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視野下的農業科技交流與中國農業發展論文
歷史學視野下的農業科技交流與中國農業發展論文
為了深入探討農業科技交流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揭示中國農業發展的軌跡和特徵，2005年10月25至27日，在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85週年院慶之際，由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主辦、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承辦的中國農業歷史學會第11次學術年會在南京國際會議中心隆重召開。來自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農業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南京大學、蘇州大學、四川大學、鄭州大學、貴州大學、吉林大學、中國農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華南農業大學、江西農業大學、中國海洋大學、上海師範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徐州師範大學、韓國國立全北大學、韓國國立忠北大學、韓國農林經濟研究院、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日本麻布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日本東京農業大學、日本九州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100餘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圍繞農業技術交流、區域農業發展、農業經濟、農村社會組織、農業文化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交流和熱烈的討論，提出了很多極有價值的見解。下面對這些論文進行分類介紹。
一、中外農業交流及其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
中國農業的發展，與國外作物品種、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引進、推廣有著密切的聯絡，輝煌的中華農業文明正是在中外農業技術交流的環境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正因為如此，中外農業交流問題一直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朱宏斌、王雯在《試論秦漢時期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型別與模式》一文中，對秦漢時期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型別與模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根據秦漢時期中央政權同周邊地區及民族的遠近親疏和控制方式的差異，提出了秦漢時期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體移植型、輻射滲透型和遠接互化型三種模式。隨著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農業科技文化傳播交流的方式、途徑、內涵及影響方面呈現出同步的弱化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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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物品種傳播方面，四川大學張箭的《咖啡的起源、發展、傳播及飲料文化初探》，認為咖啡起源於衣索比亞，15世紀開始在阿拉伯半島種植和飲用。20世紀初咖啡傳入雲南，中國大陸開始栽培咖啡。隨著咖啡種植、飲用的擴大，逐漸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咖啡飲食文化。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嚴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傳入和影響》，對西漢至宋代期間香料傳入的途徑、香料種類及其利用狀況進行了探討，分析了香料貿易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係，認為香料傳入對中國內地的飲食、醫藥以及農業生產、商業貿易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南京農業大學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陸地棉的引種、推廣及其影響研究》，探討了我國引種美洲陸地棉的時間、路線和過程，分析了引種和推廣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農業技術交流方面，華南農業大學倪根金的《甲午戰爭前近代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系統地介紹了清朝後期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與引進問題，認為甲午戰爭前，近代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呈現出小範圍、零碎性和同步性三個特點。南京農業大學王志軍、惠富平的《西方育種技術引入與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對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技術進行了探討，認為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以農業高等院校、政府農業改進機構和農事試驗場為推進主體，以小麥良種選育和推廣為重點，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我國麥作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業大學張英利的《近代日本蠶業科技的興盛及對中國蠶業的影響》，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和繅絲機械的引進，其蠶業科技在蠶種選育、繅絲技術和防治蠶病等方面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日本蠶業著作和文獻被譯成中文、日本養蠶和制絲技術的引進、日本蠶業教育的模式，對中國蠶業科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農業大學趙勇的《民國前期國外農機的引進及其影響》，論述了民國前期國外農業機械的引進情況，認為當時中國農機制造業比較落後，國外農機比較效益顯著，是引進國外農機的主要原因。國外農機引進對我國農機制造業及農機教育科研事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還有一些論者從農業科技傳播的主體入手，分析了中外農業技術交流狀況。徐州師範大學安宇的《農學留學生與民國時期南方水稻改良與推廣》，認為農學留學生在我國南方水稻優良品種的培育、栽培、推廣和水稻病蟲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我國農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南京農業大學宋超的《中蘇農業科技合作中來華的蘇聯專家(1949—1960)》，探討了新中國建立後蘇聯援華專家在農業管理部門、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國營農牧場的分佈狀況，認為他們在中國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和科研水平的整體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海洋大學蔡勤禹的《傳教士與華洋義賑會災荒防治》，對傳教士與華洋義賑會救災思想和實踐進行了研究，認為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成立了華洋義賑會，將西方近代救災思想和理念傳到中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救災事業的發展。
