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鯨的肖像畫時代散文
曾鯨的肖像畫時代散文
危機、動盪圍困下的晚明，卻呈現出豐富而飽滿的文化景觀，這是令人懷念的極為特殊的多元化文化時代，藝術在自由的呼吸，大師雲集，人物輩出。中國的肖像畫藝術在這一階段因曾鯨（字波臣，1568-1650，另作1564-1647）的出現而擁有了新的面貌和前途。
曾鯨的重要性常被人們忽略，因為在他同時代或前後出現了董其昌、陳洪綬、八大山人、石濤等一批大藝術家，文化在這個國度裡有著超乎尋常的濃度，在動盪、昏暗的年代裡競聳立起一座座藝術的豐碑。在我們的眼裡，曾鯨的成就從未被矮化，“如鏡取影，儼然如生”的寫真技藝享有著極高的聲譽，開啟了深銘於中國肖像畫史冊的肖像畫藝術時代，我們可以作一個充滿敬意的回顧。
古人的肖像創作大體有兩種：其一，用淡墨略略勾出五官，後用粉彩渲染，這一技藝在唐宋尤為突出；其二，宋朝的李公麟把白描手法大力推進後，成為元明畫家寫像的主要手法。
在我們看到曾鯨早年的《葛一龍像》圖卷和讓後人讚不絕口的《王時敏小像》時，肖像畫的創作在曾鯨對神采銳利地捕捉和準確的線條當中有了靈魂。
他先以淡墨將人物的面部輪廓和五官勾勒出來，隨後以淡赭石和淡墨根據臉的結構層層渲染，對墨骨格外講究。姜紹書在《無聲詩史》中說：“每畫一像，烘染數十層，必匠心而後止。”如果說這兩幅作品還沒完全體現出他開創的凹凸技藝的話，到了他五十九歲那年創作了代表性作品《張卿子像》圖軸，完全到了筆墨色渾然一體，立體感尤為突顯。《明畫錄》評價：“落筆得其神理”。
具有大眾色彩的肖像畫藝術是歷史、社會的投影，也是千萬家庭的需求，肖像畫的商業元素不但使曾鯨擁有了財富，也讓他在這一領域的權威性達到了空前。《五雜俎》亦言：“其寫真，大二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肖。挾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這個福建莆田人，以其高超絕倫的繪畫水平，不斷往來於江浙，尤其活躍於杭州、寧波、餘姚，居南京，追隨者如雲，並在中國畫史上罕見地以其字命名他的流派——波臣派。
談到曾鯨的肖像畫藝術，不得不提到一位西方學者，那就是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不同文化在晚明的中國土地上相互碰撞、交融，以利瑪竇為代表來華的耶穌會士在上層知識分子中有著重要影響，他們將西方的歷法、數學、語音、地圖，也包括西洋畫技法介紹給中國，擴充套件了中國人的眼界，特別是國際貿易較發達的沿海地區，交流更為頻繁。
日本人大村西崖在《東洋美術史》中提及曾鯨與利瑪竇在肖像藝術上的交流與切磋。利瑪竇涉獵極廣，西畫上亦能創作，擅繪聖母像。中國畫的創作方法開始受到西方藝術的影響，在肖像畫領域成為主流。曾鯨的聰明在於沒有盲從，取中西畫法之所長，在繼承和引進的過程中，以靈敏的嗅覺，不失中國傳統元素，又有效地與歐洲肖像創作巧妙的結合，完成了肖像畫創作更細膩、真實的關鍵轉型，開創自己獨立的'肖像藝術路途，並取得成功。這種成功使曾鯨擠入中國最傑出的藝術家行列，正如周積寅先生所評價的：
“就是強調了中國畫用筆用墨的特點，堅持以墨線和墨暈為骨。借鑑西畫的結果，是創造了我們民族自己的凹凸法，發展了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的肖像畫，這應該說是曾鯨的一大功勞。”
此乃曾鯨最主要的功勞，在探索西方創作手法與中國繪畫語言的結合上，曾鯨的嘗試已形成開風氣之先的意義，尤其他領導的創作群落“波臣派”方陣的集體效應，使他的影響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保持著勃勃生機。在沒有照相機的年代，從皇室宗教到家庭個體，對肖像畫的青睞一直不減，特別對各行業重要人物的寫真上，肖像畫都有突出的史料價值，故曾鯨的另一個功勞是出於肖像作品的逼真，有效地記錄一批大學者、藝術泰斗的英容像貌，如董其昌、黃道周、王時敏等人。
曾鯨善與人來往，同時代一流人物也樂意結識他，朋友的高階無疑增添了曾鯨的思考力，使之創作免去了匠氣。他所繪寫的《蘇文忠公採芝圖》就挖掘到了蘇東坡的內心，使一種高邁的風骨躍然紙上，包括曾鯨點睛生動的肖像作品，猶擅於抓住創作物件的精氣神。
張岱在他著名的《陶庵夢憶》中說到一次與曾鯨的偶遇，在崇禎七年（1634）十月，他們在杭州西子湖蘇堤附近定香橋相逢，當時大畫家諸暨人陳洪綬等人均在場。洪綬為東陽趙純卿作古佛，曾鯨則為之畫肖像栩栩如生，張岱作文，興致甚高。曾鯨的朋友除了上述各位，還有大思想家黃宗羲、畫家兼戲曲作家陳繼儒，均為當時名士。
友人甚多，從曾鯨學肖像畫法者亦眾，有名有姓者不下四十人，頓時“波臣派”成為浩大的隊伍，最為知名的為謝彬。
遺憾的是留存至今的曾鯨作品寥寥，散藏於各博物館的十餘幅，加上文獻、書刊記載的總共才二十多幅，但曾鯨對後世肖像畫創作的意義是巨大的，當年曾鯨所領導的肖像畫時代是座奇崛的高峰，讓我們肅然。值得一提的是南昌瓷板畫神形逼真、強調立體感等創作原則與曾鯨創立的技法一脈相承，這種寶貴的肖像畫遺產在瓷畫創作中根據新載體、新顏料得以發揚。換句話說，曾鯨是南昌瓷板畫研究中無法繞過的標杆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