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學術論文

　　廣義上，社會科學是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同義語，下面是小編精心推薦的社會科學學術論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觸!

　　在主流社會科學中我們可以分辨出三種主要觀點，我也時常稱之為“正統的共識”(orthod ox consensus)，這些觀點在戰後大部分時期的社會學中聲名顯赫。我認為事實上它們也已經擴充套件到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中。

　　第一種是自然主義，它主張社會科學應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社會科學闡述問題的邏輯框架也與自然科學相類似。我更願用自然主義一詞而不用實證主義，儘管它們意指許多相同的東西。

　　正統模式的第二個觀點是，在解釋人類活動時，我們應該運用某種社會因果概念。也就是說，作為人類行動者，我們雖然對我們的所作所為以及何以如此作為的理由知之甚多，但是社會科學家仍然能夠證明我們的作為實在是被我們所不清楚的原因推動的。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是要發現為行動者所不瞭解的各種形式的社會原因。

　　與正統模式有關的第三個要點(我不打算在此詳加討論)是功能主義。功能主義一般認為社會科學應象自然科學一樣，但多半還是承認社會科學不能與經典物理學太過相像，因為社會科學處理的是各種系統，較之物理學關注的現象，系統更類似於生物體。被認為出自生物學的，通常也被假設以控制論為模型的系統概念為許多社會學家視為社會分析的核心概念。

　　正統的共識今天已不再是共識。在社會科學中它曾是多數派，但現在，已經成為少數派了 (在社會理論中肯定是這樣，而在經驗的社會研究中則未必如此)。那些至今仍在捍衛正統立場的人們僅僅代表了一種觀點，此外還有如此眾多的理論視角，如常人方法學、各種形式的符號互動論、新韋伯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解釋學和批判理論等，這個名單看上去可以無限排列下去。

　　局面令人不安。面對如此分歧的理論視角，我們不再能確切知道如何定位我們自己的視角。我在這裡談論“視角”(perspectives)或“傳統”而不是“正規化”(paradigms)，因為庫恩將正規化概念引入科學哲學時，他用該詞指涉的是自然科學，庫恩也正是從這裡發展出他的哲學和“正規化”的概念定義的。他看到社會科學家之間很少共同點，這與自然科學中的情況完全不同，在那裡有著可調適的視角，它們主導了科學領域的專業核心。

　　面對這一紛亂的局面有兩種反應。一種是對之大加歡迎，理論視角多多益善。多元的理論比一種特定理論傳統獨佔地位的教條主義更為可取，這種反應甚至在最積極的正統共識捍衛者那裡都可以發現。

　　默頓是那些試圖將正統共識建構成為一種條理分明的系統的(學者中)代表人物，他先於庫恩稱這種條理化的共識為社會學的一種正規化。事實上，在“正規化”現在通行的意義上默頓是使用該詞的第一人。他後來的觀點與此根本不同了。他開始承認社會學中彼此競爭的各種視角，並視這種情況是積極的和可取的，雖然多少有點勉強。其他學者更是全心全意地擁護多元主義，他們從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科學哲學著作中找來其正當性的證明。在費耶阿本德看來，在科學中同樣也應是多元性的視角，而不是隻有一種觀點，來規範諸多不同的視角。

　　另一種反應是否定的，更多地來自社會科學中主要從事經驗研究的學者。這種反應是冷淡的和不屑一顧的，或可用這樣一句話來描述，“我早告訴你情況就是如此”。這句話是按這樣的邏輯推出的：“我是經驗研究者。我看到社會理論家們各執一端，他們甚至對何為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圍這樣的基本定義都不能形成一致意見。這再次表明社會理論與經驗分析是不相干的。我只管繼續我的經驗研究，讓理論家們為他們不同的觀點爭辯吧”。因此第二種反應進一步證明那些從事經驗研究的學者的看法，即理論爭辯與他們毫無關係。

　　然而上述立場沒有一個是真正有道理的。第一個有缺點，它排除了存在評價諸理論的合理標準的可能性。我堅信情況並非如此。一些理論優於其他理論，某些視角較另一些更富有成果。

　　第二種觀點也是可疑的，因為我們不難證明理論爭辯與經驗研究是有關係的。米爾斯所說的“無頭腦的經驗論”只能產生無進取心和無積累的工作。最好的經驗研究是有理論關照的那種經驗研究。理論和經驗研究有相對的自主性，不能合而為一。但任何經驗研究者都應關注理論討論，正如理論家應該關注經驗研究的問題一樣。