此外，韓國農業經濟學會會長樸正根教授針對韓國稻米經濟變遷問題作了精彩的報告，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樸錫鬥研究員對日本佔領時期朝鮮糧食增殖計劃和農業發展的情況進行了研究。全北大學蘇淳烈教授介紹了日本佔領時期韓國農業試驗研究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韓國農業試驗研究的成效和意義。韓國忠北大學俞鎮採教授以韓國忠北法住寺為案例，論述了韓國土地改革對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響。
二、區域農業技術交流與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
區域農業交流與農業發展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與會專家們不僅討論了農作物和農業生產技術在不同區域之間的交流，而且對不同時期各個地區的農業生產狀況進行了探討。江蘇省委黨校彭安玉的《論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農業技術的南傳及其影響》，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農業技術的南傳及其影響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在這個時期，由於戰亂頻繁，黃河流域人口持續地大規模地南遷長江流域，將北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帶至南方，促進了長江流域的開發與經濟發展，最終促成全國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術傳播與稻作擴充套件：以宋代為例》，認為移民、墾殖和官方勸導導致宋代稻作面積不斷擴大，而區域之間的稻作傳播，更是豐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種，因此，水稻種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產物，也是農耕技術交流與傳播的結果。華南農業大學吳建新的《近代華南甘蔗品種的演變與傳播》，闡述了近代廣東甘蔗品種的演變過程，認為近代廣東甘蔗品種從細莖種向粗莖種演變，不僅提高了甘蔗的品質和產量，而且適應機器糖業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種繁育技術的革命。
在這次會議上，區域農業史是一個引人關注的領域，學者們在會議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區。
對江南地區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會救濟、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師範大學慈鴻飛、黃敏的《城居地主與近代江南農村經濟》，重新審視城居地主的作用，認為近代江南地區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資、改良農業原料品種、推行農作物的商品性生產、改造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地主離鄉進城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步伐，農村經濟的衰敗並不是地主城居帶來的結果。這個觀點，對於我們研究近代城鄉關係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南京農業大學郭春華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南地區耕地利用研究》，透過對文獻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認為當時蘇南地區農均耕地資源數量少，經營規模狹小，農作物產量低而不穩，農民生活艱難，因此農民積極調整種植結構，大量種植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蘇州大學王衛平的《江南士紳與光緒二年蘇北義賑》，對光緒二年蘇北海州、沭陽地區的義賑情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蘇北義賑是由民間自行籌資、自行放款的“民捐民辦”行為，是帶有轉折性的近代義賑，在中國賑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張祥穩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災民救濟政策落實情況研究》，以乾隆11年江蘇三州縣水災賑濟為例，闡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賑濟災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蘇州大學池子華、李勇的.《蘇南漁民的祭祀活動和宗教信仰》，認為天主教傳入蘇南地區以前，當地漁民崇拜多種水神以及與捕魚有關的神靈。天主教傳入中國後，特別是近代時期，蘇南漁民篤信天主教，信徒數量遠遠超過該地區其它農民群體。而經濟上極端貧困，政治上孤立無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蘇南漁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農業史研究方面，華南農業大學衷海燕的《水事之爭與鄉土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以江西泰和縣槎灘陂為中心，透過分析傳統鄉村社會的水事糾紛，揭示了傳統基層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認為鄉族組織與鄉紳階層雖然透過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分享了國家的政治權力，強化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但他們的行政職能一般必須經過官僚政府的授權，才能持久有效地執行。在這種情況下，基層社會的自治化程序實際上是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過程。與此相適應，官僚政府對於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影響，主要不是表現為直接的行政干預，而是透過支援傳統的民間習慣法，建立一個制衡性制度。江西師範大學萬振凡的《民國江西農業院與農業現代化》和郭靜、崔存嶺的《抗戰時期江西農業探析》，主要討論民國時期江西農業的發展狀況。