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正義》對李益詩歌的影響

　　李益的詩歌在大曆及其後的詩壇上頗有特點，張為的《詩人主客圖》稱之為"清奇雅正主"，其"清奇雅正"中"雅正"的詩歌審美內涵與風格正是植根於《毛詩正義》經學闡釋系統的土壤之中的。

　　一

　　李益大曆四年（公元769年）擢進士第，大曆六年（公元771年）"諷諫主文科"及第。而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以後十來年，恰是李益青少年時代，唐王朝的科舉政策再次強調經學的要求和標準。如寶應二年（公元763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條奏貢舉之弊，並提出加強經業的措施（《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九《楊綰傳》，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31頁），不惟如此，他特別引《毛詩正義》闡釋系統中的《毛序》來論述經學對取士的重要性:"《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同上，第3432頁）針對當下詞場的弊病，楊綰又進一步用《毛序》來強調以經學取士的必要性:"夫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讚揚其風，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士是風化的高揚者和推行者，風化的本質是經學儒道，因而高揚經學儒道是禮部取人的大義，是取士之大道（同上，第3433頁）。這是對安史之亂前科舉人才政治素質要求的反思，也是對當下科舉制度砥礪、選拔人才政策的現實思考。楊綰的上疏比較典型地反映出李益青少年時期即乾元三年（公元760年）至大曆六年（公元771年）的十來年間，唐王朝大臣在科舉政策方面要求仕子加強經學修養、提高經學水平並通經致用的意見，皇帝的決策對這些意見有所採納。如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正月乙酉釋出的詔書就強調科舉必須遵循儒術:"朕志承理體，猶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虔行。"（同上卷十一《代宗紀》，第281頁）皇帝欽命詔告天下的影響對那個時代的科舉進士、明經科考生來說，無疑是頗為巨大而深遠的。

　　在上述科舉重經學的政策與宏觀背景下，李益科舉仕進之路的知識建構中不能不納入經學這一重要內容，否則他是不可能於大曆四年進士及第後又於大曆六年"諷諫主文科"及第的。《冊府元龜》、《唐會要》等所記載的大曆六年李益、鄭瑜"諷諫主文科"及第的事實便透露了箇中資訊。《毛詩正義》是一個包括《詩三百》、《毛序》、《毛傳》、《鄭箋》和《孔疏》在內的系統，"諷諫主文"的經學語源來自《毛序》。孔穎達疏在《鄭箋》基礎上進一步闡釋說:"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雲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失，雖論功頌德，莫不匡正人君。"孔疏把"主文譎諫"的內涵闡釋得十分明白，一是人臣用六義諷喻箴刺君上，以匡正人君，二是播之樂章，帶有歌詩的特點，三是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可見，"諷諫主文科"制科考試的內容離不開《毛詩正義》經學闡釋系統，李益"諷諫主文科"之所以及第，是對《毛詩正義》經學闡釋系統下了一番很深工夫的。

　　二

　　《全唐文》卷四八一載有李益的《詩有六義賦》，大概因其是一篇賦，且又植根經學，故未為詩論家們所注意。李益《詩有六義賦》的命意與其標題下"以風雅比興自家成國為韻"的意義相吻合，凸顯了《毛詩正義》孔穎達疏中"風雅之詩，緣政而作"的主旨，是一篇典型的經學詩論。李賦大體上以風雅、比興和詩教對唐朝國政的作用等三個層次為結構來展開論述，貫穿著詩歌之道與政通、詩以致用的經學思想。首先，李益闡述了風雅的緣起、定義和作用。他啟題即把《周易》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改寫為"觀天文以審於王事，觀人文而知其國風"，使采詩以觀風俗盛衰的緣起說在天人合一的架構中通向王道這一終極關懷，故以《關雎》為首的二南之化以及大小雅所揭示的王道盛衰，才能因"天明"、"天聽"授予人的神聖洞察力而被達知。風雅的定義早被《毛序》等進行過充分的闡釋，本已無多大的闡釋空間，然而揣摩李益的"政於內系一人之本，動於外形四方之風"，卻可以看到李益在孔穎達闡釋的"一人者，作詩之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把系王政於內的這"一人"視為王政風雅的根本。風與雅的定義非僅一國之事與天下之事的區別，更在於王政之始與王道之成的區分，王政得失才由"始於風，成於雅"而顯現出來。風雅透過"事以類比"而發揮比類勸戒的作用，如"《嘉魚》作而賢者進，《騶虞》廢而王道缺"。《嘉魚》即小雅《南有嘉魚》，孔穎達疏闡釋為:"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太平之世，王道昌盛，賢人有位有為故樂，這是比類於美。《騶虞》是召南末篇，《毛序》說:"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李益反過來"類比"，自然推出"《騶虞》廢而王道缺"了。由此可見，李益對類比的理解僅只侷限在《毛詩正義》闡釋系統的經學領域，所以他以"緣情孰多乎綺靡"來質疑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的純文學理論觀點。

