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生態社群的地域型別與開發模式研究論文

　　一、引言。

　　我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社群是一個多層次、多元化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演變的具象顯示，其發展背後所存在的產業發展滯後、產業結構亟需調整、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模式選擇等問題的解決，決定了西南地區文化生態系統的發展能力。相比之下，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質和社會文化生態體系，對於“人”這一核心主題的研究深度不夠，也沒有辨別出民族社群的型別和發展模式，導致問題導向宏觀化、不明確，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精確。因此，本文深入分析西南民族文化生態社群的發展模式和影響因素，以期透過提供提高少數民族落後地區生產生活質量提升的發展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鑑。

　　二、西南民族文化生態社群的概念、內涵及其存在問題。

　　民族文化生態社群是以核心村寨為中心，以自然村為外圍的兩個或兩個以上互相租用、相互影響的地域綜合體，是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認知和社會關係的社會共同體，以及在特定的地域範圍內和生態系統下集中的生產和生活所形成的集聚現象、過程和形態的社會聚落方式。中國民族社群主要指西北和西南少數民族聚集地內，以少數民族成員為主體，以民族社會成員的共同地緣和緊密的日常生活聯絡為基礎的民族區域性社會，是一個兼具社會性和民族性的社會共同體，表現為小型民族社群（即一個村寨）或大型民族社群（多個村寨形成的地域綜合體）（李亞娟等，2013）。其發展存在著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一）現代化程序擠壓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存空間，改變了原有的演變路徑。

　　西南民族生態社群遺存的傳統生計方式、外來文化、人口社會結構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對民族文化社群產生了重要影響。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引起民族社群大量勞動力外流，人口結構顯著變化，繼而產生了空心村問題，社群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隨之改變，人地矛盾開始體現。漢族文化的進入對民族社群的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使得傳統的擴大式的家庭結構向核心家庭或主幹家庭過渡，原有的大家族形成的核心-外圍村落空間結構，隨著核心家庭的增多逐步消失，原有以宗族宗親權力為中心的結構逐步轉變為以鄉鎮政府為主的國家主導型結構。

　　（二）現代旅遊業發展對少數民族文化帶來的適應性改變。

　　隨著旅遊業逐步進入西南地區，它在給民族社群帶來經濟社會進步、設施改善和文化交流的同時，也對少數民族居民的生活方式、傳統觀念和對外感知產生了較大的消極影響（陳鳴，1997;Simth,1998）。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傳統民族文化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逐步弱化和同化、傳統文化的舞臺化和商品化，以及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退化甚至喪失等。當前旅遊活動的開展使個別核心社群得到全方位發展，與之相鄰的外圍社群處於旅遊陰影區，社群建設發展不均衡的現象亟需更為合理的發展模式。

　　（三）生態環境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傳承。

　　民族文化社群是在一定生態環境下的長期生產生活方式綜合作用所形成的，生態環境的惡化和民族文化的變遷具有緊密地關聯性。如果採用與當地生態環境不符的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將會導致民族文化的退化或消失。西南民族文化生態社群在生產生活中形成的傳統農業景觀、節慶和生態農業技術，是長期與所已成生態系統相互適應和作用的產物，如貴州“從江侗鄉稻魚鴨複合系統”、“侗族大歌”和雲南“哈尼梯田森林-村莊- 梯田-水系四素同構”的農業生態系統。

　　三、民族文化生態社群的地域型別。

　　斯圖爾德在《文化變遷論》中系統分析了文化共同體的概念，明確指出“文化的變遷生態必須以文化共同生態體為基本單元”.民族學研究中對少數民族的劃分方法主要是文化形態，並未關注到文化形態下生產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所形成的文化社群，通常以村寨為研究單元，以探究民族文化的整體特徵。依據自然生態型別劃分民族文化社群的操作方法較為容易，但忽略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特質。以人為此生生態系統為依據，按照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說確定可以標識特點的民族，可在同一個分佈圖中揭示不同文化型別的空間範圍和規模大小。但也存在不足，因為人為此生生態系統標示性並不明顯，一個系統中可能夾雜著其他的民族文化。從地域空間、民族群體、民族聚落、社會關係，以及社會意識和文化這幾點劃分依據來看（高永久等，2006;嶽天明等，2008;李曉霞，2009;劉沛林等，2010;張慧，2011;李林鳳，2012），我們採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生產方式作為劃分依據，將西南地區的民族文化生態社群主要包括以下十種：

