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精選33篇）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精選33篇）
認真讀完一本著作後，你有什麼總結呢？需要回過頭來寫一寫讀後感了。那麼你真的懂得怎麼寫讀後感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精選33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
最初對這個書感興趣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作者黃仁宇的傳奇人生，我是贊同人生要有不同體驗的。所以一個當過軍人的學者，一個顛沛流離遠走異國的歷史學家，這本身對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為評論說這個書和我們以往看待歷史的視角不一樣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麼的。能從和我不一樣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對這個書最大的感受，還是從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中看到的，吳曉波說，只有透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美麗，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說實話，我認為對於離我們遠的歷史，我們需要更多的細節，因為抽離和宏觀天然就多。但是對於激盪三十年這樣的書，僅僅才過去三十多年，當事人都還在，這種時候細節就顯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視野和宏觀上對歷史規律的把握才是最難得的。在這一點上我有些苛求了)
黃仁宇對於歷史細節的把握源於他對歷史第一手資料的潛心研究，這種態度在現在浮躁的年代越來越少了，雖然我們並不是一代人。這個書語言平實生動，並沒有晦澀之處，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現的邏輯卻不像他的語言那麼簡單。我讀歷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對這個書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認識歷史，怎麼去認識歷史，這個東西我現在也還不知道，但黃仁宇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感覺，讓我們覺得這樣也可以啊。我覺得這個書是紮實的，也是有趣的。
三國演義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此定下了三國的基調。萬曆十五年的開頭，也定了這本書的基調，就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種從事情的微小發端，從而進一步能預見到後來的演變，這就是讀史明智的緣由，這也是基於對長期歷史演變的深刻理解而提煉出的歷史性規律認識。讀歷史的確是明智啊。
萬曆當皇帝其實挺失敗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沒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卻得天天做。隨著年齡的增長當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僅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這也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的，文人集團過於勢大，程朱理學深入人心，那個時候什麼最大，不是皇帝，是禮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張居正有多優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風光，死後卻如此蕭索，這其中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話總結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麥，他在位時縱橫捭闔合縱連橫，讓德意志始終處於最主動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體系土崩瓦解，德國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由此導致了一戰。這麼優秀的人，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套長久的體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體制中找到合適的接班人呢，總是政治過渡的這麼不順暢。以儒家的觀點就是沒有以德服人，還是不夠優秀的。
反觀申時行，不似張居正那般鋒芒畢露一手遮天，但申時行是懂得進退為人為官之道的。他們最大的差別不在能力上，在為人之道上。我其實最佩服的是汾陽王郭子儀了，那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人物的典範啊。
還有兩個人的對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對比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麼積極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後的情況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說，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至於李贄，我沒什麼想說的，以前小時候看到李贄估計會說一些膚淺之言，但是這次看了之後，我卻不敢說什麼了，以後看了他的書或者有更深刻的瞭解再說吧。
這個書挺好的，以後有機會還要重讀。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
對於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說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著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說：“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曆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曆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著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裡，已經成為一種象徵貨體制。萬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准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徵，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於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麼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裡，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曆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鬥爭了三十幾年。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著，拖著，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鬥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係，他們為什麼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著幹？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應該為太子。萬曆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里，這是關係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援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後，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於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於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說，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麼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麼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於是，他對朝臣的反覆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曆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曆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曆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3
《萬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頭讀完《明朝那些事》之後又一本關於中國階段歷史的描述，由於習慣性失眠，書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為深夜的躁動而隨風去了，但也卻有一部分隨著可吸入顆粒物一齊沉澱到了我的血液裡。
我驚詫，此書中許多人物身上，竟都有當今現實社會的影子。
若將萬曆兒時看做我們的當代，他原本聰明敏感、樂於上進，也以往勵精圖治、喜歡讀書，他本不是暮氣沉沉、消極厭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為臣僚的教師或家長，從不曾將他當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確切的說是有尊嚴的獨立個體來看待，同樣也像像我們的學生時代，很多時候被當成了學習的機器，原本活潑好動、樂於思考，最終卻極度厭學。諸如參加完升學考，要將書本剪碎或早上依舊習慣的坐在寫字檯前卻不明白該幹什麼。所以，萬曆皇帝作為學生，臣僚做為教師，最大的失敗之處，是大臣們剝奪了萬曆作為一個聰明的年輕人應有的個性、思想和活力。
張居正不讓他練習書法，申時行不讓他練兵，所有人都不讓他立三皇子為太子，甚至與他生前形影不離的愛妃都不能與自我埋在一個墳墓裡。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著皇上，又有什麼趣味？但他畢竟是皇上，依然擁有無盡的奢華和整個國家，而當今社會我們的悲哀何至於此。
張居正作為首輔原先言行不一，到我們看見了太多人士的虛偽。官二代，富二代，軍二代，黑二代。這個社會原先已經並正在真正屬於這些有錢有勢有權和不要命的，“學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蔥”的現象難免出現。
我一向感覺，張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國富民強的，他僅僅是一個有缺點的聰明的剛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說，“唯女人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其實，“難養”的豈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觸久了，都難免“不遜”起來，皇帝如此，張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也難免如此。事實擺在眼前，改變雖不及萬難卻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種善的種子，也時刻提醒自我，只要是人都會產生某些偏見和不可避免的缺點，學習如何體諒並選擇，哪些是我們應當學習的，那些是“見不善而內自省”的，現實無奈與社會種種幽暗的側面，但卻必須允許這些幽暗的存在，因為他畢竟是“豐富多彩”這個詞的重要部分。
應對如次、遇到問題、唯有進取想辦法，努力讓自我多一些才能，開闊些眼界，理清些思緒。而決不能消極怠工，心灰意冷。充滿期望才能使我們歡樂生活。
——我們無奈於幽暗，也儘量做到讓幽暗無奈於我。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4
近期，在同事的推薦下，我閱讀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受益頗深。
此書內容豐富，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多個方面，作者從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幾個事件作為中心點展開敘述，從國家政治制度、決策方式、知識分子等，層層加以剖析，將他們置身於整個歷史發展程序中進行評述，冷靜客觀地探討他們的功過是非，指出種種做法對將來的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作者看似隨意著筆，實際上分析了晚明種種問題的癥結，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明清的衰落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黃仁宇這樣概述“無關緊要”:“1587,是為萬曆十五年,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一結論,作者是透過一系列事件解讀出來的：皇帝的怠政、張居正的獨斷、申時行的中庸、海瑞的固執、李贄的無奈、戚繼光的自強，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鬱鬱而終,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透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體制和政治狀況。事實上，黃仁宇的筆觸並未侷限於1587年,而是縱覽了整個明朝，乃至可以透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追尋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萬曆十五年》的章節安排幾乎都以人物命名，萬曆皇帝屬於最高統治者,而張居正、申時行是志在改進文官系統的皇帝顧問,海瑞是倡導復興傳統道德的地方官,戚繼光是志在強軍的武官代表,李贄則是一個思想的“離經叛道”者。