　　其次，李益《詩有六義賦》第二個層次中的"詩之為稱，言以全興;詩之為志，賦以明類"大體概括了孔穎達疏的理解。孔疏說"風、雅、頌同為政稱"，又說"賦、比、興是詩之所用……是故同稱為義"，既然"同稱為義"，那麼就與風、雅、頌一樣"同為政稱"，也就是說六義的稱名皆具有王政教化功能。孔穎達又據《鄭箋》解釋說:"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篇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李益"詩之為稱，言以全興"概括了孔疏闡釋六義的主要點。李益"詩之為志，賦以明類"所概括的也是《毛詩正義》中詩與志，賦與美刺比興的闡釋要領，孔疏對"志"與詩關係的解釋是"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從這個詩歌創作發生論出發，孔疏演繹了鄭玄有關賦的二元型別:"賦雲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這種善惡、正變、美刺二元型別的歸納，服從了闡釋《詩經》以致用的目的，是經學詩論的核心內容。

　　第三，《詩有六義賦》第三層轉入頌揚唐王朝"抑文尚質，崇儉去奢，振六藝以補化，秉一言之無邪"的儒家文化政策，這一主流政治文化政策是使王朝昌盛、福瑞降臨的根本。為表達其頌揚之意，李益採用了《雲漢》、《採啊貳ⅰ恫賒饋貳ⅰ凍脊ぁ吩凇睹詩正義》闡釋系統中的闡釋義，並透過濃縮成典的方法把闡釋意義凝結在《詩》的題目或詞語裡，從而使賦的語言既富有語境張力又顯得典雅。在李益看來，唐王朝主流政治文化政策不可離開《詩》的六義，即所謂"君非五諫兮何弼，詩匪六義兮何成"，王朝皇帝的英明就在於用《詩》的經學內涵來條理國家政治，治理人情，通六義以致用，這不僅可以用之邦國，治理蠻貊，甚而可以垂澤子孫千億。最後托出《詩》教的巨大功用:"《詩》之為教，蓋亦王猷之至極。"把孔穎達《毛詩正義序》的"《詩》之為用，其利大矣"推向了通經致用的至極高度。總之，李益《詩有六義賦》基本侷限在《毛詩正義》經學闡釋系統的範圍內，其詩學思想不可能有多少出格的觀點，但也正好說明《毛詩正義》中經學化的詩學思想對他的深刻制約與影響。

　　三

　　李益的詩歌創作受《毛詩正義》的影響較為廣泛而深刻。《全唐詩》卷二九七所載王建的《寄李益少監兼送張實遊幽州》，評價李益的詩歌創作恢復了以"大雅""國風"為標誌的《毛詩正義》闡釋系統的詩教精神，基本符合李益詩歌創作一隅的實際。

　　首先，李益詩歌的不少語彙與《毛詩正義》經學闡釋系統有明顯的淵源關係。試舉一例分析，如《大禮畢皇帝御丹鳳門改元建中大赦》"大明瞳瞳天地分"，出自《大雅·大明》。孔疏說:"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覆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文王則才及六州，武王遍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建中元年德宗李適繼代宗李豫之位登基，李益用《大雅·大明》的《毛詩正義》經學闡釋義來頌美之，既準確得當又十分典雅。這類用例，證明著李益詩歌中部分語彙所凝結的詩歌核心意義是植根在《毛詩正義》闡釋系統之中的。

　　其次，李益詩歌有的脫胎於《毛詩正義》系統，但又經過重新藝術構思以抒寫自我人生的現實體驗和感受。如《聞雞贈主人》:

　　膠膠司晨鳴，報爾東方旭。無事戀君軒，今君重鳧鵠。

　　此詩的語言和命意淵源於《鄭風·風雨》及其註疏:"……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雲胡不瘳?……"從語言上看，《風雨》第二章的四言句"雞鳴膠膠"被李益顛倒詞序稍加改造為五言句"膠膠司晨鳴"，從意義上看，李益詩"膠膠司晨鳴，報爾東方旭"與孔疏"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波瀾莫二，描紅之跡一眼可見。李益《聞雞贈主人》是一首干謁詩，前兩句顯然用比興自喻，抒寫自我如同旭日東昇時報曉晨雞不改變司晨本性那樣不改變其人格節度，並隱含著孔疏的意義:這種不改變人格氣節的人，今日時世中已無復多見。後二句的兩個"君"指詩題中的"主人"，即干謁的物件，"無事戀君軒，今君重鳧鵠"，既蘊涵著干謁的意義，又十分委婉雅潔表達了一種自謙和失意。"今君重鳧鵠"暗用鮑照《白頭吟》中典故，使其在全詩語境中產生一種對照:今日"主人"只看重如"黃鵠一舉千里"般的高遠之人，而不重視如司晨雞一般不改變人格節度的仁人志士，在對照的藝術張力中委婉流露出自己的'心志和不卑不亢的態度。李益的這首絕句經過精心構思，脫胎而又超越了《風雨》詩文字及闡釋系統的意義，表達當下的干謁之意委婉雅正，十分得體。

　　第三，李益從軍詩的藝術源頭是多元的，其中一翼受到了《詩經》中征戍詩及其經學闡釋系統的影響。《唐詩紀事》卷三≡"益錄其從軍詩贈左補闕盧景亮"《自序》說"從事十八載，五在兵間……投劍秉筆，散懷於斯……亦其坎軻當世發憤之所致也"，此序一方面道出從軍詩創作的多種原因，另一方面還透露出所受《毛詩正義》影響的蛛絲馬跡。孔穎達《毛詩正義序》總論《詩》的動因目的之一說"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李益的"坎軻當世發憤之所致"與孔序"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貌似神合，李益的"散懷""發憤"正是孔序"暢懷舒憤"的翻版，此外，孔疏闡釋《小雅·苕之華》所說"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敵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也可視為李益《從軍詩序》"坎軻當世發憤之所致"的註腳。又如李益的《從軍有苦樂行》與王粲《從軍行》五首有所聯絡，而王粲作品其二的"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昔人從公旦，一徵輒三齡"出自《豳風·東山》及《毛序》，其四的"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出自《魏風·伐檀》，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李益的《從軍有苦樂行》亦可能像王粲那樣吸取《毛詩正義》系統的某些因素。其一，李益詩起首二句"勞者且莫歌，我欲送君觴"，筆者以為是對孔疏的擷取、改裝。孔穎達疏《采薇》序說"言歌《采薇》以遣之者……《出車》以勞還……勞者，陳其功勞"，李詩是送人出征所作，還談不上像"《出車》以勞還"那樣"勞者，陳其功勞"，故李詩起首二句根據奉命北征的當下背景將孔疏改造提煉為"勞者且莫歌，我欲送君觴"，以此來"寄語丈夫雄"，來送司空魚公，以雄壯其行色士氣。《全唐詩》卷二八二載李益《從軍有苦樂行》題下注"時從司空魚公北征（魚一作冀）" ，這與《采薇》序"命將率遣戍役"相比較，在詩與序的配合、奉命出征的背景這兩點上頗相類似，李益詩"北逐驅獯虜，西臨復舊疆"也與《毛序》"北有??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相對應，這些類似、對應的重複出現與其用偶然巧合來解釋，毋寧視為借鑑的痕跡。其二，"從軍苦樂"語彙與王粲詩合，也與小雅《祈父》孔疏"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合。其三，李詩結句"苦樂身自當"為一篇之結穴，用語出自小雅《苕之華》孔疏"若非身自當之"，李詩戛然而止了，而孔疏"身自當"三字所蘊涵的《苕之華》語境意義卻在李詩結穴的藝術張力中搖曳不止。從上三點來看，李益的《從軍有苦樂行》與《毛詩正義》經學闡釋系統的聯絡斑斑可見。此外，李益的《從軍有苦樂行》與"清奇雅正"還有聯絡，如《唐詩紀事》卷三≡"……馬汗凍成霜句。右張為取為《主客圖》，以益為清奇雅正主"，張為"以益為清奇雅正"所引例證之一"馬汗凍成霜"，正是出自《從軍有苦樂行》，這一聯絡發人深省。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二《讀李益詩》曾說"……吏曹久失調，幕府感恩起。從軍五十篇，王粲慚率爾"（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3冊），認為李益的從軍詩超越了王粲。如果從李益《從軍有苦樂行》詩熔鑄《毛詩正義》闡釋系統中材料的意象密度和藝術技巧熟練程度來看，賀鑄的話是有相當道理的。

　　綜上所述，大量材料顯示出李益的詩歌觀念和詩歌創作受到了《毛詩正義》闡釋系統相當程度的影響，如果張為《詩人主客圖》稱其為"清奇雅正主"中的"雅正"可以理解為鄭玄《詩譜序》和孔穎達疏《詩大序》中的"風雅""正經"的話，那麼"雅正"便是指李益詩歌受《毛詩正義》經學闡釋系統影響的特定稱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