　　在當前的社會理論中，在有關何為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何為社會科學的理論構成及它對經驗研究的意義等問題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綜合努力復興的跡象，其中不少是看似熱鬧的表面文章，而非實在的綜合。我們的確可以瞭解這些競爭的理論視角的各自優點和缺點，並能感知產生於這種爭論的理論發展的大致路線。

　　但我不認為這就可能產生一種新的正統理論。如果我對我已描述過的對立的任何觀點有任何同情的話，那會是第一個而不是第二個。我想在諸如何為人性這樣的問題上根本說來是可以爭論的。對人的能動性問題——這是我們在爭論人類行動性質時必然要涉及的——的解釋也有基本的難度。但這不能也不應使我們一股腦贊同理論多元論。記錄理論走向綜合運動的方式是去發現正統共識錯在哪裡，然後具體指出業已出現的主要的共同觀點。

　　首先，主流社會科學，即正統的共識，包含了一個關於何為自然科學的錯誤模式。社會科學家相信他們自己努力探求的是再創造自然科學宣稱要獲致的那種發現，但他們的自然科學模式在哲學上是有缺陷的。正統共識所展現的自然科學模式基本上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模式，它將創造規律的演繹體系視為科學的最高抱負。

　　我不相信還能找到任何一個令人尊敬的科學哲學家，他還相信許多社會科學家所向往的那種自然科學概念。正如在庫恩以後的科學哲學中清楚地證明，自然科學是一種詮釋學的或理解的努力。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當然有各種規律，但規律必定是(可以)被解釋的，它們必定是在理論系統的脈絡中才是這樣的。因此自然科學包含了意義的解釋系統，科學的本質是關乎理論框架的創造。構建意義的框架實在比規律的發現更為根本。探求構成“科學”成分的規律在自然科學的傳統模式中被給予了不適當的首要地位，社會科學家卻天真地接受了這種過分的重視。

　　正統共識的最後藏身之所是在種種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教科書中。開啟這樣的教科書，在最初幾頁你仍可以發現這樣的概念：“解釋”就是從一條規律或從由諸規律錯綜複雜聯絡起來的系統演繹出一個事件。對於自然科學中大多數解釋形式來說這完全是一個謬論，我們也有不止一個的理由指出，它也可能是在社會科學採用的一個完全無益的模式。

　　正統共識的第二個缺點是主流社會科學對人類行動的錯誤解釋。在正統共識看來，如前文所說，人的活動是按照社會因果範疇來解釋的。作為常人行動者，可以想象我們知道在我們的活動中我們正在幹什麼，然而社會科學家能向我們揭示實際上我們是受我們所不知道的種種力量的驅使。正統社會科學是這樣看待我們的：好似我們的行為都是結構原因或結構強制力的產物，好似它們都直接出自社會力量的作用。

　　我們在社會理論中必須做的是恢復具有認知能力的人類行動者概念。關於這一點我的意思是社會科學必須重視這一現象：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承認它是人類行動最重要的特徵，但是象許多社會科學家一樣，我們卻常常忘記這一點。社會科學家忘記了絕大多數的我們作為人類行動者所做的是我們有意圖的行動，我們瞭解我們如此行動的理由。所有人類行動者對他們行動的種種條件具有相當的知識，那種知識並非偶然地依賴於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是其行動的構成要素。

　　例如，若要在語法上正確地說出和理解諸如英語這樣一種語言，就要知道一系列繁複的有關符號的抽象的形式關係的規則、不同的語詞用法及對語境的感覺等。為了講英語我們必須知道這些事;但如果有人要求我們對我們所知道的(語法)給出一個話語的解釋，我們會發現頗為困難。對作為語言言說者(和)為語言而存在的我們所實際知道的——和必須知道的—— 知識，我們大概只能給出最不著邊際的說明。說語言學家研究的是“我們業已知道的知識” ，這種說法並沒有一點悖理之處。

　　為什麼正統社會科學家提出的問題和給出的解答常常是錯誤的，其原因在於他們假定話語意識——給行動的理由以話語的說明——即窮盡了人類行動者具有的認知能力，於是研究者進而求諸結構方面的原因，然而任何人對他或她為何遵循某種特殊的行動路線(的原因)知道的遠比其用話語清楚表達的為多。實踐意識是基礎，社會世界因此而成為我們可以預期的。社會世界的可預期性並非簡單“發生的”，如自然界的可預期性那樣。它是由組織起來的具有認知能力的人類行動者的實踐所帶來的。