顯然,人物的選擇具有典型性，把人物與制度的故事放大來看,就出現瞭如下圖景:萬曆皇帝獨處權威的頂峰,但更大意義上卻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象徵,受著道德治理規則的種種約束——祖宗成法、道德禮儀及文官系統的運作機理,這些約束不僅使他喪失了發揮個性創造力的機會,也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常人的權利，所謂“專制、無能、貪婪”也可視為萬曆在自我意志屢屢受挫之後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官居首輔,張居正10年新政,最終只能在文官們的道德責罵聲中草草收場。由此可見,人物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與制度互動過程中無所作為的悲哀,無論是萬曆皇帝,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海瑞與戚繼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動分別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經濟和法律制度)及軍事制度得到改觀。
我們漸漸瞭解了作者的歷史觀,從小處看，1587確實是平凡的一年,然而從這小處看開去,我們將視線擴大到前後幾百年,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這種狀態從黃仁宇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中可見一斑: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只會造成文官系統內部利益的糾紛,但這些實際問題不能引起技術的改進而只會被升級為道德問題加以解決,即用大而無當的抽象道德原則來掩蓋問題和恢復平衡的狀態。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劇都源於一種“無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來道德絕非萬能，我們需要技術與法律這種方式來解決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決的問題，道德的目的應是遠大的，它是作為一個指引而非硬性的規定。如果將道德作為一種硬性的規定，則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變化與活力喪失發展的機遇，二是對道德的挑戰，這不僅不能使政策一以貫徹和實現，也會給社會造成動盪與不安。黃先生以史為鑑，警示今人，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
《萬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開了我們的視野,他教給我們看待歷史的一種方法。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曆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作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作一個雞蛋來剖開。”透過1587年這個歷史橫斷面,我們不僅看清它的細節,更可以把握歷史的主脈；不僅可以瞭解它的外觀,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端睨。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萬曆十五年》，或許能啟發我們換一個視角看問題，觀察世界，回顧歷史，透視人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樣，或許會有許多真切的感受，或許有許多獨到的發現。
當前我們身處中華民族的巨大轉型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越來越強大,這是我們每個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牢固樹立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為追求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崗位實踐中積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奉獻智慧和才華。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5
最近認真把《萬曆十五年》一遍，我覺得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通俗好讀，又能啟發思考。
開啟這本書，沒有枯燥的圖表，沒有複雜的歷史陳述，而是把萬曆、張居正、海瑞、戚繼光這些歷史人物的故事，講得像普通人一樣生動、豐富，觸控得到。這些人裡，張居正可能是最讓人“心疼”的那個。他能力出眾、志向遠大，努力糾正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在暮氣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窮其一生，卻根本無法逆轉這個國家衰落的趨勢。在時代的浪潮下，人總是無奈而被動的。萬曆十五年，沒有大事發生的一年，卻藏著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裡，難以明言的種種奧秘！
此書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紹一個人物，以每個人物來反映這段歷史；它從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人的角度來寫的。反映當時從皇帝、首輔、地方官員、將軍、哲學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從這些朝廷中各種人中，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陽早已成夕陽，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了。從軍事上來說，戚繼光——這個孤獨的將領，帶領戚家軍平倭寇之後，並沒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許是因為明朝的重文輕武，導致戚繼光在此後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沒有得到什麼重視，而後軍事掌控於庸才之手，軍事力量也逐漸下滑，到了努爾哈赤起兵之時，明朝的軍事力量早已成為不堪一擊的“紙老虎”了。再加上朝中無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滿族的鐵騎埋沒。而從統治階級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風邪氣盛行，一些忠義之臣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逝。像這樣的朝廷難道還能長治久安？只能等著滅亡了。而萬曆十五年，恰恰為此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這本書讓我明白許多，也讓我明白了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裡極力想說的觀點：道德與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與法的位置。
自從秦朝因重法而滅亡後，自西漢以來，各朝都開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國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觀念，還是需要法家的，於是明儒暗法這一治國之道誕生了。但是一直以來儒都是高於法的，也就是說道德是高於法律的。這一點到了明朝最為顯著，明朝的官員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時，是在用道德觀念來判定對錯，而明朝的道德觀念是被朱熹的四書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標準裡就非常強有力地表現出這一點：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這樣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觀得以解決，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觀填補，沒準有一些沒有道德觀的官員回去鑽法律漏洞，以圖私利。但是如果讓法律高於一切，就會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況，無論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麼面面俱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法律肯定會有漏洞，這個時候又沒有道德觀，社會將會更加腐敗。只有讓法律和道德齊頭並進，社會才會和諧。
《萬曆十五年》並非只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並非只寫萬曆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是對“儒與法”的深刻剖析。取名“萬曆十五年”也許只是個象徵，也許只是因為音韻的和諧。
這本書閱畢，有一種憤慨之情，熱血噴張的感受，與對世道蒼涼的哀嘆，歷史的確有它的魅力啊！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6
明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以該年前後的史事及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教訓。
黃仁宇先生在這本書中，分別講述了萬曆皇帝朱翊鈞，首相張居正、申時行，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以及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六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他們互相獨立，同時之間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萬曆皇帝不同於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職責和許可權已與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視為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絕對的抑制。他與他的祖先們雖然在他們臣僚的協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質上卻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初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時的文官卻早已成熟。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棄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此時的文官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情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爭端無法解決時做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中不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簡單的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樣。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越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萬曆皇帝這一年，由於其特殊性，更是能透過各種事例體現這一點。萬曆皇帝在從政後期，看破這一點，雖然依舊有被老祖宗賦予的權力，但是這權力已經“無能為力”，遂轉而“無為”。
他的兩任首輔兼老師儼然是兩個極端，張居正鋒利，申時行圓滑。無論是鋒利還是圓滑的處事風格，目的都是為了萬曆朝堂的穩固。可惜，歷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帶來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終究讓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張居正死後被他一手培養的皇帝批判，後人也顛沛流離。申時行也不得善終，無法功德圓滿。拋去他們首輔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學的他們，將忠君做到了極致。萬般皆下流，惟有讀書高。如果我是張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還活著，我一定淚流滿面。身為讀書人，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他所有讀書人的高傲，和自己嚮往的君子之風，在萬曆皇帝的猜疑中，灰飛煙滅。可是人間再無張居正，人間再無申時行。這一切一切的源頭，是當年暗流不斷的朝堂，更是綿延了幾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個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萬能的。他清廉、節儉、不畏權貴、不屑與官場的腐敗之風為伍，這是從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結果。他將道德視為至高無上的準則，甚至在判案過程中依舊秉承著道德原則。“他不是依靠強有力的機構而只憑個人的判斷去裁決為數眾多、頭緒紛繁的爭執，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無疑是一個極大的疑問。”他會失敗，毋庸置疑。這並非是他個人之錯，政府不用技術和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而遏制法治的成長髮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極為危險的一種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對抗整個文官集團，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時說“舉朝之中，皆婦人也。”只會削減他同僚對他的同情。
相對於海瑞，戚繼光這個武將甚至可以說是更明白為官之道。戚繼光有著很高的軍事能力，在當時全國邊防守衛混亂的情況下，他成功組建並訓練了戚家軍，使這支部隊成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後期有才能的武將已經消失殆盡，筆者說，戚繼光是一位孤獨的將領。不似明前期的武將似百花爭奇鬥豔，這個時期，只有戚繼光一枝獨秀了。不得不說，明前期的軍事力量非常強悍。自古以來就有這麼一句話，文官可亂國，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國。所以每個朝代都在盡力打壓武將的權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國的軍隊，經常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這句話，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是不可思議。在當時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書中對邊界軍隊的描述來看，不知有多少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沒有組織的軍隊後勤補給，可以說邊防的守衛軍，形同虛設。無法想象，這個時期積貧積弱不僅僅是百姓，軍隊也無法避免。