　　（一）侗族低山丘陵亞熱帶農耕型別稻田耕作型別。

　　中國的侗族分佈範圍介於貴州、廣西、湖南的毗鄰地帶，所處的地貌特徵都屬於低山丘陵，由於海拔較低，緯度偏低，因而他們的生息地山區又是生態系統以亞熱帶季風區常綠闊葉林森林生態系統為主，在濱水壩區呈現為亞熱帶溼地生態系統，但標識性生態結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分水嶺山地區段，一方面受到土層薄，再加上人工的持續控制，往往呈現為較為開闊的疏草地。

　　此外，在森林與稻田的分介面，還人工建構了較為寬闊的草地。這兩種生態系統都是人工控制的產物，因而具有很強的標識性，但最具侗族文化生態特徵的生態建構則是沿坡面開墾的梯田魚塘和人工天然和人工合成的立體淺水溼地生態結構。

　　這是侗族生存的標識性特徵，不僅可以直接目睹就能明確分辨出來，而且在地理實測中各種現代化的裝置都能夠明確分辨。其他人文景觀中，幹欄式的住房、風雨橋也能夠成為可靠的地理標識。

　　侗族的生計型別可以歸納為“林糧間營，稻魚鴨共生”.但事實上，侗族的畜牧業在經濟生活中也佔有重要地位。為了稱謂簡略的需要，可以講這一文化生態型別簡稱為侗族亞熱帶季風區常綠闊葉林農耕型別。

　　（二）喀斯特藤蔓叢林苗族農林牧複合文化生態區。

　　苗族的中部支系集中分佈在貴州省東南、湖南西南、廣西東北部，所對應的生態環境大致屬於中山區常綠落葉混交林生態系統，但其他型別的生態系統也呈現交錯分佈態勢，高山區的疏樹草區、壩區的溼地生態系統，高海拔區段的針葉闊葉混交林都有錯雜分佈，典型的高原草地分佈面積也較廣，傳統的生計大致是以遊耕為主，兼營畜牧和狩獵採集。大致可以歸納為苗族中部支系中山區常綠落葉混交林遊耕型別。苗族的西部支系分佈型別極廣，幾乎涵蓋了貴州、四川、雲南、廣西四個省區的毗鄰地段，所處生態型別及其複雜，但喀斯特熔岩山區最具代表性。這一地區的典型生態系統屬於亞熱帶藤蔓生態系統，藤蔓族生態系統所佔比例達到30%以上。西部支系苗族生息的最高海拔可以高達3000米左右，已經進入了高原草甸生態系統區，另外這一支系的苗族文化生態型別需要具體劃分。鑑於下文即將討論的個案，涉及到該支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即通用苗語麻山次方言，其分佈範圍，涉及到廣西和貴州兩地，而且與瑤族的部努支系瑤族文化生態型別相似，因而要對瑤族的文化支系做出特殊的說明。他們從事的生計型別以遊耕為主，並且兼營畜牧業和狩獵採集。生息環境大多處在封存窪地和谷峰山林區，因而可以歸納簡稱為苗族喀斯特藤蔓叢林生態系統遊耕型別。

　　（三）熱帶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態區。

　　位於瀾滄江流出我國國境的關鍵地段，對整個東盟國家發揮廣泛的影響，這一文化生態區的生態系統在全國具有特異性，是我國唯一的一片內陸熱帶雨林生態系統。傣族與該生態系統的和諧共存已經經歷了千年以上的穩定延續過程，足以證明傣族文化完全適應了該生態系統。而且，由於西雙版納地區當地直到民主改革前還是土司制轄地，車裡宣慰司是在建國後才被撤廢，改建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因而，此前所受到的外來衝擊十分有限，文化生態型別基本上保留了歷史的已有面貌。當前，橡膠在西雙版納引入成功，並且形成了大規模的橡膠園，這一變動雖然給當地傣族鄉民提供了豐富的報酬，是他們很快地富裕起來，但連片種植的橡膠樹卻是外來物種，其本身對西雙版納的適應能力較低。但是它的耗水量卻大得驚人，橡膠園的發展就會使得當地生物多樣性水平急劇下降，地下水位也急劇下降，結果使得原先雨量極為豐富的西雙版納地區而今在海拔較高區段面臨缺水的困境。

