文明的概念及其衍生意義；其次是關於當今諸文明如何的形成、發展以及所展現的現實衝突；最後是對文明博弈的未來展望。所有觀念鋪展的體系核心是為美國當代政治服務的，是為他的價值觀及行動尋找合理性根基的一種嘗試。文明的衝突確實存在，所鋪開論述的事情的整體框架也基本合理，然而對諸文明的內部關係卻不是很明確，或是一種以己文明的視角所作的一種合理的文明內根基的想象。（畢竟，文明的複雜是超越個人智慧的存在！）
首先，從文明的諸概念來進行基本的考察
什麼是文明？就詞源而言，文明意指從西方近代文明崛起就西方所遇情況所解釋而衍生的含義。而就當今學界而言，至今尚無統一標尺，且尚有狹義與廣義的區別，而差別也是相當的明顯。狹義上就是物質生活的逐步改善，而廣義則是文化的實體、各種生活的統稱、大而無界。
就廣泛達成的意見而言，文明具有六種不同的性質。
1、在單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間存在著區別。
2、文明被看做是一個文化實體。
3、文明是包容廣泛的，是一個整體。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文明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和它們同整體之間的關係規定了它們的各個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國家組成的，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關係將多於它們同該文明之外的國家的關係。它們可能更多的相互打仗和更經常地建立外交關係。在經濟上將更加相互依賴，會存在普遍的美學潮流和哲學潮流。一個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
4、文明有終結，但又生存得非常長久；它們演變著，調整著，而且是人類最持久的結合，是“極其長久的現實”。從西方文明的視角而言，文明從誕生到確定，經歷的大致階段為：混合、孕育、擴張、衝突、普遍國家、衰落和入侵。
5、文明是文化實體 而不是政治實體。
6、歷史上的文明與今日的文明不同。文明在發展中的每個時期所顯現的外部的具體特徵並不一樣，但是其核心與實質的差別，在不出現重大的問題，如崩潰和篡改之類的問題的情況下，傳承會是一貫的。
現世界文明的劃分
就目前世界文明的現狀而言，大致可分為五大文明：西方文明，華夏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而每個大文明下又多有幾個次生文明。西方文明的次生文明為基督教文明、東正教—俄羅斯文明、拉美文明、猶太文明、美國文明。華夏文明則有儒教文明、日本文明、東南亞諸文明。而已經消散的文明為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借代重生），印加文明。
西方文明史
就西方文明生成的歷史而言，近代西方文明始於公元七、八世紀，在滅亡了羅馬帝國而蜂擁至歐洲大陸各不同地區的蠻族，即兩大族群：日耳曼族與斯拉夫族紛紛建立以自己部族為核心構建的王國，在一次次的衝擊與碰撞中漸趨融合，以基督教為世俗的融合建立了一個神權與世俗權力相統合的神聖羅馬帝國，以維也納與羅馬為軸心統合起來的西方開始進入了自己的政教合一的沉沉中世紀了！
中世紀的打破，不僅僅是自己內部文明的覺醒，更在於東方毗鄰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國的崛起，他們的迅速擴張，一度逼近歐洲的中心維也納，在外敵入侵的逼迫下（以西方自己的視角而言），西方諸國匆忙的組成聯軍—十字軍，進行東征。東征的結果，卻是以西方聯軍的慘敗而告結。
外部的失利促醒了西方文明內部民眾的覺醒，以文藝復興為代表的系列覺醒鬥爭和國家復興強盛的方式，標誌著西方的崛起和西方世紀的到來。
從文藝復興開始，是以西方文明內部矛盾為主體的鬥爭方式，特別是陳腐的基督教教義以及國力的整體低下與人民的渴望富裕以及自由、民主的理想的相沖突所構築的文明內的鬥爭方式為主線。以科學革命為主線的生產力大跨越導致的生產方式的革命的歷史，掩蓋了同期西方與伊斯蘭文明及古印加文明的衝突，且最終以西方文明勝利而告終的方式強行帶動歷史進入現代社會。而隨著十八世紀中、末期馬克思主義的出現，預示著西方內部由資產階級主導的社會的破裂，從而進入了西方文明的二元分裂對抗時期，最終經由一戰、二戰形成的美蘇兩大集團長達五十年的“冷戰”對抗，而又最終以資本陣營的美國勝利而暫時性的終結了西方文明內在的衝突。而由此開始，西方文明開始將目光投向了世界各諸大文明。
而歷史事實卻是西方在逐個摧毀各古老文明：相鄰的伊斯蘭文明，有多次的“十字軍東征”事件發生；美洲的古印加諸文明；印度文明；華夏文明體系諸藩國；華夏文明主體，中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針對華夏文明，西方花了兩百年的時間佈置安排，並用最卑劣的伎倆，在最虛弱的時段給予了致命一擊，在華夏處於全懵的情況下做最大限度的敲詐，又轉身給了最大的面子，進行了最廣泛而深入的文化殖民，利用國別不同而瓦解國人之心，最大限度的豎立了西方文明的優勢，而使華夏古文明幾近於滅。