至於哲學家李贄，他不相信衛道士們口中的「存天理，滅人慾」，認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慾是一種很正常的存在，這是實話。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萬萬與他一樣，從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長大的書生們，似乎是在思想上認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卻不能身體力行。李贄說出了他們不敢承認的真話，卻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問題來源於這個時代與社會，讓他無法從中超脫出來。他的一生都在試圖與整個社會抗爭，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後，自殺在了監獄中，也許，這就是這個封建時代的悲劇。
作者將這一年放進了世界史中，讓人對西方的崛起和東方的衰落有了一個大致的對比。從這一年開始，世界悄然改變，西方書寫了一部大國崛起史。表面上四海昇平的大明，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7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說。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說，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宏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著（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衛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裡所說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8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這本書的網上評價是相當高的，或許由於幾十年國內的傳播，其中的一些觀念已經間接或直接影響我們，或透過影響相關史學文章進而潛移默化影響我們。讀的時候，沒有那麼強的新穎、覺得與眾不同的觀念。當我看完書，看到後面關於成書的介紹，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時候，書中的那些說法相較於傳統較為突破人們對史學文章的認知。但，今天，可能由於其影響透過我身邊的老師、或讀物直接與間接影響著我，就沒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覺，或許這正是其偉大之處吧。我沒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時候人們的歷史觀念是什麼樣的，不能站在那個時代而以今天的視角來評價是不合理的。
作為一本暢銷書，自然可讀性是其第一要素，要兼顧可讀性，自然史學的嚴謹會有所欠缺。但是，wr如果僅僅是枯燥客觀的描寫，又有幾分精神能夠讀下去。文章包含了作者帶感情的理性分析，也給我們開拓了一種眼界，畢竟假如是枯燥的描寫不見得我們就會去思考。作者的大歷史觀，我總結為分析背後的制度及根生蒂固的道德，而把而人看作在歷史的車輪面前無抵抗之力。對於背後的道德、法律分析是深刻的，我比較認同的。
但是，作者似乎給予了歷史人物更多同情，尤其是萬曆、申時行，這點我是不太苟同的。在書中，他們是制度、根生蒂固儒家的受害者，有種心有餘力不足的感覺。歷史的興衰更替確具有周期，每個人均會在其中深受影響。但是，我對萬曆的態度確是批評的。不論這麼樣從內心去，萬曆是不值得同情的。萬曆的不作為，消極怠工不值得同情。生活中誰不又遭受著痛苦呢？我更喜歡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樂觀、拼搏態度。對於申時行，作者予以了他那折中調和、熟悉人性陰陽的讚美，在我看來，身處要職，如不夠強硬，是難以改變現狀而有所進步的。在世上，只有你什麼都不做才有可能受到別人的`最小非議。既然如此，就應為了正確的事情而不顧他人看法。對於身居要位，處事顯示溫和又為哪般。為人謙恭是應有之義，但做事應有堅定與不讓步的原則、立場。在歷史的程序中，我更喜歡強勢人物張居正。雖然身上有有那些黑暗面，但強勢更能反應一種改變精神。
最後，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人生何嘗不是，看似簡簡單單的萬曆十五年，何嘗又不是我們看似平平淡淡的每一天。幾十年後，我們走到的地方，都對映著我們身上一直以來的影子。正如這個帝國，一直為其固有的道德與法律、文官系統的牽累，終將走向衰落。而，我們身上的懶惰、得過且過，也在不斷的在無意中束縛著我們。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9
我先讀了明朝那些事，因為筆法幽默輕鬆，所以是一氣讀完。讀的過程中查了很多資料，也偶爾百度，整個明史出場人物眾多，也讀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也有很多在歷史框架內左右掙扎，企圖掙脫時代的鐐銬，推進歷史政治軍事經濟的全面發展，卻始終領悟不出桎梏不前的原因。
歷史的發展受各方面影響的因數太多，黃仁宇個人經歷豐富，使他對歷史的認識有獨特的思考。萬曆十五年另闢蹊徑，企圖從大歷史的角度，節選幾個代表型人物，進行闡述。
以張居正為文官集體中的異端代表，企圖調整腐朽落後的政治體制，推進法制改革。以海瑞為道德文化堅守者代表，解讀了堅守陳例，缺乏法制規章的弊端。以申時行為例圖維持現狀左右疏通代表，卻功虧一簣，陰陽即導致了國家機構執行的低效，也割裂了文官集體。
武將戚繼光的改革之所以能成行，一是沒有從根本上動現有體制的手術，二是得到了張居正的鼎立支援，在保守中推行，但最後還是在張居正落勢後，隨著張居正改革的廢除，一同消失在歷史塵埃中。
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群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0
黃仁宇先生以大歷史觀集中考察明朝歷史，透過前期大量閱讀史實資料及學術研究資料，綜合個人歷史研究成果，一舉將明朝興衰的前因後果擺在一起斟酌，最終將明朝的歷史節點聚焦於一個看似無關緊要實則暗藏玄機的萬曆十五年。
文中一直提到這一年是無關緊要的，卻在黃仁宇先生從不同角度對關鍵歷史人物的融會貫通地剖析之下，顯示著這一年的不平凡——以各個關鍵歷史人物最終不幸的歸宿，暗示著明朝最終歷史走向——文官集團以孔孟道德作為立國之本，越來越僵化的政治體系與落後的法制體系，社會發展尋求不到創新的途徑，即使有，也總是被大環境所扼殺：
萬曆皇帝因個人之力無法抵抗固化文官體制而不再熱衷於國事的退變、張居正鴻鵠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與策略的落空與死後被反、申時行勉力維持文官之間平衡的無奈、海瑞作為最廉潔最死板清官獨自硬抗沒有法律支撐的土地糾紛、戚繼光有志規整強化軍隊建設卻屢遭文官壓制的無力、李贄欲尋求個人自由卻始終受限於傳統道德的壓抑，每個歷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證明代的社會思想之僵化，終將終結為努爾哈齊及其兒子所取代。
還有點奇怪當時的傳統觀念會認為文化與政治與生活不能同時繁榮？有一個很獨特的歷史觀點，“文”與“質”的關係。哲學家李贄發現文極必亂，亂而後治，由重文轉重質(“質”保障人民生活質量)。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1
早在兩年前，朋友便送了我這本書，但最近我才剛剛開始翻閱，本書一共有七章，我一口氣看完了第一章——萬曆皇帝。
萬曆(1573年-1620年7月)，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明朝使用此年號共48年，為明朝所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萬曆10歲就早早登基，是個不折不扣的小皇帝，在元輔張居正的輔佐之下，迅速成長起來，張居正在職期間，萬曆皇帝對他十分信任，認為張居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在萬曆剛登基時，先皇的元老重臣高拱認為他只是小孩兒，不能擔此大任，讓萬曆的處境十分為難，而這時張居正建言獻策，建議直接罷免其官職，解決了登基以來的第一個危機，由此保障了皇室的安全。
此後，張居正又監管了萬曆的教育事務，對其非常嚴厲，小萬曆時刻把敬天法祖(作為皇帝最重要的任務)放在心上， 在他登基還不滿4個月的時候，天上出現了類似流星的天文現象，那是被認為這是上天降災的警告，因此小萬曆為了讓消除天心的不快，保證國泰民安，修省(時刻檢討自己的行為、思想)兩年之久。之後物力的節約也在進行，張居正教導萬曆，為人主者，應該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而不是珠寶玉器是否充足等等，萬曆皇帝對張居正已經不僅僅是信任了，到後來已經成為了依賴，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照慣例，張應該返鄉守孝兩年，但是萬曆認為他自己不能離開張居正的輔佐，不顧群臣的反對，讓張居正留京守孝。
在張居正父親去世後的第五年，張居正也去世了，享年58歲，萬曆皇帝加封他為太師銜，這是文臣中至高無上的榮譽。但是這個榮譽並沒有持續多久，張去世之後，百官們紛紛投訴張居正，認為張是個鉅貪之人，在其位不謀其職，四處斂財，彷彿張居正是一個窮兇極惡之人，之後，萬曆收繳了張居正的所有財產，並狠狠地懲罰了他的家族。
身前無限光榮，死後悽慘無比。張居正也沒辦法再出口解釋，身為臣，那麼必然懂得君心難測。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2
在過去的一段很長很長的歷史中，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書很多情況下都是帶有強烈的意思形態，史學家治史都是帶有各種限制，都要規避統治者，亦即官方的避諱。例如有著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稱的史記，也是要避過漢武帝。黃仁宇先生能夠寫下如此鉅著，以我之見，其實是有時代的推動之功。何解？黃仁宇先生生於晚清民國時期，但是中晚年卻在美國居住，一直從事歷史方面的研究，涉獵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並且常年在西方工作與生活，思想方式也受西方思維的影響，所以，其寫下如此一步鉅著是有一定的客觀要求，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時代的推動性，既是順應潮流與時代的發展而生。但是，我們卻要認同黃仁宇先生的非凡之間，和創新精神。
《萬曆十五年》一書運用了全新的分析手段，一種結合資料，理性的方法，透過厚重的，塵封的歷史畫卷富有想象力又不失嚴密的描述了明朝萬曆年間的各種人與物，還有那種歷史軌跡，這確實開了華人治史之先河，為後人展現了一種新的視角。
在本書中，作者非常智慧與獨特地選擇起一個時間點——萬曆十五年，這個節點展開描述。正如作者所說：“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位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時間。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來雖似末段小節，但實質上確實從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作者以詼諧的語言，故事般的語氣，極為生動的描述了事件的線索發展，但是每個細節都根據資料與文獻的論證，有強烈的說服力。於本人之間，這書完全沒有其他歷史書的枯燥無味。但是其思想確散發著智慧的光芒。不失為適合大學生的讀物之選。
書中的第一個章節：萬曆皇帝。一個富有爭議的皇帝。一個飽受歷史學家爭論的皇帝。作者在描述這一關鍵人物之時，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去解讀。萬曆，是個無奈的皇帝，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作者在描述這個有君主之名，而少君主之實的皇帝時，對中國歷史上的文官集團作了深刻的嘲諷。文官官僚體制，是一個穩定的體制，作者揭示了這種體制的極大弊端。這時，作者丟擲了了首輔——張居正，一個智慧的相國，深諳文官群體的行為。其中作者提到了陰陽之說，深刻揭示中國道德治國的嚴重缺陷和政治的醜陋。作者對張居正的描述是較正面的。張居正是一個託孤大臣，作為皇帝老師，其一邊要管好年幼的萬曆，一邊要協調文官集團的利益，使文官集團的運轉正常，但是作為一個飽讀詩書的書生，不可避免又要胸懷百姓，總之，張居正是一個無奈的人物，他最後的下場卻道盡了文官集團的畸形。
其次，最有爭議的人物，海瑞出場了。這是一個獨具個性的文官，作者對其進行了一個深刻的描寫，分析其處境，還原歷史的情形。海瑞是一個激烈性格的官員，其這種飽含正義的性格為其他官員所憎惡。但是他思想迂腐，做的很多工作沒有根據實際情形開展，僅憑胸中的正義，作者再次深刻揭示這是行不通的。但是作為文官集團合性的要求與基礎，海瑞儘管與世道各個不入，但是他卻很長一段時間受到重用。者再一次批判了該道德制度的奇怪之處。
相對比於史記，史記更多的是生動的還原事件的本來性質，在語言中透露作者的觀點，本書更多從事件與史料出發進行分析，從而理清線索，從小事著手，在讀者前面一步一步展示歷史背後的發展規律，正如文中最後所說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帝國的傾倒是尤其歷史的必然規律的。
後記：多讀書是有好處的，讓你可以看到大師的視角，從更客戶的角度看待問題，而不是膚淺的哭爹罵娘，還是一句話：歷經千年的洗禮，經典，會帶給你千百年眼。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3
萬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黃仁宇開篇即說道"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既然如此，作者又是為何執意將此年份用作書名？作者指出，該年份發生的一些不為史學家注意的小事，雖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確是"前事之節症、後事之機緣，期間因果，恰為歷史之節點"。從這些小事上，也許更能看清楚歷史的真面目，還原一個本來的神宗，和神宗統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開篇即為讀者介紹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慶節封賞、見賓閱軍等等活動都是由皇帝親為，並按照嚴苛的禮儀行事。皇帝貴為天子，即為天命所選之人，是全國臣民無上權威的象徵，也是全國臣民行動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許多行動也帶有象徵性，不可過分隨性，以亂禮法。
事實上，作為龐大的帝國，要想井而有序地執行，包括皇帝在內的整個文人官僚階層都明白，僅依嚴刑峻法是不夠的，甚至是錯誤的。有效的統治必須以"禮"治人，儒家的禮教已實行千年，"禮"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貫徹並非強大行政力量的強制，也不是嚴酷懲罰性後果的威懾，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實行和"上行下效"的學習、模仿。這一系列活動的關鍵人物即是皇帝，這位天選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親"地踐行禮教規範，再由文官記錄並撰文，傳頌天下以為範。
儘管皇帝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掌有至上權利，但皇帝在維持統治的禮教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文中以早朝為例，從朱元璋時起就確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動了解國情，行使權力。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後，早朝制度逐漸成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這種百官受累、皇帝厭倦的制度卻又不得不實行，原因即在"禮"。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僅百官要遵守，當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訓。