　　（四）川滇黔毗鄰地帶高山疏樹草地彝族農牧複合生計文化生態區。

　　這一型別的文化生態區正好位於金沙江的下游，所處區段正好是長江下游的生態屏障區，水土流失的控制極為關鍵，偏巧這一地區的自然結構又錯綜複雜，高山深谷相間，流水和重力的複合侵蝕極為嚴重，地質結構的穩定性也差，既處於地震區又處在山體滑坡易發區。要消減類似的自然災害和生態災變不僅關係本地區和長江中下游的安危。當地的居住居民有彝族，還包括一定數量的苗族和回族，漢族移民也不少。目前這一地區中文化生態區中的烏蒙地帶已經被國家認定為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重災區。生態恢復和自然災害的防治任務極為重大，當地彝族鄉民傳統上都是農牧複合生計。他們的傳統生計和文化生態型別此前所受到的衝擊較小，儲存度相對完整，幾乎可以與西雙版納相似。這一文化生態區的特種產品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價值，牲畜產品中的犛牛、黃牛、山羊、馬匹一直是產品輸出的大宗，至今仍然不失其經濟價值。歷史上這產出的豬種還是名牌國際商品，植物產品中的生漆堪稱國內外的名牌產品，此外，農作物產品極其多樣，蕎子、燕麥、青稞、馬鈴薯、圓根，都是有名的土特產，這同樣是原木生產基地之一，出口外銷的原木曾經支援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發展。總之，無論是生態治理還是文化遺產的保護，包括髮揮生態屏障作用和生物多樣性作用，在這一地區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價值。

　　（五）亞熱帶溼地生態系統稻田耕作型。

　　壯族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其分佈區海拔很低，大多處於500米海拔以下，而且密集分佈於河流的灘塗，其結構往往沿著河流呈現鏈狀結構。其地理標識極為醒目和準確，由於這一地區更加炎熱潮溼，緯度又較低，不過由於地下水位和地表分佈廣，壯族生態區的優勢生態系統反而是溼地生態系統。但坡面常綠闊葉林對壯族而言，其文化價值也很高，壯族生計根據歷史記載，早年是以廣南木為主食。這將意味著壯族實施農耕為時很早，因為侯煥書中已經有了明確記載。

　　但壯族在何時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定居稻作名族目前存在爭議，大致而言，公元八世紀，漢武帝有提到這裡的地區稻田基本定型，這將意味著壯族對規範稻田經營與漢族很相近，起步很相近。為了稱謂的方便，將這樣的生態文化型別簡稱為亞熱帶溼地生態系統稻田耕作型別是合適的。

　　（六）傣族熱帶雨林集溼地農耕型。

　　傣族，是我國境內少有的熱帶雨林生態系統民族，其分佈區位於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和德宏兩地，尤其是西雙版納，既有鮮明的熱帶雨林特徵。

　　需要指出之處在於這裡的熱帶雨林，季節變化仍然可以察覺，這顯然與典型的熱帶雨林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但是生物豐富性的程度與熱帶雨林極為相近。這一地區海拔很低，因為濱水溼地分佈面很廣，而且還是傣族從事固定稻田耕作的基本依託，傣族生計中突出的特點在於既有十分明顯的遊耕型別文化特點，旱稻的`種植，農田尚未徹底固定。採集和漁業具有較為重要的經濟比重，都足以說明這一特點。可以簡稱為傣族熱帶雨林集溼地農耕型別較為合適。

　　（七）彝族中高山區多元生態系統的農牧複合型。

　　中國的氐羌民族中，彝族人口分佈最為廣泛，涉及到雲南、貴州、四川三省。而且長江和金沙江南北兩岸都有廣泛分佈，加之彝族的分佈區在近300 年來還有明顯擴大傾向，這一點對討論文化生態演變具有典型性。彝族所處的生態背景大多數屬於中山和高山區，最低海拔下至海拔500以下，最高分佈在接近3000米。分佈區海拔相對高度的反差極為突出，以至於對應的生態系統極其複雜，從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落葉常綠混交林、落葉闊葉林、乃至針葉林一應俱全，最高海拔區還進入了高原草地生態區。因而對彝族文化生態型別的概括富有挑戰性，本文只能勉為其難。彝族的傳統生計是典型的農牧複合生計，畜牧業僅僅隨著季節變化做出執行，農田也存在著鮮明的非不穩定性，往往是在畜牧的空閒區實施耕作。

　　耕地除了水田外也不穩定，種植的作物種類更是花樣繁多，特點極為鮮明，從季度耐寒的青稞燕麥、煙梗直到亞熱帶闊葉林才能生長的香蕉，甘澤，水域環境才能正常生產的水稻、芋頭，都是彝族常規的種植物件。彝族畜牧業也以多樣性著稱，犛牛、黃牛、木馬、山羊、豬、都是主要放牧的畜種。最特異之處在於彝族地區的牧場標識性極不明顯。事實上，在彝族文化下，叢林灌叢草地溼地稻田潮溼的稻田都可以用作牧場，能夠分辨的牧場並不寬，但是載畜量十分可觀。為此，只能將彝族的文化生存型別簡稱為彝族中高山區多元生態系統的農牧複合型別。