前者側重探討民國時期江西農業院的發展演變情況，認為江西農業院在選育農作物新品種、最佳化農業產業結構、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網路、創新農業管理體制、完善農業教育體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後者分析了抗戰時期江西農業的發展狀況，認為江西農業在抗戰時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為江西本省抗戰提供了物資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東南諸省。江西農業大學黃國勤教授的《農田養地制度的演變與發展》，從土壤耕作制度和農田培肥制度兩個方面，對建國以來江西農田養地制度進行了分析和總結，認為建國以來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經歷了傳統多耕多耙、強調少耕免耕、實現輪耕輪作、推廣保護性耕作等四個階段，農田培肥也經歷了單純有機培肥、有機無機並重、化肥為主培肥和生物生態四個階段。這些認識，對當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設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於山西地區農業史，有兩位學者提交了論文。中國農業博物館李三謀的《清代山西農業生產及其租佃關係》，對清代山西租佃關係的地域性特點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清代山西農民的耕作技術和生產能力在各個地區的差異，決定了境內各處農耕勞動習慣的不同，也決定了各處農村租佃關係的多樣性。在晉北地區，農業生產技術落後，佃戶勞動能力低下，勞動成果小，所受剝削比較嚴重，主佃關係嚴重對立；晉中南一帶，農民的勞動技術水平、勞動能力較高，所受剝削就相對較輕，主佃之間衝突較輕。這個結論，使人們對古代租佃關係的地域差異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山西大學張俊峰在《明清以來山西水力加工業的興衰》一文中，對學界提出的“明清時期華北水利加工業完全衰落”的觀點進行了糾正，認為明清以來山西境內水利型經濟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展，水力加工業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數量驚人，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沒有達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電動機械的廣泛應用，以及水庫建設、挖煤採礦、過度抽取地下水導致河泉乾涸等原因，才使得傳統的水力加工業退出了歷史舞臺。
除了上述地區之外，還有學者對中國北方地區農業發展狀況進行了探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樊志民的《秦西垂農業環境的認識與考察》，透過對甘肅禮縣西山早秦遺址發掘資料進行分析，認為先秦時期西垂具有優越的農業環境，當地居民以農業經營為主，西垂農業具有明顯的旱作農業型別特徵。新疆石河子大學謝麗的《塔里木盆地南緣古代社會盛衰與綠洲荒漠化耦合規律研究》，討論了塔里木盆地南緣古代社會盛衰與綠洲荒漠化之間的關係，認為塔里木盆地南緣綠洲荒漠化現象的頻繁發生有著多重複雜的原因，在自然因素與人文力量綜合作用的鏈條中，社會人文因素應是該地區綠洲荒漠化的主導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緣古綠洲具有隨著農業開發強度的加大和社會繁榮而消亡的耦合規律。陝西師範大學李令福的《論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術與經濟效益》，對艾山渠的修建過程及引水技術、輸水技術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認為艾山渠的修建，不僅促使北魏時代銀川平原水利建設的興起與發展，而且對以後銀川平原水利事業的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歷史基礎。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黃富成的《兩漢邊地農業發展的理論與實踐蠡探》，從區域控制與制度農業的角度探討了兩漢邊地農業的發展。認為兩漢時期實行的邊地農業政策是區域控制下的制度農業，邊地農業實際上就是內地農業社會在邊地的移植，以便對邊地進行有效的控制。此外，與會的兩位日本學者在會上介紹了她們對東北地區農業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討了偽滿時期的土地“開發”政策與日本移民的關係。日本九州大學博士生永井裡沙對民國時期東北農村運輸體系的形成過程進行了系統的考察。三、不同時期的農作物品種、生產工具和農業經濟
中華農業文明源遠流長。在長期的生產實踐過程中，無論作物栽培和食用，還是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改進，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僅推動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而且豐富了農作物品種。湖南省雙峰縣徐迪新、徐翔的《中國直播稻、移栽稻的演變及播種技術的發展》，認為中國水稻經歷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種子直播到浸種催芽的發展過程，不催芽播種是傳統農業技術的創新，這種技術與地膜覆蓋栽培、種子丸化包衣等先進技術相結合，將推動生態農業的改進和發展。浙江大學遊修齡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雲飛研究員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葡萄種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來發掘的考古資料，認為中國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歷史，進而提出歐洲葡萄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本土已經栽培馴化葡萄。由於中國古代農業以種植業為主導，一直使用糧食釀酒，這就抑制了葡萄釀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馴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沒有進一步馴化成像西方那樣的優良的食用和釀酒品種。鄭州大學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國古代花卉飲食》，則系統地闡述了中國曆代花卉飲食的概況，分門別類地詳細介紹了中國古代各類花卉食品、飲品的具體制作方法。這項研究，對於我們今天開發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鑑和啟示意義。中國昆蟲文獻研究所王華夫、李微微的《中國蜂產品飲食文化》，介紹了中國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蟲食品及蜂屍食品的配料和製作方法。