弘治皇帝因宮中失火徹夜未眠，精神恍惚之餘用央求的語氣要求免朝一日，經過大學士們的商議才同意輟朝一日，足見皇帝為"禮"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禮教之態，整個文官集團，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員會群起而攻之，進而矯正，以復規矩，達到合"禮"。十七歲的萬曆皇帝因一場縱酒狂歡、恣意而為的遊園鬧劇被認為是有失禮教，皇太后自責督育不足，眾百官齊奏何為之過，甚至皇太后以廢失德之君以立新主為要挾迫使萬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處處受張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為，更不得恣意妄為，有板有眼地遵守著"禮"的規制。但在其成年後，張居正去世時，神宗儘管已經大權在握，卻絕望地發現縱使再無喋喋不休的張嚴師和皇太后，他依然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獲得突破"禮"的自由，這一點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時。
"立長不立幼"的固化觀念使得整個文官階層不懼嚴刑、前赴後繼地反對神宗，使得他連立皇子都不能自己決定，因為不守祖訓即是違背禮教，而不守禮教將會被推向道德的反對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則就必須被文官集團牽著走。此時的文官集團已經成為禮教的象徵，而在強大的禮教面前，即便貴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為禮教的代言人。
皇帝從禮教中受益，統治全國，同時也為禮教所虜，成為禮教的代言人。沒有禮教，就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而沒有皇帝，禮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實施。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使得皇帝逐步淪為統治帝國的工具，藉助這個工具，文官集團可以盡享魚肉百姓之樂，而免受嚴苛禮教之苦。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4
通覽全書，萬曆的成功在於仁慈，終萬曆一朝，他沒有用凌遲，也沒有任用一個大太監。失敗在於懶政，歸根結底是對鄭貴妃的寵愛和在立嗣問題上的爭執。
申時行的成功在於圓滑，他既不得罪皇上，也不得罪同僚。失敗在於無為，但是通覽全書，他的下場最為美好。海瑞的成功在於清廉，他能夠嚴於律已，嚴於律人。失敗在於極端，須知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一樣安守清貧。
戚繼光的成功在於務實，他放棄了俞大猷使軍隊現代化的建議。失敗在於為時代所不容，畢竟明朝重文輕武，不允許武官作大。
李贄的成功在於真誠，同時他結交了大量的豪門貴族。失敗在於妖言惑眾，有些事看破不說破，特別是在以一個以孔孟禮教為意識形態的農業國。
通覽全書，本書既講政治，又講經濟，講了軍事，還講哲學。好像什麼都講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講。
我懷疑作者是理科生，他對歷史的理性分析大於感性認識。對技術的研討大於對善惡的見解。雖然篇幅甚短，但是整體架構要比明朝那些事兒成熟的多，不愧是博士生導師。
要研究明史，還是要看明實錄，然而那個太長了，我決定還是先看錢穆的書。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5
《萬曆十五年》，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作者將眼光放在1587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利用萬曆皇帝朱翊鈞、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這六個人物分別代表著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行政首腦、官僚階層、模範官員、軍事將領、思想界的翹楚，透過對他們的描述和點評，側面描繪出明王朝的衰敗。文中六個人物都試圖有所突破和改變，但被制度所禁錮著的他們，只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這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黃仁宇以“大歷史觀”而聞名於世，在《萬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體現出來，他認為以道德為標準來評判歷史有失它的合理性，於是他另闢蹊徑，從技術的角度，從制度框架來進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黃仁宇拓寬了歷史研究視野，從歷史的小細節出發，探究宏觀的歷史問題，這也是他所說的“敘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黃仁宇更加註重歷史為什麼會發展至此，所以他透過聯絡比較、歸納等等方法來得出結論。那麼，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結合《文藝復興》一課的教學案例，來探索一下在“大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教師應當如何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以“問題”開始，以“問題”結束黃仁宇以“中國社會為什麼不能實現代化”這一問題，而展開一系列對幾千年歷史的探索，在《萬曆十五年》亦是如此，為了解釋為什麼明王朝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從各個角度，各個細節來論證它。以前的我們一直被框死在歷史是怎樣的，而不去尋求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所以，對於歷史，學生需要建立起問題意識，只有腦中有疑問，有了好奇心才會去探尋原因，帶著問題去尋找史料，才會對歷史有著更深刻的理解。而於歷史教師而言，創設問題情境，不僅會激發學生的求知慾，還能有效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以《文藝復興》為例，在進行歷史教學設計時，可以設計“文藝復興是如何產生的”，“文藝復興是簡單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嗎”這些問題來貫穿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發現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義，對古典文化並非是簡單的“復興”，這其中有繼承，更有創新。利用問題來建構課堂教學，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樹立問題意識，同時也能使學生對於歷史課堂中學到的歷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於師生一起挖掘歷史課堂教學的深度。培養學生的史料運用和分析能力《萬曆十五年》採用了紀傳體的鋪敘方式，黃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記敘史實，增強了可讀性和趣味性，雖然結論看似平白無奇，但是它的背後，需要大量的史料來支撐，第一章《萬曆皇帝》所參考的書目，便有《神宗實錄》、《穆宗實錄》、《大明會典》等等。
同樣，在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過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對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藝複習》為例，在講述到文藝復興的背景時，便可利用史料進行引導。如“義大利，那裡最早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這客觀上需要促使一種不同於封建文化的新文化產生並且發展起來……”透過這則材料，歷史教師可以讓學生聯絡材料和書本內容進行思考，從經濟的角度的出發，文藝復興產生的原因。根據材料，學生可以總結出工商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一些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歷史教師有意識的培養學生對史料的閱讀和剖析能力，能夠幫助學生培養“論從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歷史學習的正確方法。
無論是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出發，還是新課程標準的要求，都對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體的歷史課堂教學實踐中融入“大歷史觀”，對教學方式、教學手段、內容組織的豐富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可以提升學生的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時也有助於增強學生對歷史的思考意識和整體意識。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6
週末，天氣蒼白，發黴的心情，覺得該出去曬曬太陽了，和好友一起到書店，買了本中華書局出版的《萬曆十五年》，一口氣看了半本。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
萬曆十五年，沒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敗。高拱，張居正，海瑞，申時行，直到最後的自以為明君的崇禎皇帝，在整體制度體制的腐敗下，中華民族也迎來的自己的文化危機。資本主義的萌芽很難興起，傳統的力量依舊強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中國人如何在沒有皇帝的情況下，繼續保持以德治國的傳統，如何保持以孝道為核心的中國式價值觀呢？這是《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思考的問題，也在現實中不斷激盪著無數中華赤子的心胸。
這一段時間，國學興起，伴隨著百家講壇的推波助瀾，傳統文化復興的勢頭似乎一浪高過一浪。國學、歷史類圖書開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說論語，王立群講史記，漢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兒，講座，電視劇，小說，歷史以各種形式體裁不斷出現。國學興旺，歷史重溫，文化復興，這是好事。我們小時候，四書五經，史記漢書，都是稀鬆荒疏的很。這些書對我來說都是近幾年開始惡補的，感覺也只是走馬觀花，粗略瀏覽，很難記住了。為什麼小時候沒有早早把它們看過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費問題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視，我輩只是從語文書的枝節中記住了星星點點的古籍名句。中國的古籍、歷史是我們民族的財富，是我們文化的載體。經史子集，諸子百家，裡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這些財富卻在很長時間內不受重視，甚至發生斷層。有時候閱讀古籍，真的有種韓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個人覺得，五千年的文化積累，既有精華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丟棄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絕對不能一窩蜂的去全部接受。學習的原則，根本的方法，還是毛主席的話，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萬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近來再重讀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鮮明特點是觀念治國。
早在國人歷史早期，古人便憑藉想象將世界和自身進行描述和理解。這倒也不稀奇，幾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這個特點。但將想象充分賦予到政治中的，中國卻是為數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諸侯國。周公同幾乎所有的古人一樣，不能科學地理解天下的構成；他同時認為周王貴為天子，萬民理應萬世順從，但後來的事實表明，並非如此。周朝人力圖使政治體制順應自然，但由於知識的侷限，實際是讓自然順應了他們的意志，這便造成了政府行為自上而下的慣例，而中國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終形成，後世之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觀念，改都改不了。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7
《萬曆十五年》是對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選取的人物分別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這些原因又可以歸結到社會制度的某個問題上去，讓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與內在之間的必然性。
從“表”上看，分為幾個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專制，而皇帝決策常常有誤。並且在與群臣的較量中，群臣佔優，皇帝便報復性地消極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權正在被變相地攻擊而受限。前朝的集權化導致了萬曆年的皇帝即便不謀其政也不讓大臣出頭，結果拖累了社會發展。
第二，官僚政治嚴重。書中有一句話說“官只擔心民眾吃不飽，不擔心民眾吃不好。”官們更關心的是“合法與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國家層面，缺乏法律規定，便一發不可收拾起來。這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張居正。《明朝那些事兒》這樣評價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趕跑了，你說誰最奸。”他對皇帝來說是父親一樣的存在，而張居正本身是官僚階層的頂點，是剝削階層的主力。儘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國家，重視民生，但他所在的陣營卻因他的力量壯大甚至與他本人、與皇帝對抗。
第三，是崗位待遇問題嚴重。明代官俸之低眾所周知，而正是這一問題導致監察部門對腐敗視而不見，從而使人民生活水平與生產力長期低下，轉而又威脅到崗位待遇與稅收的規範性。