　　納西族的分佈區比彝族分佈區偏西，大致位於雲南和四川金沙江兩岸。其生態棲息也具有鮮明的多元複合特徵。特異之處在於金沙江河谷對納西族生存具有重要影響。因為這樣的河谷區是他們最好的冬牧場。與彝族相似，分佈區的海拔差異也非常大，不同海拔高度生息的納西族的生計方式也存在一定差異，低海拔區域農耕比中國較大，高海拔區域畜牧業比重較大，其文化生態型別，大致與彝族相似。

　　（八）藏族高山區草地草墊生態農牧複合型。

　　藏族是典型的農牧符合生計民族，其對應的生態型別分佈面積較廣，同質性較高，基本屬於高山區、草地和草甸生態系統。四千年以上的生態系統在進入到寒漠苔蘚帶生態系統。農田沒有完全固定，主要種植青稞、豌豆和小麥，牲畜種類繁多，犛牛是標識性的畜種。盤羊盡在藏族地區有規模性飼養，因此，可以簡稱為藏族高山區草地草墊生態農牧複合型別。

　　（九）哈尼族亞熱帶中山區常綠落葉混交林稻田農耕型。

　　屬於氐羌族系的民族還有哈尼族。哈尼族的分佈區緯度偏低，大致屬於中山區。所對應的生態系統以常綠落葉混交林為主，但是哈尼族的生計方式與其他氐羌系民族有別，他們主要經營固定的梯田稻作農耕，同時還兼營狩獵和採集。哈尼族的梯田建構宏偉，標識性極強，可以歸納為哈尼族亞熱帶中山區常綠落葉混交林稻田農耕型別。

　　（十）白族中山區叢林溼地生態系統定居農耕型別。

　　氐羌民族中較為典型的農耕民族是白族。白族實施固定農耕可以上溯到十世紀以前，有人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推測白族的前列可能在當時實施固定農耕。這樣的推測雖然有待於進一步的驗證，但至少可以說明其固定農耕的起點要比其他民族早得多。西南地區因而可以歸納簡稱為白族中山區叢林溼地生態系統定居農耕型別。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侗族低山丘陵亞熱帶農耕型別稻田耕作型別、喀斯特藤蔓叢林苗族農林牧複合文化生態區、熱帶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態區、川滇黔毗鄰地帶高山疏樹草地彝族農牧複合生計文化生態區。

　　四、民族文化生態社群的開發模式。

　　（一）民族生態博物館。

　　民族生態博物館是一種以村寨社群為單位，沒有圍牆的“活體博物館”.它將民族文化遺產原狀地保護在其所屬社群及環境之中，使用博物館的建築設計和管理方式實現民族社群的發展，強調保護和儲存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原生性。在民族地區原有自然環境及設施基礎上透過簡單的改建而成的民族生態博物館保留了民族文化社群原有的建築、物體、文化特徵和民俗特色（杜倩萍，2011），具有反映地域文化、文化遺存保護、弘揚文化特色和社群創收四種功能。

　　（二）民族文化生態村。

　　民族文化生態村以民族文化保護為原則，依託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村寨，透過能力和機制建設，進行文化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力求全面保護和傳承優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尹紹亭等，2009）。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聚落型別，以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形成固有的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結構和思想觀念，透過文化聚落的發展模式影響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規範民族地區的社會交往、風俗習慣、社會行為和態度等（伍家平，1992）。

　　（三）民族旅遊景區。

　　透過觀光旅遊、民族文化體驗旅遊、教育旅遊等多種方式實現產業升級和結構最佳化，維持傳統民族地區文化的延續（周尚意，2001;李文軍，2009）。旅遊發展透過人口就業的引導影響生活、觀念、消費方式的變化，進而影響社群內部結構演變，對民族社群的核心文化保護和傳承具有積極作用，但是，湧入的外來遊客也沖淡了民族社群文化的神秘性和封閉性，對傳統文化的保持和變遷構成了一定衝擊。同時，傳統民族地區的旅遊業開發較多關注最具特色的核心地區，忽略了周邊資源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將旅遊業融入到整個民族地區。對於發展模式的研究忽略了空間的概念，只關注個別點，未考慮以點帶面來帶動民族地區的整體發展問題。