二十世紀初，以西方文明內各不同思潮湧入，而誘惑各文明國家變化，以不同國家的身份，且以不同利益驅使、操作之，而無使生怨，反以接受西化為榮，所恨唯一時一地具體之人及事耳，而蓋不知西方文明藉此而甚囂塵上，大有一統全球之勢。
然而時不與他，文明內應科學、政治、經濟諸理念及隔閡所生的怨念已凝結成板塊，不透過激烈的衝突而無法解決的時代到來了。一戰、消耗了西方諸文明國家的實力，也減弱了對其他文明的實際控制。更由此，而產生了兩個對手：一個是種族主義的法西斯，一個是全民主義的蘇維埃。兩個極端，卻誕生於同一母體，興盛於同一時段，歷史往往留下了最荒誕的現實。
二戰，終結了法西斯，也認清了西方。然而西方文明的獨大和各文明的蕭條，而使重心仍在西方，在西方文明。冷戰的結束，撕開了一道枷在諸古老文明身上的鎖。裂縫，哪怕一絲絲，也讓西方文明感受到了危機和不安。四處的撲火和區域性戰爭更凸顯了西方文明妄圖維持獨大的努力和無能。暫時的勝敗不足以撼動根本，則文明的大爭仍將繼續綿延下去，直到一方不支，融合或分裂才有個結果。
華夏文明史
就華夏文明本身的發展史而言，從中原地區由部落一步步發展壯大，首先是完成了本族群的融合，接著是與炎帝族群的交戰，最終完成了炎黃族群的融合。然後開始了華夏的分封制模式。與其說是分封，毋寧說是對一種既存勢力的承認，而有了名義上的共主。而歷經堯舜禹時代，中央集團的權利越來越大，然而部族勢力仍根深蒂固的存在於華夏大地。直到禹子啟開創夏王朝模式，才使中央王國與諸侯一樣在血統上形成穩固的世襲，而也開始預示著中央—諸侯模式的治國體系才開始進入穩固時期；而其中中央王國政權才有勝出的可能，雖然時間很漫長。
再歷經夏商周，中央王國在發展中逐步壯大。然而，新的瓶頸制約著王國進一步的擴大。隨著這個千年技術緩慢而有效地發展，中央集團的管理模式與技術、經濟發展所相適應的模式發生了脫節，落後的管理手段嚴重桎梏著中央王國的進一步提升。何況在此時，中央王國出現了一件足可為關鍵轉折的事件：周太子申奪位引戎狄入關，致周由盛而衰，喪失關中腹心，中央王國因之而徹底不振。而諸侯在鬆動的周王朝監管下，開始進行兼併和變革，由緩慢而激烈，由春秋而戰國，一系列新的管理模式應運而生，脫穎而出。其中的佼佼者是法家，完成了對管理模式的改革，由上下管理變動為全面管理、全面監督、全面制衡，共治、自治、法治三位一體，最終在秦國由商鞅變法實現，而最終由秦國完成統一，完結春秋戰國，完結由黃帝開啟、歷經夏商周千餘年的分封制歷史，而開啟了一個新的治國模式：中央—民眾二元制治國模式，沒有緩衝而使治國之艱難超乎帝國開創者的想象，而使不出十五年而發生帝國崩潰的危機。
代之而興的漢帝國在吸收秦帝國滅亡教訓的時候，做出了有限妥協，以分封宗親而不封異姓的有限分封模式有效的緩衝了矛盾，卻也使治國不純粹而留了諸多難題。而在難題的抉擇中又毅然選擇以獨尊一家—儒家—為最後的妥協。充分發揮儒家弱民、愚民、媚君，維護君王等級制的學說，而使國家在此形勢下定型而形成二千年的專制時期。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篇7
塞繆爾·亨廷頓，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曾任美國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外交政策》雜誌發起人與主編。哈佛大學榮譽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曾評價他“顯然是過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
1993年，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一石激起千層浪，“文明衝突論”在美國乃至全世界學界引發激烈的爭論，姑且不論正確與否，如此激烈、罕見、曠日持久的爭論本身就側面印證了其巨大的影響力。1996年，其大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問世，亨廷頓在本書中對該理論作了完整、系統的闡述和論證。該著作集中體現了作者的智慧，運用獨特的視角對國際形勢的歷史、現狀及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內容橫跨政治學、國際關係學、宗教學、歷史學、人口學、國際法學等諸多學科，在以上學科的學習和研究中都成為必不可少的經典文獻。