第四是部門管理上的不科學。其嚴重後果從倭寇攻入內地環南京城搶掠後全身而退可見一斑。曾經發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這樣一個彈丸小國來的流寇惡民如此狂虐，其部門管理確實存在極其嚴重的漏洞。說到底，還是中央機構、文官集團沒有一種有效的制度來管理軍事機構，使其能高效運作又不至威脅中央集權。而文官集團在日本人的長刀架到脖子上之前並不想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這些人更在意的是壓制武官以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主導社會風氣，攫取更多物質利益。因此，若無張居正這樣的人力挽狂瀾，事情還不知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然而這四個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書中被歸結到一點上：道德統治社會。以四書五經作為不成文的治國方針，讓人的利益、慾望缺乏可見的管制，而使行為與準則漸相背馳，而形成的了“陰”與“陽”。明代是一個充斥著“偽物”的朝代。哲學家李贄也因研究這種現象而名聲鵲起，最後卻觸犯了士紳階級利益而在當時身敗名裂；張居正生前勵精圖治，死後也被大清算；二輔門生參奏大輔，三輔門人參奏二輔；戚繼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戰鬥而得以留職，他的同僚卻因支援技術創新發配邊疆，只因技術發展要重新洗牌各個衙門和官職。文官集團曾為這個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後來卻成為了社會毒瘤。這不是什麼人性的悲哀，人為利益來去本無可厚非，說到底還是治國之本出了差錯。
由此觀之，要整頓的是執法制度和力度、社會生產製度、軍隊編制，而最重要的還是限制這些“偽物”，著眼人的生活水平，儘可能利用當時的剝削關係促進技術發展，再促進社會革新，這樣以來就可能為我們的明朝續上個幾十上百年的壽命了，直到工農社會真正的主人再次為自己代言。
可是歷史是不能假設的，萬曆十五年一去不復返。我們只有在它的教訓之上盡全力把未來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8
《萬曆十五年》雖然以此為題，但實際上萬歷十五年但是是個引子，黃仁宇只是借在這一年發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開文章，把萬曆十五年作為敘述的線索和落腳點，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後期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裡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發奮，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脫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著，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既然個人憑一己之力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明王朝離開了世界的中心，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小部落的節奏，明王朝已經到了沉沒的邊緣，落日沉沉，敗落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來黃仁宇只是選取了幾個獨立的人物作為章節來撰寫，而實際上他選取的這些人頗具代表性，作者總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制度與背景中來敘述，他們看起來是個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時代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所出現的問題，也付出自己的發奮，他們都是作者認為那個時代中的佼佼者，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復古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個人的社會追求來說都是失敗的。正因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群眾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著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第一章從小事切入萬曆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具備自主權。而第二章裡繼任的首輔申時行則發奮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共濟，留意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但這種處世態度並不為文官集團理解。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群臣對抗，認清了自己所處的環境無法實現自己的個人意志，最終對百官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處，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證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群臣，活著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敘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作者的觀點是認為明代當時的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組織上極為鬆散，導致國家實力名不副實，而微薄的薪水也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應對混亂的現狀期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發奮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群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正因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留意謹慎地持續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刻而已。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19
我還太年少，從這紙業中厚重的歷史，只窺得一些野心，聞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見解，今與諸君一談。
縱觀萬曆年間，其實有許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為何萬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業業，後期卻廢於朝政？為何一代首輔張居正有權衡陰陽之術，卻在死後身敗名裂？為何向來寬厚的申時行， 卻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謎團可以在黃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釋。
黃仁宇先生在本書中提到了人有陰陽兩面，於萬曆皇帝而言，陽面在他創業伊始最為凸顯，對各種禮儀照章辦理，在過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廟祖，慶元旦，賞端午，他接見外國使臣和謝職對修著有功勳的官員，毛老他還曾檢閱軍隊頒發戰旗，並在一次戰役中獲得勝利，以後接受獻俘。然而於陰的一面，身為皇帝，他不能大刀闊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愛女人鄭氏的兒子為太子，不能出去遊玩，他只能透過不上朝儘量不與官員往來這種消極的行動做最後的掙扎，這是他無聲的吶喊，也是他最後的反抗。他的一生對陰陽失衡的問題都沒有做出解答。而於首府張居正，陰陽對比則更為明顯。於煬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他沒不香了，長鬚且注意修飾袍服，每天都像嶄新的一樣折橫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儀表一致，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頗閤中國古語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餘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張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滿的人，已經用不著他親自出面，則自有其他的內外官員對此人投井下石，以此來討好首輔。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難以直視。其實權衡這兩面最重要的關係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萬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薰陶中，方可置身於朝堂，而不注重於後宮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視朱子為信仰，萬眾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會那般的頹壞。政策的實施實施後的成敗，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勿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人不過是空中閣樓。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0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史學界地位頗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樣訴說著單一歷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現代口吻調侃過去，它透過萬曆十五年這一看似平淡歷史年份為支撐點，從各色人物悲劇結局，梳理當朝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會沒落的制度、體制原因。曾經平面的歷史人物，透過閱讀此書之後變得立體而豐滿：閱讀之前，我以為萬曆不過是個懶惰至極的昏君，但縱觀全書後，我懂得萬曆消極怠工的背後有他皇權與禮教抗爭的無奈；閱讀之前，張居正被視為雄心滿懷勵精圖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闊斧的改革背後，也有著與整個文官集團不合時宜的矛盾；閱讀之前，我以為首輔申時行不過是個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過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權衡；閱讀之前，我以為海瑞是位模範的“青天大老爺”，但剝去個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憤青般的悲哀……
中華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莊老，為何到淪落至今卻成為餘秋雨口中的“無信仰、無道德、無感恩”國人素質？也許，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撥開歷史迷霧給了我們一個解釋，歷朝歷代，透過龐大的文官集團，來統治全國。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採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可以理解為，明朝並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慾面前，不堪一擊。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慾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裡的官員，則會打著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慾，彷彿海瑞，成為了文官集團的標籤，每個人仰望著他，但是，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有著尷尬和不安，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裡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一個個充當著紙筆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歷史是一條時間的大河，擁有大量史籍的中國人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歷史的啟迪，讀史以明志，我們如何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不走禮與法的脫節，體制與道德相脫離的老路，值得探究與考量。從微觀說，確立“法”的思想、樹立“法治”觀念，擺脫人情因素或許是公務員工作的基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制度理念貫穿於心中將帶我們遠行。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1
這是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寫的一本好書，某年首先在美國出版，並多次重印。我是在閱讀了王小波的“不新的《萬曆十五年》”一文後，才上網購得此書閱讀的。在讀書中，透過書裡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興趣的書來讀，這種是我自稱為“順藤摸瓜”讀書法。由於這個讀書法，我最近重點購買了一些“讀書筆記”類的書籍來閱讀。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歷史學範疇的書。在我的讀書目錄裡，應該是文(文學)、史(歷史)、哲(哲學)三類為主。在閱讀一個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閱讀他的傳記或者簡介，這樣，才會對作者寫作的立場、背景、動因等有一個初步的瞭解，有利於自己對作品的理解。這個也是我自稱為“摸清背景”的第二個讀書法。由於這第二個讀書法，我也購買了比較多的人物傳記來閱讀。
透過讀書，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讀書方法和閱讀書目體系。
再來談談《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吧。全書以萬曆十五年(公元某年)為歷史時間的橫斷面，然後講述了與這個橫斷面有關的六個人物――一個皇帝(萬曆)、兩任元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一個模範官僚(海瑞)、一個傑出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一個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最後，從作者的大歷史觀得出結論：某年，即萬曆十五年，表面上無事可記，然而四海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國崩潰的隱患早已埋下，所以，書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劇性結局(皇帝也不例外)，故萬曆十五年的歷史，也是失敗的歷史!