　　（四）鄉村旅遊業。

　　鄉村旅遊業逐漸成為民族生態社群的新的產業選擇之一，它是結合民族地區特色而形成的一種發展模式，透過發展體驗鄉土氣息、領略田園風光為主的生態鄉村旅遊形式，建設集觀光、休閒、度假、體驗和教育於一體的觀光農業園、農業區、農業帶等多種旅遊園區。民族文化環境大背景下開發的鄉村旅遊業，在旅遊資源、旅遊設施、旅遊服務等要素上都賦予了濃郁的少數民族地方特色、鄉村特色和民族文化特徵。

　　五、影響因素。

　　（一）區域發展政策的時代差異。

　　行政決策下的支援和調控機制影響民族地區的文化、經濟和社會發展，它所引發的文化生態變遷具有廣泛的牽連性，同時影響文化和生態的雙重變遷。區域發展政策的不斷變化，以及區位條件的限制，導致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產業發展滯後，表現在產業結構老化、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困難重重。該類特殊民族地區業態的選擇強調與周邊環境的協調，作為我國扶貧工作的重點開發地區，在現代化浪潮的影響下，如何進行產業選擇，決定了西南地區生態系統的平衡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程序。

　　（二）技術變革引發的生態生活方式的變遷。

　　外部環境因素是文化變遷的重要因素，如從耕作方式由遊牧轉向定居必然伴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社會組織的調整，進而影響到民族生景的變遷，特別是認為生態系統的改變，重建農田、修建改造渠道、農業施肥等一系列技術的變化會影響文化生態社群的生產生活景觀和生物物種結構。文化自身的技術創新，會引發生態系統的變革。但是，由此產生的文化再適應，最終又會使得新的文化生態共同體和相應的社群，透過文化特殊進化的渠道，形成穩定延續的文化生態社群。

　　（三）文化擴散與脅迫引發的文化生態演變。

　　民族之間的文化傳播擴散、碰撞衝擊是不可避免的。民族綜合實力的差異，一直都處於此消彼長之中，使得跨民族的文化傳播不具有對稱型。強盛民族對弱勢民族的影響要大得多，弱勢民族儘管在維持著本民族的文化特質，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做出一系列的適應性改變。

　　（四）勞動力外流引致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

　　民族地區大量青年勞動力外流改變了農業結構和影響土地利用方式，導致村落社群發展缺乏內在動力，降低了民族社群的社會組織化程度，留守老人和兒童的依附性扶貧措施又淡化了自主脫貧意識。民族地區文化生態作為一種“活遺產”,缺少當地人生產生活的支撐很容易出現退化的情況，導致了民族文化演化變遷的方向出現變化。

　　六、結論。

　　（1）現代化程序對於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產生了較大影響，在空間上擠壓了少數民族社群的生存空間，改變了民族社群原有的演變路徑，尤其是現代旅遊業的發展對少數民族文化帶來的適應性改變，對生態環境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傳承產生了較大影響。

　　（2）西南民族文化生態社群按地域型別，可以劃分為十大型別，分別是侗族低山丘陵亞熱帶農耕型別稻田耕作文化生態區、喀斯特藤蔓叢林苗族農林牧複合文化生態區、熱帶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態區、川滇黔毗鄰地帶高山疏樹草地彝族農牧複合生計文化生態區、亞熱帶溼地生態系統稻田耕作文化生態區、傣族熱帶雨林集溼地農耕文化生態區、彝族中高山區多元生態系統的農牧複合文化生態區、藏族高山區草地草墊生態農牧複合文化生態區、哈尼族亞熱帶中山區常綠落葉混交林稻田農耕文化生態區、白族中山區叢林溼地生態系統定居農耕文化生態區。

　　（3）西南民族文化生態社群的開發模式主要包括民族生態博物館、民族文化生態村、民族旅遊景區、鄉村旅遊業四種。透過這些方式的開發，對於民族文化生態區的生產生活方式、文化保護和傳承、刺激地方就業、增加經濟收入、最佳化農村產業結構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4）區域發展政策的時代差異、技術變革引發的生態生活方式的變遷、文化擴散與脅迫引發的文化生態演變、勞動力外流引致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這四大因素是當前影響該地區民族文化生態社群演變的主要因素。

　　民族文化的流失和生態系統蛻變是當代必須面對的困境之一，民族文化與所處生態之間存在著互動制衡關係，而特定的生計方式又同時聯絡著這兩個性質有別的體系，文化和生態之間緊密的聯絡歸根結底都要聚焦到傳統生計上來，我們必須因地制宜地選擇開發模式，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資源，引進現代技術，推動傳統產業的創新發展和生態恢復，以實現民族文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和諧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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