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的早期編譯者淩昌焕散文

默默的早期編譯者淩昌焕散文

  淩昌焕(1873-1947),字文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早期的編譯者,吳江縣莘塔鎮陸家橋人。淩昌焕老宅喚作“凌家大屋”,據健在並見過他的90多歲的同鄉陸秉心老人回憶說:淩昌焕的父親叫凌浦雲,早逝。母親人稱金奶奶。

  凌家子女較多,老大不知是男是女,老二凌明之,人稱明二爺,在外洋輪船做翻譯。老三凌文之,人稱文三爺,就是淩昌焕。老四凌幼雲,人稱幼四爺,是秀才,教書為生。陸秉心結婚時,凌幼雲曾是他的證婚人。他教過書,寫得一手好字,曾為陸秉心書過一張扇面。後來,他又請西塘的一位秀才在其扇面上畫了一幅畫。南社社員、胥社社長江雪塍的兒子江印舸(江蔚雲)則用鐘鼎文寫了一副對聯作為結婚禮物送給陸秉心,惜今已散佚。

  淩昌焕實際上還是柳亞子的親威,柳亞子稱之為表兄,他是凌退修的侄孫。柳亞子在《自傳?年譜?日記》(64頁)說道:他年齡比我大十多歲,但人倒相當開通,我們見面時,是無話不談的。據考淩昌焕是新南社社員和南社紀念會成員,可見其思想進步了。

  名校的教育前輩

  1900年,27歲的淩昌焕到達上海,從事編譯工作。1906年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工作,1907年黃炎培校長聘任他為上海浦東中學教員。浦東中學是上海的名校之一,二十世紀初學校經常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如沈雁冰、惲代英、郭沫若,還有美國杜威博士等來校講演,故深受學生們的歡迎。

  為此,學校培養了不少英才,如左聯五烈士中的胡也頻、殷夫、鄧拔奇、陳培仁等;社會名人張聞天、范文瀾、錢昌照、王淦昌等等。據史料記載,蔣經國、蔣緯國於1923年至1925年間就讀於浦東中學。

  “堅貞、勤樸,為國家育人才,為社會開風氣”的浦東中學,更是愛生如子。紹興校友孫芬蘭,勤苦好學,來浦東中學求學不到半年,忽在五月間突發病去世,學校為其召開追悼會。黃炎培校長親自送上輓聯雲:痛哉伯仁,蓋由我死。平乎龔生,遂夭其年。淩昌焕也親擬一副對聯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哉。斯人斯疾,亡之命矣夫。

  早期的商務編譯者

  1912年6月14日,淩昌焕經杜亞泉先生的介紹又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工作,住寶山路家慶裡74號。月薪初始六十元,後“論其能力亦尚值得”,月薪增至八十元。

  1920年,淩昌焕在編譯所理化部工作,與之共事的同仁有:杜亞泉、壽孝天、杜就田、吳和士、鄭心南、許善齋、杜季光、駱紹先、黎麓叢等諸君。商務編譯所是知識分子彙集的地方,以多名人而著稱:黃炎培、陳叔通、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馬敘倫、郭沫若、竺可楨、周建人、葉聖陶等等,最多時達300多位。這些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篳路藍縷、煞費苦心,得成一種輔助教育的新事業”。

  淩昌焕在這大的文化氛圍裡,可謂是如魚得水。加上淩昌焕生性是一個勤懇之人,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與同仁編著了大量的教科辭書。

  如由淩昌焕主編,凌履彬、周纘善、梁淑存、顧依仁(南社社員)等參與編輯了《常識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出版)。不僅如此,他還參與《共和國教科書新理科教授法》(1913年)《辭源》(1915年出版)《新法理科自習書四》(民國十一年出版)《植物學》(淩昌焕編輯胡先驌校訂)(民國十二年八月出版)《新法理科教科書》《新理科》《動物學大辭典》(民國十二年十月出版)《新撰動物學教科書》(光緒三十四年2月出版)《自然科教科書》等出版工作。