讀了這本書後，引發了我的另一個思考，就是我們現在一再提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究竟我們民族歷史那個階段、那種機制值得我們驕傲，更值得我們在當今列強環伺的國際形勢下提出“復興”的口號?如果說中國的漢唐盛世值得我們後人“復興”，那麼，萬曆十五年的悲劇，不是由漢唐而來的嗎?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2
萬曆皇帝生活在一個十分複雜的時代，那個時代既有象沈士行那樣的能臣，也有象嚴嵩那樣的奸佞小人。有人說：萬曆一朝是明朝盛與衰的轉折點。而我讀了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後對這段歷史有了新的感悟
萬曆是個聰明人，他明白，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碌碌無為的昏君，明朝的衰敗已經無可挽回，而且，在封建官僚制度中，他的想法根本無法實施，於是，他徹底絕望了。他把國家大事都交給沈士行，在他的世界裡，只有鄭貴妃能夠了解他。可他在位40年，在這四十年中，中國渡過了一段極為黑暗的時期，這也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其實，我覺得，即便萬曆皇帝知道了這些也不應該對朝政放棄不管。因為他的使命就是做一個好皇帝，那樣即便明朝後來滅亡了，後世的人也不會怪罪他，因為封建官僚制度是一定會滅亡的。其實，萬曆皇帝本來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只不過沒了張居正，有了鄭貴妃，萬曆皇帝就整天與鄭貴妃享樂，幾十年都不上朝，萬曆皇帝就完全墮落了。
《萬曆十五年》一書使我從另一個角度瞭解了歷史。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3
讀罷黃仁宇的《萬曆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曆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曆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秘；後三篇章選取了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曆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後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為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一樣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在分析、比較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於史官對事件背後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為了政治利益能夠篡改歷史），不一樣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為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貼合“贏利遠大於風險”這必須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並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並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為“攝政”，那麼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為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麼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係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並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為“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麼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能夠說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能夠自保，馮保能夠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一樣外，“徐階是強佔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後並非成為“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為“對食”的現象並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頭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於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裡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並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應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為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可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說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並非說他不懂為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才在死後遭挖墳鞭屍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為合格的官僚；說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為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為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為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臺。若兩人做比較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係。可是在明代，作為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為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後）。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後跌入低谷，但之後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鬥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為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後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景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一樣。張居正當政時，萬曆正處於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並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曆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曆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盪。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能夠正常運轉。但作為一名“嚴父”來說，他的行為太極端，在萬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說，他當政後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於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後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並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歎服，但後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嘆息！
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曆的教師，申時行成為首輔的時候，萬曆已經成為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鑑，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於溫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我的教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我的教師（不與眾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後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採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為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所以他們在權力博弈中並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麼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鬥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四這本書帶給我們的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一樣階層不一樣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說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僅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應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為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捨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臺生鏽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著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可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後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著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後，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鏽出現後，自然落後於一杆新制的槍炮。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4
只能說粗略看了看這本書，並且發表了一些淺顯略顯幼稚的言論。
這不是正史，作者在寫本書時帶上了很多自己的觀點，但有時候可以幫助我解讀一下人物。
其實我對萬曆沒有太大的情緒，我總覺得他也是小孩子氣，想以一己之力動天下，後來發現哪怕是皇帝也是很難做到的。在看清楚自己的無能無力和渺小之後，他選擇了放棄，他並不屬於越戰越勇的人。按理來說，張居正教出來的學生並不會太差，我就想說到底是被壓抑了多少怨恨，才能在張死後由著百官一起清算他。
所以我想，所謂“嚴師出高徒”，有時候也並不一定是準確的吧。唉。不想多說什麼啦，身為上帝視角，只能說身在這個時代的人，身不由己，盡力做點為國為民的事也不容易，可悲，可嘆。蚍蜉怎能撼大樹？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5
萬曆十五年，在我國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起來雖似末端細節，但實質上確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於是，作者黃仁宇便以獨特的視角和鮮明的觀點，對這段時期加以詳實的敘述。
初讀此書，並沒太大興趣，以為就是正史野史拼接起來的文字。而其樸實卻十分有力道的語言，以現代化口吻描述一段段古代帝王、君臣以及百姓間的故事，著實深深的吸引著我。
皇帝，永遠是被仰視的物件。而萬曆優柔寡斷，他甚至不敢對臣子下絕對的命令，文官集團用一些道德觀念就可以緊緊的束縛著他。不過，畢竟他是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帝王，說他軟弱，誰會相信?
他所有的妃都順著他說話，唯獨鄭妃敢於譏笑他。不是大逆不道，而是因為鄭妃確實走進了了萬曆的精神世界。
我從來不知道，人可以這樣的平等，即使在封建時代，人性的光輝也可以發揮的淋漓盡致。皇帝又怎樣，平民又怎樣，只要存在一種傲骨的氣節，不屈的個性，然後明智的發表自己的意見。我似乎理解了伏爾泰的那句話：人生而平等!
鄭妃並沒有擁有絕色的容貌，她的智慧與機警，使得萬曆在她面前盡述衷腸，揮淚如雨。作者描述的景象讓人為之動容，我們為什麼不以真誠的態度待人呢?縱使他在你之上，縱使他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人與人之間不缺乏信賴。
作者用近乎司馬遷所持有的公正態度，評價那一時期的人物。包括一代名相張居正，一代名將戚繼光，一代名臣海瑞，一代名僧李贄。作者用他的語言魅力拉近了讀者與歷史名人的距離。他們有血有肉，他們自相矛盾，他們有和常人一樣的內心。