　　傳統社會科學概念的第三個缺點是這樣的觀點，認為發現社會生活的規律是可能的，這多少是直接類比於自然科學中存在的那些規律。有兩類“概括”存在於社會科學中，如果你願意不妨稱其為“規律”，但每一類都不同於自然科學中的規律。考慮一下哲學家彼得·溫奇 (Perter Winch)所舉的交通訊號燈前停車的例子。人們可以設想這裡涉及一種“規律”，信號為紅燈時則車停，變為綠燈時則車繼續行駛。如果你來自不同的文化，先前從未見過汽車，你可能會想象訊號燈之間有某種射線讓車停下。如果情況果真如此，那它的確是自然主義規律。但我們都知道使車停下的是駕車人都瞭解有關交通行為的規則，這些行為法規和常規為駕車人的行為提供了理由。

　　如果社會科學家研究的只是作為駕車人的常人行為，得到的也只是他們差不多全停在訊號燈前之類的發現，這對現代社會中的大多數常人行動者來說未免乏味。駕車人當然已經知道他們停在訊號燈前，並且知道為什麼停車，因為這正是透過採納常規來解釋他們正在做的事。這樣一種概括，若不是人類學的工作重新發現它的意義，全然是老生常談。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一項任務就是闡述諸文化何以不同、諸常規何以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可預期性何以大大依賴對常規的不同認知。

　　第二種意義的“規律”更接近正統共識中確立的種種概括。這涉及到人類行動的無意後果。我們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以有認知能力的方式行動——我們全都以某種方式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麼並且知道為什麼這樣做——是真實的。然而，正如韋伯所強調的那樣，雖然我們全是有意圖的行動者，我們行動的範圍總是持續地逸出於激起行動的意圖和目的。

　　正統共識的支持者一心想的是由有意的結果產生的社會因素——社會因素當然也成為社會中的行動者行動的條件。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關注的那類概括是建立在普遍化的無意後果的假設之上的。“規律”在這裡可以按一種接近於自然科學中的類似規律的概括形式來理解。我將稱這類概括為型別2概括。型別1概括則依賴社會行動者基於認知能力而對規則和常規的遵守。

　　型別2概括的確存在於社會科學中。事實上，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目標就是去發現這類概括。試舉一個存在“貧窮迴圈”的例子。貧窮地區的學校裝置簡陋，學生得不到鼓勵去追求學術價值，教師的任務只是控制課堂上的秩序。孩子們離校時，他們從這樣的學校得不到合格的訓練，只能謀求相對低薪的工作和住在貧民區。他們的孩子也就在這樣的街區上學——於是貧窮便迴圈往復。

　　然而，型別2概括從未正好對應於自然科學中的規律，準確地說是因為它們所假定的因果關系是基於有意行動的無意後果。人類行動者的認知能力是變動的，因此所有這類概括確實都是可變的。在型別1概括(行為的規則和常規)與型別2概括(基於無意的後果)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聯絡。在一特定的行動脈絡中，人們依其對常規的認知所做的事會隨時間的程序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型別2概括。

　　社會科學不可能是純粹“解釋性”的。不這樣想就會犯根本的錯誤，認為型別1概括窮盡了社會科學對於人類行為的理解之功的觀點便是如此。另一方面，自然主義的立場也是錯誤的，因為它假定透過確立型別2的規律，我們便能全面解釋人類行為。全部的社會科學其實都基於這樣一種前提，即在特定的歷史境況下，

　　(才能)去理解依據常規的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與透過非意圖方式發生的社會再生產之間的關係。

　　正統共識邏輯上的缺點導致的一個後果是，它對啟蒙的性質持有一種簡單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可以對普通個人進行啟蒙。這個模式(關於啟蒙的傳統觀點就是基於它之上的)還出自與自然科學的直接比較。透過向我們展示許多我們先前獲得的關於世界的信念都是虛假的`，自然科學因此被認為導致了啟蒙。社會科學中的啟蒙便等於對虛假信念的批判。

　　一旦我們考慮到型別1和型別2的概括之間的種種差異時，上述觀點的錯誤便很清楚了。只要行為的發生是運用行動者能認知的常規的有規律的結果，其所具有的邏輯意義就是：行為是不可能基於虛假信念的。這就絲毫不奇怪社會科學家對人們行動的重新描述何以是令人乏味的。這樣的描述只是對該文化環境以外的人才是資訊，被觀察到的行動在此環境中發生著，顯然與對虛假信念的批判是不相干的。