  為適應新時代教育改革的需要,商務館還著手組織高夢旦、莊俞、傅運森、譚廉、杜亞泉、淩昌焕、鄺富灼等人,編輯《共和國新教科書》叢書,以緊跟新時代的發展,社會影響巨大。1916年,孫中山偕同摯友廖仲愷、胡漢民、張溥泉、朱丁五人來商務印書館參觀印刷廠,唐少川、溫欽甫作陪。

  商務印書館由一爿印刷工廠,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這與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夏瑞芳、張元濟等從“啟迪民智”出發,將“扶助教育為己任”的經營宗旨分不開的。這培養了員工較高的覺悟,讓他們多了一份愛國心和正義感。

  期間,淩昌焕除醉心於館務外,還和同志們一起積極投入革命活動。1919年,全體職工為響應“五四”運動罷工一星期。1927年3月,在沈雁冰、楊賢江、等發動下,商務館工人、職員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淩昌焕的六位同事犧牲了。

  商務印書館工人糾察隊,被軍閥稱為“赤色分子大本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周恩來、趙世炎常來商務館指導工作,那裡的`療病房一度成為起義的指揮部。起義勝利後,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就設在東方圖書館(注:商務館的藏書樓,前身稱“涵芬樓”)。

  1922年,淩昌焕兼任編譯所博物生理部編輯,其間淩昌焕主編《共和國教科書生理學》(1914年)《衛生課本》,和許心芸合作編輯出版《生理衛生掛圖》十幅(中小學用)。

  淩昌焕不僅參與出版眾多的教科叢書,在農業書籍和志書等方面也卓有成績,如《肥料學》(1916年出版)由陸旋編,淩昌焕、龔厥民校對。在民國《川沙縣誌》編纂進行中,物產志就曾邀請淩昌焕及他同仁吳和士審閱。同樣,淩昌焕也不忘為家鄉出力,據考他是光緒版《黎裡續志》的校勘人之一。

  抗戰時期,經濟蕭條,上海商務印書館也不例外,為節約開支,自制不少文具和標本,淩昌焕積極響應。在《張元記日記》(第六卷151頁)記載:淩昌焕之儀器大有進步。連帶著,他相繼為商務圖書館出版《植物標本採集製作法》(1936年)《動物標本簡易製作法》(1947年)《昆蟲標本採集及製作法》等書籍。

  南洋勸業會研究者

  1910年,中國首屆博覽會———南洋勸業會在南京現鼓樓區丁家橋一帶隆重開幕,博覽會所參展物品達100萬件,歷時6個月,吸引了30萬海內遊客觀光,成交量計千萬銀元,可謂是盛況空前。

  “歲庚戌(清宣統二年1900年),南洋有勸業會之設,有志之士於會間設研究會,集同志以研究出品,徵報告,蘄以多數人之心思才力,就此現象策改進之道也,與會者凡七百九十九人,期六月而畢事;與會者具報告於會凡八十首,蓋十之一焉。”(錄自《南洋勸業會研究會報告書》序例)南洋勸業會研究會也因此應運而生了。

  1900年7月初於教育館召開研究討論會,認定研究部研究人員,在9個專業部門中,其中的理科部有:吳和士、淩昌焕、薛公俠(南社社員)、俞子夷、費公直(南社社員)、張小樓參加。期間,淩昌焕與薛公俠、吳和士、俞子夷四人合作撰寫《教育報告書》論文,將“研究之範圍及研究所得,備陳左方,以供採擇”的科研成果公佈於大眾參考,以促進南洋勸業會良好的迴圈和成效。

  在《南洋勸業會研究會報告書》中,還收錄了費公直的報告書,他研究製作的河豚毒素標本曾榮獲南洋勸業會優等獎,並被選送德意志萬國衛生博覽會參展。

  接著,南社發起人之一陳去病在《南洋勸業會研究會報告書》中發表題為《致駐所幹事黃炎培書》文章,他對教育館的前程,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論說:圖書繁富,門類至眾,而三吳人文甲天下,箸作之多,莫與倫比,將欲儲存國粹,寧可恝置不譚。故有教育館以通今,即不可無圖書館以存古,而輿地學者,尤今日留心時事者,所急宜講習也。

