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柳宗元對程朱理學形成之影響

　　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轉入中衰的時期。這一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異常尖銳，柳宗元也在複雜的社會矛盾中掙扎，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擊，最後客死遭貶之地。柳宗元作為唐代傑出的思想家，一生儘管仕途失意，卻沒有丟棄儒家知識分子的良知。他本著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致力於“統合儒釋”，為儒學的復興付出了極大努力，並對程朱理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

　　在唐代，佛教進入了一個大發展時期，有唐一代的許多士人知識分子一方面習讀儒經，去應付科舉考試，另一方面也篤信佛教，以為心靈的慰藉。但是，由於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歸因於佛，就難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發生矛盾，從而影響或阻礙了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強有力統治。所以唐建國之初，統治者就感到了統一思想的極端重要性，並對歷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帶來的慘痛教訓進行了總結，如唐太宗就說：“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為鑑戒。”[1] 當時的一些大臣也認識到了佛教的負面作用，要求廢佛，如太史令傅奕就上書要求廢除佛教。在他看來，“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識胡術，恣其假瑜，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楫其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稅。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佈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2]，從多角度揭示了佛學傳播給有唐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傅奕還指出：“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雲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3] 正是認識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曾對佛教進行了打擊，如唐高祖李淵就認為僧尼“苟避徵徭，不守戒律”[3]，曾下詔書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後，支援太史令傅奕反佛，對反對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進行流放懲罰，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擊。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阻礙佛教的繼續發展。

　　至於土生土長的道教，其理論與佛教相比顯得非常薄弱，缺乏佛教絢麗多彩的教義和理論，又沒有儒學那樣和政治關係之密切，所以一直髮展不強。但到了唐代，由於李氏當天下，所以高祖、太宗相繼認老子為李姓祖先，不斷人為抬高老子地位。高宗李治在去泰山封禪途中，還專門到亳州拜謁老君廟，並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到唐玄宗時，還把《老子》作為道教的經典進行註釋，認為《老子》“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為務……而皆守之以柔若雌靜”[4]，又命兩京和各州修玄元皇帝廟，此後又改“廟”為“宮”，進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就連唐代的科舉考試，也一度把道家思想作為考試內容，如高宗時就加試了《老子》，考試、選舉的辦法和明經科相同，承認了道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但兩晉南北朝的社會動盪，以及隋朝的短命，使得唐統治者認識到儒學對於立國的重要性。儘管佛、道在唐初有很大發展，但儒學也受到了高度重視，唐太宗就明確表示：“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5] 儒家敬天法祖，尊王攘夷，對於封建統治是具有很大的用處的，所以儒學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建國之初，唐統治者就宣佈信奉儒學，用《五經正義》取士，並在各地興建孔子廟。貞觀年間，又令州學、縣學立孔子廟，春秋兩次進行祭祀。唐玄宗時，努力復興儒學，還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對孔子的後裔也加官晉，所以儒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與佛道相比，並沒有佔據太明顯的優勢。

　　綜觀唐代前期，由於民族空前大融合，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勢在必然。唐代統治者以開明的態度、開放的姿態，容許各家各派的發展，對於儒、釋、道三教採取調和的態度，力爭使三者和諧相處，形成和諧的關係。所以，唐前期，三教發展基本做到了共存之態勢。

　　二

　　由於唐代實行儒、釋、道三教並存，彼此互有消長，因此，儒家學說比起在先秦兩漢時期明顯衰落了。這對於唐代的文儒階層來說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如何將社會的主流思想歸依到儒家思想的軌道上來，成了唐代士人知識分子努力探索的重要課題。到了中唐，解決這一問題變得十分緊迫。為了復興儒學，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奮起。初唐的傅奕、中唐的韓愈都是反佛興儒的傑出代表人物，他們為排除佛道思想的影響，勇敢地打出了“反佛興儒”的旗幟，同佛道思想進行了堅決鬥爭，為清理佛道思想對社會的消極影響作出了巨大努力。此一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也為復興儒學作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他的“統合儒釋”思想，採取了較為靈活的策略，對儒家思想的重新振興貢獻尤大。

　　如何在三教並存的局面中，使儒家思想發揚光大，唐代儒家知識分子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同時也付出了極大代價，因此而遭到貶謫的不在少數，韓愈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為勸諫德宗而上的《論佛骨表》，幾乎斷送了他的性命，多虧眾臣力保，最後被貶潮州。他的《左遷至藍關示孫湘》一詩表達了遭貶時的狀況和心情：“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出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6]

　　面對中唐時期儒家學說的困境和佛學的盛，柳宗元沒有像韓愈那樣，對佛教採取直白激烈的對抗方式，而是採取了較為靈活的態度。他總結歷史經驗說：“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向方。”他認為，唐代思想界也應該繼續發揚這一傳統，實現“統合儒釋，宣滌疑滯”[7]，提倡“統合儒釋”以達到復興儒學之目的。所謂“統合儒釋”，就是要對佛家思想進行改造取捨，以使之與儒家思想能夠相互相容和補充，進而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他主張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積極吸收佛家思想的精華，來為發展光大儒學服務。由於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前期，佛教思想得到極大發展，所以柳宗元對佛家有比較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8] 根據他在零陵研究所得，認為“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9]。在柳宗元看來，就是佛教的戒律也與《論語》的禮義有同等的價值，他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10]

　　另外，他還認為佛家也講究孝道，“餘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言旁家拖之右部分)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11]。可見，柳宗元主張把佛教中的符合禮教綱常倫理的內容挖掘出來，使之與儒家道德倫理相結合。這與韓愈徹底否定佛教思想的做法是有明顯區別的。但他對於佛教中有悖於儒學的東西也是堅決拒絕的，如：“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9]

　　與《易》合則是指佛學中有許多辯證的因素，與《易》中所蘊涵的辯證法思想相契合。《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它透過八卦形式，推論自然和社會的變化，具有豐富的辯證思維特點。而佛學也具有較強的思辨性特點，義理嚴密，思維邏輯性強，所以在思維方式和思維特點上，與《易》的辯證性特點很有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