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倔頭張三爺的散文

關於倔頭張三爺的散文

　　冬日夜漫漫，凜冽的寒風吹得窗稜上的紙嘩嘩作響。已是夜半時分，孩童的泣鬧聲中偶爾傳來幾聲狗叫，瞬間便打破了這關中渭北臺原偏僻村舍夜晚的寧靜。

　　習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們此時早已入睡，可三嫂家四歲的小兒子狗蛋今晚不知怎麼了，就是哭鬧不睡。三嫂只好懷抱兒子，在地上轉圈哄他，可怎麼哄也不止聲。無奈之下，三嫂順手拿起掃炕笤帚，在炕沿猛拍一下，然後壓低嗓門說：“張三來啦”!話音一落，哭聲止了，只見狗蛋撲閃著黑黑的眼睛，驚恐的聽著屋外的動靜……三嫂乘勢輕拍狗蛋，“奧、奧、奧覺覺，我娃起來要饃饃……”漫漫的，在三嫂低吟的催眠曲中，狗蛋入睡了。而風仍在吹著，窗紙嘩嘩作響，更添幾分夜的寂靜。

　　張三，何許人也?有如此之魔力，人乎?神乎?

　　看官且慢，他非神，而是我兒時記憶中，村裡一個五十開外、皮膚黝黑的跛腿倔老頭。

　　說起張三，按村中的傳統輩分，兒時的我常喊他“張三爺”。其實，張三爺，大名張三娃，可能他在兄弟中排行為三，加之其父母沒文化，按照關中人給娃取名的習俗，如“杜大”、“王二”什麼的，打小“三娃、三娃”的叫到了他長大成人，“張三娃”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他的姓名。雖有大名，但很少有人稱呼，只是戶口本上姓名一欄寫著“張三娃”，而生產隊的“工分簿”上卻被寫成“張三”。因為人們平常都叫他“張三”，習慣成自然，他也不計較;也有人背後稱呼“張跛”的，因為他的左腿短點，走起路來一瘸一瘸的，成為別人的笑料。由於他祖上家境貧寒，沒上過學，加上自己生理缺陷，終生未曾婚娶。長期的孤居使他養成了一種孤僻、粗魯、耿直、暴躁的性格，凡常人難以接近。

　　童年的記憶中，故鄉“人”字形溝道式的村落，人們大都依崖而居，四十多戶人家中張姓只有四戶，且都住在東南的坡邊，坐北朝南的窯洞，院落顯得特別敞快。張三爺和其遠房的堂弟“成虎爺”一家同住一院，他佔居著西邊的兩孔大窯。雖同住一院，但關係相處的並不好;張三爺喜好清靜，愛乾淨，堂弟家的雞呀、豬呀滿院跑，這兒屎的哪兒尿的，三爺常常一肚子的不愉快，總是罵罵咧咧;後來，還是張三爺提出，隔起土院牆，另開了門戶。

　　昔日，三爺的院中長著一棵碗口粗的石榴樹，每年秋季，碩大的紅石榴引得孩童們垂涎欲滴，雖然三爺看的緊，但不時仍有掛在低處、尚未成熟的石榴被溜走，氣的三爺吹鬍子瞪眼，只能胡求大罵一通了事。其實三爺並不吝嗇，每當石榴熟透了，他常常喊來左鄰右舍嚐鮮，這在當時那個缺吃少穿的年代，無疑是一種特別的享受!

　　張三爺，白丁一個，沒有什麼特殊的歷史背景，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普通的莊稼漢，在六十年代後期卻意外的“紅”了起來。那是因為，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祖輩佃農的張三爺，地無一分、錢無一串，身居寒窯，奠定了他光榮的“貧農”成分;根正苗紅使他被戴上了“貧協代表”的桂冠;冷倔耿直的天性使他成為村裡獨一無二的糾察、紅管家。

　　在那個牛拉人抬的農耕時代，耕牛無疑是生產隊的寶貝。為了養好耕牛，生產隊便種植了大片的苜蓿作為牛飼料;每當春暖花開之時，嫩嫩的苜蓿綠油油的格外招眼。為保證牛飼料，隊上規定，不許社員偷摘苜蓿當菜吃。然而，誘惑的'難耐，特別是婦女們，這可能是天性吧;關中農村有句調侃的俗語：婦女有三愛，攪團、棉花、苜蓿菜。意思是說，吃攪團撐破肚，見著棉花，苜蓿就要掐一把;濃縮成兩個字，那就是“貪婪”的寫真。那年月，集體出工的新媳婦、大婆娘，總會利用工間休息或方便的機會，偷摘一把苜蓿菜，裝在褲兜帶回家。這儼然是一種損害集體利益的行為，必須加以制止。

　　這一日，收工時分，只見隊長和張三爺板著黑臉，站在村口的皂角樹下。三爺發了話，要求每個人翻兜檢查，看有無偷菜;不從著，由三爺搜身。一溜擺的陣勢中有些騷動，膽小的自動掏出，被罵得無地自容;想矇混過關者被三爺搜身，羞愧難當。此後，再無偷摘苜蓿者，因為她們懼怕光棍摸身。

　　三爺孤身一人，每有上級來人，隊上都安排在他家用餐，除了減少陪客、給隊上節省開支外，更重要的是，以他的“貧協代表”身份，便於聯絡、彙報工作，他也是樂此不疲。

　　春種秋實，每到收穫季節，打穀場場長一職非三爺莫屬。昔日裡，滿場的糧食，既要防火災，又要防偷盜;不是趕雞鴨，就是攆豬羊;還要調教那一幫調皮的頑童。你看，高高的糧堆上，七八個小丫手抓金燦燦的麥粒正上演著一場“天女散花”;那邊，幾個男童偷爬上了麥草垛，溜滑戲耍……只見三爺手執掃帚棍，一跛一巔，黑著臉叫罵。追上的被抽屁股，腿快的四散而逃;更有調皮的也模仿瘸腿走路，邊瘸邊喊：“張三拐、張三拐……”，三爺汗流浹背，又氣又惱,又追又罵……由是，威震群童。

　　斗轉星移，雖然三爺的額頭又添幾道蒼桑的皺紋，但他那耿直的秉性一點未改。那年冬月，煥生兄弟倆分家，因家產分配起了矛盾，都不願養活他娘;他娘就找“貧協代表”，三爺一聽，二話沒說就去尋那兄弟倆，見面先給一人一抽撥，“為啥不管你娘?今天打不靈醒你，明天就拉你去遊街。”倆兄弟見勢不妙，便低頭認錯。事後，大家都說三爺做的對。三爺雖粗暴，卻印證了故鄉那句“三句好話不如咥一棒棒”這一粗獷的教化理念。

　　歲月流逝，童年記憶中的張三爺，隨著我在外求學、工作的時空距離，已很少謀面。後來聽說，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那年，張三爺成了“五保戶”。日出日落，門前槐樹下豎起來的碌軸成了他的座椅，但時不時的還以“貧協代表”的身份巡視街、場院，偶爾夾雜著他看不慣的責罵聲。再後來，他病了，瘸了的腿再也摞不動了，村上便派人專職侍候，直到他“百年”之時，享年七十三歲。喪事是由他的遠房侄兒前後搭理，出殯那天，村民們胸佩白花，樂隊吹吹打打，送歸紫府。

　　歲月靜好，只嘆物是人非，恍如春夢。張三爺，我心中的那個跛腿倔老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