　　社會科學的人種志研究當然是重要的。我們全都生活在獨特的文化中，它不同於分佈在世界各處的其他文化，也不同於經過歷史分析復原的那些文化。此外社會科學還可表現——或者說以話語的形式表現——常人行動者在其行為中以非話語的方式使用的共同知識(mutual knowledge)的方方面面。“共同知識”一詞涵蓋了各種各樣使社會活動有意義的實踐技能。戈夫曼也許比任何別的作者都更清晰地說明了共同知識的細節是如何複雜、微妙、卻又被管理得如何例行化。這裡的情況與語言學極其相似。語言學旨在瞭解：為了能說無論怎樣的語言，語言的使用者知道什麼以及必須知道什麼。然而，為了能說一種語言，我們所瞭解的大部分知識都是非話語形式的，語言學告訴我們業已知道的知識，但是這種形式是一種不同於表達這類知識的平常方式的話語形式。

　　對於這些可能的啟蒙形式我們還得加上無意後果的影響。行動者總是知道他們正在幹什麼( 根據某些描述或可能的描述)，但他們行動的結果往往會偏離他們的意圖。這裡我們將發現有趣的問題與令人困惑的問題都交織在一起。

　　自然主義版的社會科學的說服力恰恰是基於這樣的觀察之上：社會生活中的許多事件和過程並非任何投身的參與者所期望的。在自然主義看來，正是社會制度外在於個別行動者的目的，使人得以瞭解社會科學所要達致的任務。

　　由於無意後果無處不在，意味著我們必須捍衛由“主流學者”發展的社會科學而反對更多訴諸“解釋的”(社會科學)觀點。但是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不能切中問題實質。對自然主義社會學家來說，社會過程的非意圖性質支援這樣的觀點：社會生活是由行動者所渾然不知的力量支配的。然而，主張社會生活或制度的某些方面並非那些參與者的意圖是一回事;而認為個體行動者被多少決定其行動過程的“社會原因”所驅使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確評價行動的無意後果，遠不是強化上面的結論，而是要引起我們重視熟練處理人類行為的有目的的性質的重要性。所謂的非意圖的性質甚至都無法刻畫，除非我們清楚意圖之性質為何;我願爭辯，這實際已經設想了一種關於行動者理性的解釋。

　　有關人類行動的無意後果的作用，可以提出幾種不同型別的問題。例如，我們會感興趣為什麼某一特定事件發生了，儘管事實是沒有人想要它發生。歷史學家因此可以追問，一戰為什麼會爆發?雖然當時的交戰國沒有一個能想到其行動會產生這樣一個結果。

　　這類向來讓自然主義社會科學家們著迷的問題卻是關係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問題。或者說，他們試圖證明社會制度具有超越個人所參與的特定互動情境的性質。在這裡功能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結合有其特殊的功用。因為功能解釋的要點通常是證明使社會制度存在和持續的種種理由，這與行動者為他們如何行動所持的那些理由大為不同。

　　部分的是對功能主義修正地批評和考查的結果，有一點已經變得顯然，即對制度再生產的論證已不能再訴諸於各種社會需要，除非是以“好象”(asif)之類的非真實條件句式陳述的理由。一種完全值得讚賞並通常是必然的提問是，為了維持一堆現有的社會制度，必須滿足怎樣的條件。而這類問題是設想對社會再生產機制進行分析，它本身不提供也不會自行給出關於各種再生產機制的解釋。所有巨大規模的社會再生產都是在“混合的意圖”下發生的。換言之，社會制度的持續存在乃是行動之有意和無意結果的混合作用。對混合方面必須加以仔細地分析，它們也是歷史地發生和變化的。

　　各種社會再生產的情形構成一個範圍，在此範圍內可將受到高度監控系統再生產的情況與那些包含一種對無意後果反饋的情況區分開來。對系統再生產狀況的監控無疑是一種現代現象，它與現代社會的出現和各種現代組織的形成聯絡在一起。

　　針對以“x的功能是……”這樣形式的命題對社會再生產所做的解釋，可以提出雙重反駁：第一，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這樣一個命題沒有解釋價值，用於說明社會行動時，只有以非真實條件的句式，該命題才有因果上的可理解性;第二，該命題的目的性概念含義不清。在系統再生產受到高度監控的情況下，(行動者的)目的與社會制度的持續之間的聯絡是直接和深入的。而在一種非意圖的反饋發生作用的地方，再生產過程的機制則全然不同。辨別這些差異是基本要求。