在中華農業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先民們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創造了多種多樣的生產工具。敦煌研究院王進玉的《敦煌壁畫與古代農業生產工具研究》，透過對敦煌壁畫中農作圖進行考察，詳細敘述了敦煌地區的牛耕技術、播種技術、以及中耕和收穫時所使用的各種農具，向人們展示出敦煌地區農業生產的基本情形。中國農業大學張法瑞和柴福珍的《(農器圖譜)中詩歌的農學意蘊》，對元代著名農學著作《王禎農書》中農器詩歌進行了研究，認為農器詩歌包含了豐富的農學資訊，不僅記錄了農器的農學知識，而且揭示出農器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意義，反映了當時農器的推廣狀況和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易華的《與遊牧有關的幾個技術問題》，討論了生產生活方式與生產工具之間的關係，認為歐亞草原地區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圍的畜牧及相關技術創造了獨特的遊牧生活方式，並引進了青銅與鐵器技術，走上了武裝化的道路。遊牧民不是這些技術的發明者和相關器具的創造者，而是這些技術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傳播者。
中國古代的糧食問題，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卜風賢副教授的《傳統農業時代農村人口的糧食安全狀況》，對歷代人均糧食佔有量、不同社會階層的糧食佔有情況進行了考察，並進一步分析了農民負擔對糧食安全狀況的影響。萊陽農學院王寶卿副教授的《我國曆代糧食畝產量的變化及其原因分析》，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從古到今糧食畝產的變化趨勢，認為統治者的重農思想、生產技術的進步、商品經濟的推動是影響糧食畝產量變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災人禍對糧食畝產量變化產生了很多消極影響。巢湖學院楊松水副教授的《論清代皖中地區與江南米糧貿易的動因與影響》，論述了清代江南地區與皖中米糧交易的動因，認為米糧貿易對皖中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密切了皖中與江南的經濟交往，實現了雙方區域經濟的分工協作，促成了皖中地區農業經濟的專業化與農產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區的農業經濟開發的步伐。
在經營制度方面，本次會議上有兩位學者分別討論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馬政問題。華南農業大學翟麥玲的《唐代的屯田與營田考論》，對唐代的屯田和營田進行了辨析，認為屯田和營田在管理機構、設定目的、設定地點、經營人員、經營方式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屯田和營田屬於兩種不同的土地經營方式，屯田和營田都可以轉化為均田。中國農業大學張法瑞和大連水產學院王磊合撰的《略論元代的馬政》，對元代馬政機構、馬匹徵括、牧養分佈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元代馬政較為發達，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這與元代統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關係。
四、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業文化
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演變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研究領域。從中國曆代政治體制的發展演變來看，村社組織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組織，但是在維繫鄉村社會執行、治理農村社會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農業大學石華、張法瑞的《元代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及運作方式之探析》，系統地探討了元代的基層政權的組織形式，認為元代的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分為鄉、都、社三級，它們同時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雙重職能。“社”由傳統的勸農組織演變為政府基層行政機構，是國家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和強化的結果。
民間組織在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中國農業大學馮開文教授提交的論文《建國前根據地的合作社——誘致性制度變遷以及規模與退出問題》，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對建國前根據地的合作社的形成、成長、退出及其規模等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合作社一般是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政府在其中只是發揮了引導、宣傳和規範作用。因此，根據地的互助合作運動是一場理性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是一種交易成本較低的制度變遷。他的研究，對於今天發展和完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華中師範大學魏文享副教授的《鄉村控制與農業建設——試論南京政府時期湖北省的農會組織》，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湖北省農會組織的分佈、流變、運作績效等進行了探討，認為農會組織在發展農業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穩固農村秩序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國民政府的強烈干預下，農民並未在農會中取得主體性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農會的運作績效，甚至淪為國民政府加強保甲、徵兵調糧、抵制革命的工具。
農業社會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與農業生產有著密切的關係。徐州師範大學王健的《漢代祈年與籍田儀式及其重農精神》，對漢代的祈年與籍田儀式進行了探討，分析了祈年與籍田儀式的文化內涵，認為祈年與籍田儀式對於塑造兩漢重農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國家治理方針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廣西師範大學劉文俊的《壯族農事祭祀節日系統的文化屬性和功能》，認為壯族的農事祭祀節日系統體現了鮮明的稻作文化特徵，具有維持農業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滿足人們的宗教信仰需要、促進民族文化的積澱、傳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蘇州鐵道科技大學朱小田教授的《社會史視野中的“俗例”——以“搶親”為物件的研究》，則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論述了“搶親”這種“俗例”存在的社會環境和發生的歷史條件，認為地方俗例在整個近代一直髮揮著重要的作用，所謂“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國法制的近代化”等過程並沒有對地方俗例構成多少實質性的影響。透過“搶親”這種“俗例”進行研究，他進而提出“史學正規化”轉換問題，認為以“整體性”為追求目標的社會史研究，對於傳統史學在視角轉換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