每個人的一生都具有悲劇色彩，沒有人能夠至始至終都活的那麼精彩，這就是人。萬物都在變化著，人從來就沒有什麼固定的生存方式。清廉的海瑞固守著儒家思想的成規，他古怪的規矩不為時人所容納，他青史留名，卻仍有遺憾;抗倭英雄戚繼光，他的將才也漸漸被埋沒，他的軍事思想也只能是紙上的字元，很多無法實現;多受後人崇拜的哲學家李贄，一生只在理想中漂泊，他的行為甚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同——即反對孔子的是非標準，追求自由，卻依靠著達官貴人生存。
或許，我們只能找對一個方向，然後更加智慧的應對一切。
這是我通讀全文的一點感想，我不知道是否一定正確，但我希望今後我讀的書能使我更加明智。
彈跳著的字串成了一章古譜，述說著久遠的故事，卻無法陌生，因為似乎就在眼前。那圖畫般的人物正向我哭訴，哭訴他們內心的痛苦。我看得到他們生前的光輝和屈辱，我讀懂了他們的性格與榮辱將永遠定格在歷史的一頁。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6
讀史可以明古，析古而後觀今，我想這就是讀歷史的一個重要意義。
之前讀了《明朝那些事》，甚為震撼，明月先生是一個奇人，用簡單通俗的語言把276年明朝的歷史說的生動而不失文學色彩，給我們這些初學中國史的白紙提供了一部經典而傳奇的教材。經典的段落很多，我還沒有好好的整理，有機會再把這個作業補上。今天要說的，是明朝裡的一個年份，或者說很重要又平淡無奇的一年，萬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
黃仁宇先生是明史大家，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很是深刻，所著《萬曆十五年》為近年來大陸史學領域的暢銷書，也是美國大學的教科書。因為黃先生生活在上個世紀，曾經離開祖國有30多年，書中的文言色彩教為濃厚，讀起來還是有些晦澀難懂，在封城居家的這段日子裡，斷斷續續的總算是讀完了。
如果說《明朝那些事》是276年的明朝歷史的古代日記，那麼《萬曆十五年》則是記錄並分析明朝由盛轉衰的主要歷史事件和技術、制度原因。大風起於青蘋之末，正是萬曆年間那些看似平常而不能再平常的事，才慢慢演化成明帝國的危機，最終導致這個大王朝的滅亡。
書中詳細分析了明朝制度的弊端，虛幻空洞的德道準則、落後腐朽的農業治國制度和龐大而侷限的官僚系統，此乃明朝滅亡的最本質因素。明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全書以萬曆、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幾個主要人物為線索，以當時的史實為論據，詳細訴說了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初發生在這個古老封建國家的一樁樁用當今眼光感到不可思議的真實故事。縱有挽狂瀾之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張居正、治世能臣的申時行、官場清風的海瑞、軍事天才的戚繼光、思想界努力探索的李贄這些頂級官僚的治理和挽救，但終不能阻止這艘駛向冰山的巨型泰坦尼克，是以個人道德之長，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對明朝社會制度和官僚制度分析：
明朝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於違法的行為，做掩飾則被認為忠厚和識大體，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絡，從來也沒有可資遵循的成文條例。
我們的帝國是由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的社會。數以千萬計的農民不能讀書識字，全賴乎士紳的領導，村長裡甲的督促，他們才會按照規定納稅服役。在法律面前，他們享有名義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他們的得失甚至生死，卻常常不決定於真憑實據而決定於審判官的一念之間。
明朝文官集團所奉行的原則，是嚴守成憲和社會習慣，遏制個人的特長，以保持政府和社會的整體均衡。
把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進行了一定意義上的解析：
朱熹在作出結論時，卻總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援孔孟倫理之“理”。這也就是以類似之處代替邏輯。
大凡高度的概括，總帶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現代科學尚未發達的時代，哲學家不可能說明宇宙就是這樣，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這樣，在這一點上，朱熹和其他哲學家並無區別，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種浪費。
王陽明受過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宇宙觀也屬於一元論。他的所謂“良知”，是自然賦予每一個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於我們常說的良心。但是良知並不能詳盡知悉各種事物的形態功用，具有這種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於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對意念作出是非善惡的評判。
他的思想系統中還有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對因果關係的重視。這種對因果關係的理解推匯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說。他認為，知識是一種決斷，必定引起一種行動。
在王陽明看來，“致良知”是很簡單的，人可以立時而且自然地“致自知”，但是不斷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難。這和孔子關於“仁”的學說頗為相似；凡人立志於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時都不違背仁，即在聖賢也不易做到。
我們讀王陽明，始終不懂到底什麼才是“心學”，我想他的弟子王畿的話已經說的很明白了：
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斷然的解答：一個人企圖致良知，就應當擯絕意念。理由是，人的肉體和思想，都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之下，等於一種幻影，沒有絕對的真實性。所以，意念乃是枝節性的牽纏，良知則是永恆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於各種性格，它的存在寓於無形，有如靈魂，既無年齡性別，也無籍貫個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畿的解釋，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這在實際上已經越出了儒家倫理的範圍，而跨進了釋家神學的領域。
黃先生還對“理學”和“心學”與儒釋道的關係做了說明：
“心學”，和朱熹的“理學”相對。心學派反對理學派累贅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學派則認為心學派也大有可以非議之處；宇宙的真實性如果存在於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於心的開閉而承認或者拒絕這一事實性。這樣世間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觀的價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釋家的“無”也很難再有區別。一個人可以用參禪的方式尋求頓悟，頓悟之後所獲得澄澈超然的樂趣僅止於一身，而對社會的道德倫理則不再負有責任。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黃先生寫這本書不是為了批評明朝，更不是借古諷今，用他的話便是：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據此猜想，今後中國極需採取東西兩方的經驗。因之作歷史的人，務必將所有資料，全盤托出。
書的最後，總結性地闡述了黃先生的大歷史觀，對我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大有裨益，這是一個跨越古今跨越中外歷史長河的大領悟：
如果用圖解，則下面圖中實線部分代表我們可以以經驗證實的知識，即我自己所稱大歷史，雖包括中國商周到人民共和國已三千多年，在人類歷史上講，仍不過長弧線上的一個小段落。我們所認為的真理，也是在這小範圍切身直覺而成。我們也還不能夠知道宇宙結構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難預知今後的真結局與真趨勢。用虛線表示這弧線的過去和未來，也僅僅是憑實線作根據，揣測而成。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規（natural law）會要逐漸展開。下一代的人證實我們的發現，也可能檢討我們的錯誤，也就等於我們看到前一代的錯誤一樣。
圖上向外的箭頭表示我們的道德觀念，都有突出環境、創造新環境的徵象。可是我們又無法脫離站住腳跟的基點。況且我們自己也有繼續做錯事的根性。這根性以向內的箭頭表示之。所以我們所走的路線也只能在內外之間，亦即希望與現實之中的弧形路線，半出於我們的志願，半由於其他條件推演而成。只是因為今日科技發展之故，旅行於弧線形的速率越來越快。我們只好把向外的箭頭畫長。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憚再三解說，要把道德的範疇放得遠大，歷史觀點代表人生哲學，不能受短時間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閉戶造車，不顧外間情勢的單獨決定。
我對大歷史觀的理解是，每個時代所認為的真理（自然法則）都帶有那個時代的侷限性。因為人性使然，時代的發展都帶有自身的劣根性，所以時而遠離歷史發展規律，時而接近歷史發展規律，但總的趨勢是向更高階更符合自然法則的方向發展，正所謂“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7
《萬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近來再重讀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鮮明特點是觀念治國。
早在國人歷史早期，古人便憑藉想象將世界和自身進行描述和理解。這倒也不稀奇，幾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這個特點。但將想象充分賦予到政治中的，中國卻是為數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諸侯國。周公同幾乎所有的古人一樣，不能科學地理解天下的構成;他同時認為周王貴為天子，萬民理應萬世順從，但後來的事實表明，並非如此。周朝人力圖使政治體制順應自然，但由於知識的侷限，實際是讓自然順應了他們的意志，這便造成了政府行為自上而下的慣例，而中國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終形成，後世之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觀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後來，念由對天的感性過渡到對儒家思想的理性。歷朝歷代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治國，莫不如說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廣和執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責任與其說是推佈政令，莫不如說是身先士卒，踐行儒家禮儀，與萬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稱之為儒教了。
造成這一現象的是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政治傳統。中國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術發展的限制迫使從周公起的統治者以觀念規劃全國，形成一套獨有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端細緻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統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複雜多變的實情，二是實在沒有能力去處理數以千萬計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農集團。為了統治的便利，只有靠觀念，即後來的儒家道德。這種道德一來可以統一文官觀念，讓他們即使分散在各地，與中央隔絕，也能力解當地的疑難;二來可以規範百姓，使他們各自安分守己，少為國家制造麻煩。道德的產生是因技術的無奈，而實戰的結果表明，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這就是我們反覆強調“以德治國”的原因。
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隋唐創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造。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中國在歷史的座標系中開始走下坡路，這也許就是黃仁宇先生創作《萬曆十五年》的緣故。
《萬曆十五年》並非只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並非只寫萬曆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是對“以德治國”的深刻剖析。取名“萬曆十五年”也許只是個象徵，也許只是因為音韻的和諧。
中國古代德治政治的優越性結束了，形式也結束了，但它的流毒卻遠未終結。儒教的本本沒有多少人再學習了，儒教的精華沒有多少人再記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卻深
深紮根在現代人的心靈深處，因為中國處於封建社會幾千年，而進入現代社會還不到一百年。這種紮根的結果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現代中國人還存在的諸多毛病。即便是年輕人，任你穿的很“哈韓”，吃的很“歐美”，唱的很“港臺”，但骨子仍未脫離中國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惡劣性”!儒教講究“仁”，二“人”即為“仁”，中國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長“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級組織的任何一次改革與反改革、革命與反革命，始終繞不開人事的問題，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對人的整肅。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8
