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京劇與社戲的態度
魯迅對京劇與社戲的態度
《社戲》原文分兩大部分。前一部分寫“我”成年時在北京看戲的兩次不愉快遭遇，後一部分寫“我”童年時在農村看社戲的歡悅生活。初中語文第二冊選入的《社戲》為後一部分。
一、魯迅筆下的江南農村小鎮與《社戲》
魯鎮與未莊是魯迅筆下描寫最多的江南農村小集鎮(如：《孔乙己》《明天》《風波》《祝福》等)。那裡所發生的故事，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後發生的事，魯迅描繪了那極端沉悶、閉塞、一潭死水般的封建農村的典型環境。從一個啟蒙主義者的立場出發，魯迅主要不是描寫在這種環境中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而把重點放在刻畫人的靈魂。寫出農民的“辛苦麻木”，其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群”中，以“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①。當時，魯迅認為最需急切療救的應是人的“病態”的靈魂，他看到造成“病態”靈魂的根源在於封建宗法制度和倫理思想。所以，他筆下的農民多是被沉重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倫理思想壓癟了的人物。魯迅對他們懷有深切的同情心，同時也為他們任憑命運的擺佈而不思反抗感到無限的悲憤。但是，在也取材自魯鎮的《社戲》中的雙喜、阿發、六一公公等人物身上體現出來的卻是機智、純樸、善良、無私，字裡行間洋溢著對勞動人民的熱情歌頌。同時，作者透過嗅覺、視覺、聽覺、想象等多角度對優美景色的描寫，熱情地歌頌了大自然的清新明麗。在《社戲》中，在雙喜、阿發、六一公公等身上找不到丁點“病態的靈魂”，在平橋村看不到些微“沉悶、閉塞、一潭死水的封建農村典型環境”。相反，那晚的社戲，雖沒有出現“蛇精”“跳老虎”“翻筋斗”之類熱鬧有趣的'節目，“看不出什麼名堂”“迅哥兒疲倦、小朋友們哈欠”，但至今卻使我深情地懷念，“再也看不到那夜似的好戲了”。顯然，“我”懷念的不是戲，而是那個月色朦朧，橫笛婉轉、豆麥飄香的夜晚和天真純樸、機靈能幹的農家孩子一起渡過的美好時光，以及六一公公與孩子們給予“我”的厚愛和友情。如果將《社戲》的前一部分關於對京劇的敘述與議論跟上述情況相比，不難看出：魯迅寫作《社戲》的意圖是為了揭示“當時劇場裡演飾人物的態度、水平以及演出內容等不好的習慣”以引起“療救的注意”。作者後部分對江南農村小鎮一反常態的描述是為了從反面鄙棄“社戲”(“社戲”屬京劇的一種地方戲②)，那麼，魯迅為什麼對京劇何以不相容?
二、“京劇救國”與“人民本位”
“五四”時期，以胡適、劉半農、傅斯年、錢玄同等為代表，一方面提倡戲劇表現人生，反映現實生活，另一方面批判京劇，指出京劇中的“團圓迷信”，不能“引人到徹底的覺悟使人從根本上進行思量和反省③”。把京劇中的臉譜、唱工、臺步、武打、鑼鼓等悉視為應拋棄的“遺形物”，甚至不承認京劇是戲，認為它只是“玩把戲”的“百納體”，“毫無美學價值④”。當時的魯迅也參與了這一批判活動，所以，在《社戲》的前半部分，魯迅說他從1902年至1922年20年間只看過兩回京劇，而印象都十分之壞：“咚咚喤喤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盪”“一大班人亂打”“兩三個人互打”(其實《社戲》後部分對戲臺的描述也如此)，總之是“咚咚喤喤之災，戲臺下不太適宜生存了”。至於用京劇表現現代生活，魯迅更是認為根本不可能。根據魯迅的摯友郁達夫回憶：“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茅盾、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他(魯迅)根本就不贊成，並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了，這行嗎?”⑤
在《社戲》發表兩週年後，魯迅寫了進行“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論照相之類》其第三節“無題之類”可以說是專門調侃京劇的。魯迅寫道：“我在先只讀過《紅樓夢》，沒有看見‘黛玉葬花’的照相的時候，是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本以為她應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現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個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繼起的模仿者們的擬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憐的苦相，也就會立刻悟出梅蘭芳君之所以永久亡故了。其眼睛和嘴唇，蓋出於不得已，即此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作者認為京劇中扮演的“天女”“黛玉”(梅蘭芳飾)等眼睛太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而魯迅最挖苦、最反感的則是京劇中的“男旦”和“男旦藝術”，魯迅顯然是把其中的“男旦”和落後畸形之類的現象連在一起了。
魯迅在晚年又寫了《略論梅蘭芳及其它》，對京劇的藝術進行了理論的探討。文章議論的中心是關於京劇的雅俗問題。魯迅認為：京劇是由俗變雅的典型，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魯迅這種人民本位的藝術觀，也建築在他對整個社會歷史的考察上。他認為“士大夫常將《竹枝詞》改為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著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著他們滅亡”，而魯迅心目中的京劇，正是這樣的“竹枝詞”或“小家碧玉”。待到化為“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因此，他斷言人民大眾是不會喜歡京劇的。
縱觀“五四”以來的文化史、思想史便會知道，魯迅一直對京劇持批評的態度。由此，在《社戲》中(後部分)作者不去描述魯鎮沉悶、閉塞的環境和辛苦麻木的農民，而去極力渲染魯鎮處所的優美、人群的鮮活，其目的是為了從側面去抨擊京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