“文明衝突論”的的核心觀點是冷戰結束後，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建立在意識形態之上的國家之間的衝突將會被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取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最可靠的保障”。
全書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結合“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形勢，描述了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基本特點，提出“在未來的歲月裡，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並認為當今時代“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作者將當代世界文明分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並指出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徵是宗教和語言。此外，作者對其本土文明——西方文明進行了重點的闡述。
第二部分描述了世界主要文明的發展變化和力量對比。透過論證文化與權力的關係，指出“文化總是追隨著權力”，而非西方社會迅速的發展使西方權力相對削弱，因此西方社會的所宣揚的價值在非西方社會中的影響力也日趨減小，伴隨著政治影響減小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非西方文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壯大正在不斷自我肯定和復興。
第三部分揭示文明對於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發展的影響。“文化認同的答案確定了該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敵人”，即文明的種類是一個國家在世界秩序中定位的基本依據，會對國家間政治、經濟關係產生重大影響，文化共性促進合作，而文化差異則加劇衝突。作者運用了大量的舉例來論證其觀點，比如北約的成功就是基於西歐、北美主要國家共同的文化認同，東盟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組織”，其合作程度卻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約，而歐盟拒絕接受土耳其加入，根源就在於信仰基督的歐盟國家無法容忍“一個伊斯蘭的異類”加入他們的俱樂部。該部分還分析了文明轉型失敗的國家，由於文明立場的不堅定導致自身的“無所適從”，這一點對我們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篇8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1996年出版的書，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彩。
本書從文明的融合，分化和衝突入手，重點分析了冷戰之後的全球政治格局的演變和趨勢。而1996年至今20多年的一系列重大地緣政治事件，基本應驗了書中的理論和預測。看了這本書之後，讀者可以對冷戰至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南聯盟戰爭、911事件、阿拉伯之春運動、烏克蘭分裂、歐洲的移民危機和保守化，以及中國與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和伊斯蘭國家等的關係和演變，有了一個獨特視角和分析工具。讀過這本書，讀者可以從較高的角度來看待不同宗教、語言、民族等之間的問題。
比較實用的地方，這本書對小朋友的教育方向，也有很好的啟發意義。小朋友是讀本地學校還是國際學校?中文和中華傳統文化要掌握到什麼程度?英語應該掌握到什麼程度?第二外語要不要選和選哪一門?(我讀後的結論是學好中文英文兩門足矣)以後留學路徑應該如何規劃?等等。
看過這本書，對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國際經濟格局發展，也能多一些分析和理解，對做投資有幫助。書的資料詳實，邏輯清晰，語言簡練，公平客觀，說服力和可讀性很強。
一個不算缺點的缺點，是作者作為西方人，立場還是主要從保護西方文明的角度出發，案例和史料也多是寫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及東正教文明之間的衝突，對中國涉及的內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