  為此次南洋勸業會盛會,浙江黃岩椒江人王葆楨(又名王漱巖,南社社員)曾先後二次赴實地考察,著寫《南洋勸業會雜詠》,共作詩210首。書內收錄名人題詩十五首,大都為王葆楨詩友,如南社社員趙樸初之父趙恩彤(字煒如)題集句詩以賀興。

  王葆楨自述前後兩遊金陵“縱纜勸業會,神王目眩,莫可殫述”。在其210首詩中,他為南社社友費公直髮明一種催花早開及茂盛藥水(注:在工藝館化學工業部展出)很是欣賞,特作《催花葯水》詩,贊曰:灌園抱甕太多才,羯鼓無聲春自回。不受輕陰釀香雪,幾枝易謝怨先開。

  抗戰後期的淩昌焕

  據現定居在濟南的淩昌焕的曾孫凌濟說,他的曾祖淩昌焕1925年前擔任過吳江旅滬同鄉會會長。193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遭日本飛機轟毀,淩昌焕失業,時年六十歲。迫不得已,淩昌焕暫居西塘女兒凌肇堂家避難,過起了隱居生活。

  當初,西塘的南社社友沈禹鍾為他女兒凌肇堂、女婿江汝為(注:平川半月刊社創辦人之一)新婚特賀詩一首《賀江君汝為與凌女士肇堂新婚》(錄《南社西塘社友遺稿》61頁):

  彩筆江郞絕點埃,佳人詠絮亦清才。三生早注鴛鴦蝶,此日欣親玉鏡臺。開歲乍逢春浩蕩,定情盡有句低迴。合歡酒助東風暖,窗外梅花一夕開。

  入春好事寸心知,當戶三星慰所思。花底長生魚水樂,鏡中雙笑鳳鸞姿。柔情繡閣歡晨夕,清課紅閨勝友情。始信平時擱詞筆,故留墨妙畫修眉。

  後來,淩昌焕先後又在上海中華教育用具廠、南洋中學擔任教員及編譯工作。1947年,辛勞一生的淩昌焕於浙江西塘江家大宅去世,享年74歲。據他的曾孫凌濟回憶,曾祖淩昌焕1947年去世後回故里蘆墟開弔,葬在老家。

  學者型的淩昌焕,一生中雖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只是一位默默無聞的教育者、一位勤懇的上海商務館早期編譯者、一位低調的南社中人,但他所作的貢獻是沒有人會忘記的。

  因他從商務館中來,是由商務館成就的一名學者,在那裡他參與編譯工作達二十餘年,現國家圖書館藏有其書(目)90餘種、家鄉吳江圖書館藏其的編輯出版物有8種(20餘冊)。

  淩昌焕的家鄉人費孝通先生從閱讀商務館創辦的《少年》雜誌始,就與商務館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4年,14歲的費孝通還是個初中生時,以筆名“費北”署名,將《秀才先生的惡作劇》發表於《少年》雜誌。此事讓他終生難忘、興奮不已。

  時光過去了將近六十年,在1982年元旦,費孝通於吳江縣城,作“憶《少年》祝商務壽”文,作為送給商務印書館八十五週年紀念禮物,文中他深切地懷念道:“商務印書館既是一個印書館,也是一個育才館。它不僅以印書為廣大人民提供精神食糧,而且為了印書也培養了一大批作家和學者。功在歷史。挽近論人才的人每常懷念古代的伯樂。回想我這一代,商務印書館在當時的文化界實際上起著伯樂的作用。我雖非千里馬,但畢生與筆墨結成不解緣,商務印書館實為之媒。”在費孝通這段情深意切的表白中,我們不難看出,淩昌焕身在上海商務館的意義深遠,影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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