　　這些思考雖然複雜，但對分析社會科學的實踐影響卻有重要的意義。主流社會科學——慣以糾正常識為己任，這就是偏見。我指常識為行動者關於社會生活的陳述性信念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考慮到他們的自然主義觀點，正統共識的支持者設想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具有一種技術形態。社會科學糾正行動者關於社會行動或制度的虛假信念。如發生在自然科學中的情況一樣，隨著我們對社會世界的瞭解不斷加深，我們就可以改變它。這種觀點在社會科學中有其深遠的淵源，至少可追溯到孟德斯鳩，併為孔德、涂爾幹和所有自然主義版的馬克思主義所強調。

　　假如前面的論點是有效的，這樣一個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至少在象這些學者發揮的這種觀點的形式上是如此。社會科學的確也包含對常人行動者所持的關於社會世界虛假信念的批判。但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論得以構成的背景、其實踐的意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大為不同。社會科學關注持有觀念和創造觀念的行動者，他們會對他們的行動以及如此行動的條件做理論概括。今日的自然科學，正如已經在新近的科學哲學中所澄清的那樣，也是關涉解釋學的。科學是一種解釋的努力，各種理論在此努力中建構意義的框架。但與自然科學不一樣，社會科學涉及一種雙重解釋，因為在那裡發展出來的概念和理論，理論要發生效力的那個世界，是由進行概括和理論思考的個人的各種行動構成的。社會科學不必向身處其中的行動者解釋社會世界的意義。正相反，社會科學的技術觀念必然是寄生於常人觀念之上的。正是在此意義上的，如溫奇所說，技術的社會科學概念邏輯上與日常世界的概念相聯絡。要寫出有關人類行動的真實敘述，須設想社會學的觀察者已經獲得行動者據以指導其行動的共同知識。要能夠描述行動者在任何既定的行動脈絡中的所作所為，條件是能夠在該生活形態中“過日子”。

　　溫奇所完全未曾考慮的是，社會科學的概念是被製造來分析社會世界的，卻又反過來被納入這個世界。自然科學的概念和理論則完全與“它們的”世界隔離：自然的客體世界。與自然科學成就所顯現的豐富創新性相比，這種吸納過程有助於說明社會科學發現的明顯的平庸性。

　　社會科學的平庸性已成為主流社會學從業者憂慮的一個主要來源。為什麼社會科學產生不了類似自然科學發現那樣的關於社會世界的發現?如果這類發現不存在，我們似乎也就不能發明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之基礎的各種社會技術。不過這一觀點是錯誤的。自現代伊始，社會科學就對社會世界具有並繼續具有一種深廣的實踐影響力。事實上可以認為社會科學對社會世界的改變效果實在遠遠大於自然科學對於“它們的”世界的變化之功效。但社會科學的實踐影響並非主要是技術的影響。而是透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並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並融入社會活動中，它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它們的原創性在喪失，即便最初它們在被建構時如同自然科學中的任何新發明那樣新穎無比。

　　社會科學的早期歷史與15和16世紀的政治理論的出現有密切關係。在馬基雅維利和其他學者的著作中誕生了政治學的新話語，內容包括主權概念和政治學概念本身。正統社會科學家或許會設想這些理論家只是在描述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的變化。他們當然是在描述這樣的變化，但並不僅僅是描述。政治科學話語的創新有助於建構如今的現代國家。思想家們並非僅僅描述一個被獨立給予的世界。若沒有主權概念，現代國家就是不可思議的。進而，主權概念是一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現今全都掌握自如的概念。無論何時只要我們使用護照從一國旅行至另一國，我們就在表明對主權概念、公民概念和此範圍內的相關概念的某種實踐的把握。不存在對一個被獨立給予的國家制度的世界的單純描述，這些描述參與建構了那些制度。

　　經濟學新話語提供了第二個例子。人們可以設想早先的經濟學家只是描述發生在19世紀社會的一系列變化。他們當然在描述變化，但他們也在做更多的事。經濟學話語也建構性地進入如今的工業社會中。如果日常行動者不能掌握諸如投資、風險、成本甚至經濟學概念的話，工業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

　　這樣，社會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為常人行動者的理論和實踐所熟悉，不會侷限為一種專業的話語。社會科學與社會世界的關係並非是中立的，如同一種技術改造的工具那樣;批判也不能限定於僅僅針對虛假的常人信念。雙重解釋的含義是，社會科學家不得不對社會變化的結果懷有警醒意識，因為正是他們的概念和理論對他們力求分析的社會產生了改變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