“以銅為鏡可正冠，以史為鑑可知興。”這個寒假，在老師的推薦下我看完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不僅讓我對明朝的歷史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更讓我對於當今社會得出了些許感悟。
這本書用傳記的手法敘述了當年張居正生前得志，死後卻遭掘官之恥；申時行調和皇上與文官之間的關係，處處當起了和事佬；大英雄戚繼光在張居正生前位至“總理薊州軍務”，張居正死後卻被罷官家居；飽受褒揚的“青天”海瑞，最後卻被迫開始長達十五年的賦閒生涯，直至死去；名仕李贄失勢後，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一開始試圖衝擊禮教束縛的萬曆皇帝，最後卻不得不開始長達十七年的“無為而治”。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無不成為以德替法制度的犧牲品。黃仁宇先生認為:中國兩千多年來，以德替法制度，到明朝為極限，這就是一定問題的癥結。
縱觀全書，明朝龐大的文官集團是導致這些的根源。以萬曆皇帝為例，為了防止再出現類似於正德皇帝任意妄為的事情，在萬曆皇帝登極之際，他們決心不再讓朝廷的大權放在一個年輕人手裡，聽憑他任意使用，而是設法把皇帝引進他們崇奉的規範裡。文官們讓他從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動，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響。於是他從小就沒有體會到自由的意義，不能夠憑藉自己的能力而獲得臣下的尊敬，以至於在後來鬧得滿城風雨的立儲問題，這個孤立無援的皇帝因為缺乏堅強的毅力，一再向強大的文官集團屈服，最後乾脆以消極怠工來抵抗，即老子所謂“無為”。
這樣一來，皇帝找不到更合適的事情可以消磨時光，只好看宦官擲銀為戲。他的消極怠工使帝國陷入深淵。設想，假如文官集團不以“德治”思想處處限制萬曆的行為，使他保持早期的雄姿英發，勵精圖治，明朝會不會再出現一次盛世局面？明朝時文官們奉承道德和禮教，他們經常打著道德的幌子滿足一己私慾，口中振振有詞，背地卻瞞天過海，海瑞作為一代清官的模範，卻在當時幾乎沒有人願意做海瑞，以至於萬曆十五年丁亥的歲暮，海瑞的死訊傳出，使北京的朝廷大大鬆了口氣，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有著尷尬和不安，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裡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一個個充當紙筆上的巨人，高談闊論的演說家，行動上的矮子。正是由於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現如今，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革新才能引領潮流，可依然存在著很多問題，政治改革，醫療教育，廉政建設等，仍出現“踢皮球”的情況，如李克強總理所說:“改革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更難”。如今國家提倡繼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學習國內外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理念，求真務實，勤儉節約，不說空話，實幹興邦，勵志創新，走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才是實現“中國夢”的正確方向。
歷史是一條時間的長河，讀史以使人明志，從史料當中，可以讀出如何建設我們的祖國，如何做到“實幹興邦”，如何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決勝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階段，我們更應讀史，善讀史，力爭從史中汲取經驗以興國。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29
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歷史中，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只是歷史長河流淌的一瞬，它沒有1368年開國的波瀾壯闊，也沒有1644年國破的哀傷，這一年，萬曆發現他不管怎樣都難鬥過手下的文官集團，他開始消極怠工了；這一年，是張居正去世後的第五個年頭；這一年一代名將戚繼光走了，隨後不久一個奇人海瑞也跟他去了，對於一個王朝來說，死幾個人是極其平常的，然而這個普通的一年卻是整個大明王朝走向死亡的轉折點。明朝在我整個歷史上是極其重視考試的一個王朝，考取功名是萬千學子為其奮鬥一生的路，文治在這個朝代發展到了極盛，而這個極盛的點，又讓萬曆碰到了，經歷了近二百年的發展，從嘉靖後期，經過了徐介，高拱，張居正的歷位首輔不懈努力，在皇權與文官的拔河比賽中，皇帝終於發現，他已經再也沒有取勝的可能了，文官集團成為了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這一年，世上已經沒有了張居正，到這一年，經過對他的反倒清算，他的幕僚已經清算的差不多了，萬曆從小時候像神一樣敬畏這個老師，到認為他是玩弄權力的大奸，對已經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憤恨，然而到這一年，萬曆終於明白，他滿以為那些大臣的對張居正的反倒清算是為了大明的禮儀，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來所有的禮儀道德全是空的，他們也只是為了權力，沒有了張居正對他的限制，這些大臣對他的限制更厲害了，所有的鬥爭無非是披著道德的外衣而為獲得權與力的鬥爭，於是萬曆失望了。
這一年，所向披靡，無敵於戰場的戚繼光去世了，橫行戰場四十載，打的倭寇聞風喪膽，嚇得蒙古騎兵十幾年，不敢犯境的戰魂消失了，他享有作為軍人的最高榮譽，然而這樣一位將領卻是，孤獨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屬的不幸結局，他迷茫了，他是一個戰爭的強者，然而面對著文官集團的統治，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將在文官眼中終究只是一群不懂禮法的匹夫，文官集團希望透過道德的控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能則就是丟臉的事情，那麼好戰的武將必定不會得到他們的青睞！戚繼光費盡心機的找到了張居正這個後臺，給張居正送美女以來保安穩，對官員大肆宴請，送禮走動，對於一個武將來說，算是極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個法則，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護好自己，只有留著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對於海瑞這個奇怪的人，卻似乎永遠不懂這一點。海瑞是一個精神的領袖，在道德的這塊土地上，他無疑站在了制高點，他絕對的潔身自好，絕對的不貪一文，然而這樣的一個人卻是無用的，這位對於官員來說是“海閻王”，對於百姓來說是“海青天”的人，無論對與誰來說，都會承認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領域無不佩服，他把嘉靖罵的暴跳如雷，他罵滿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風口浪尖，他能得到什麼呢，毫無疑問的是打擊，一再的打擊，不要說在當時的官場他混不下去，就是到一千四百多年的今天官場他任然混不下去，因為它忽略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性。海瑞是個好人，然而這個好人卻沒什麼用，因為他脫離了物質的承載限度。
人都會有陰陽兩面，“陽”的一面就是我們可以到處標榜的禮義廉恥的道德，“陰”的一面就是我們想獲得的私利，“陽”與“陰”的關係相輔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如果當把道德升的越來越高，物質降的越來越低的時候，那麼也就違背了人性，必然構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大明王朝是一個基本上完全靠道德的約束維持統治的朝代，所有的法制完全要給道德讓路，所有評判的標準不是，是不是違法，而是是不是合乎禮儀，當這套制度發展的頂端的結局，必然是造成一灘死水的和氣，有人扔個石頭，波瀾一起，一切也就要開始煙消雲散了。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30
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一年發生的小事雖並未釀成大災，但正是這些表面看起來似細枝末節、容易被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實際上卻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
中國是一個有極強文化傳統的封建王朝，在秦統一中國，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以來，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發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統一，思想上的統一，精神上的統一引導中國的發展。眾所周知，先秦哲學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可到了漢代卻獨尊儒術，這並不能歸咎於生物的隨機選擇，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儒家強調仁、義、禮、智、信，這在以土地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如此中國逐漸形成了以儒家為正統的傳統道德，作者黃仁宇在書中的《自序》裡寫到：“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選自《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三聯書店出版，句子在第四頁）缺乏靈活有效地法律規則，社會運作完全依靠所謂的道德掌控。同時在統治者的有意引導下，君主乃至百姓人人以善惡評價為標準，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人的內心信念的力量來調整人們之間相互關係。這就造成了重禮輕法，重道德輕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負。
甚至直到今天這一道德準則仍隨著生命的延續而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裡，根深蒂固。從好的一面講，這根深蒂固的道德準則是中國人的精神所在，靈魂所在，能讓其他企圖欺辱我們國家的人感到欽佩。從壞的一面講，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人們習慣了在微博微信上隨意發表自己的言論，不瞭解事物的本質就妄下斷言，出言傷人，這就是所謂的——道德綁架。
當今社會道德綁架的事件層出不窮，例如因《戰狼2》票房大賣有人叫囂讓吳京捐一個億、公交車上因年輕人沒有讓座而對年輕人拳打腳踢的大爺大媽等等。我個人認為所有未經思慮與深究的譴責行為都是道德綁架，換位思考與瞭解事實後再表達也不遲。以道德約束自身，為聖賢。以道德約束天下，為賊寇。希望現如今的人們莫被道德綁架，也莫綁架他人。 《明朝那些事兒》中說：“所謂千秋霸業，萬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糞土。先變成糞，再變成土。”（選自掌閱電子書《明朝那些事兒》，作者當年明月，磨鐵數盟出版授權掌閱，句子在第二十一章）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朝代更替，時光飛逝，雖世殊事異，終要以史為鑑。亦如李莉所言：“把對歷史的叩問變成現實道路的釐清？迷霧般的歷史就會撥雲見日，現實的長河中就會順風遠航。”（選自《論語的智慧》，作者李莉，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句子在第十三頁）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31
《萬曆十五年》歷史小說由以“大歷史觀”享譽華人學界的黃仁宇先生所著，是作者本人奇特經歷和感受的作品。今讀之，猶如前人所說:“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
《萬曆十五年》記錄了公元1587年前後歷史事件的枝端小節，敏感而準確的定義，全書看似以六個人物的視角展開，以萬曆皇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等分為七個章節，大如抗倭，小如妃嬪鬥爭的歷史事件，各事件相互關聯、互為因果，均為歷史的重點。揭露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創作開闢了新天地。
《萬曆十五年》從表面上看是寫人物事件，實則講的是成熟的文官集團給大明王朝帶來的影響，上至萬曆皇帝、首輔，下至武將、思想家，都不能擺脫文官集團的控制。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是凌駕於皇帝之上的主宰者，統治者。他們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道德為說辭，作為工具，操縱國家，形成了一個以道德實現統治目的國家。而國家缺乏真正意義的法律，大明帝國只不過是個空殼而已。文官集團具有陰陽二面性。“陰”是官員利用職務之便中飽私嚢，以此謀取個人益，“陽”是官員多少懷有忠信仁義理念，能夠在關鍵時刻捨身取義，也就是官員的大義與私心形成的陽與陰的二個方面。
大明王朝走向沒落，並非沒有人才，並非他們不努力。宋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並非一開始就是昏君。“萬曆中興”、“萬曆三大徵”，都是萬曆年間的大事件。並且萬曆居帝位48年，是大明朝在位最長的皇帝。從公元1572年即帝位，一度勤政上進，支援張居正改革，具有千古明君潛質。中後期受制於文官集團才選擇了消極逃避，疏於政務，窮奢極欲，橫徵暴斂。由立儲事件可以看出皇帝寬容柔弱的性格，在面對文官系統牽制時竟無還手之力。被後人稱為“千古一相”的大學士張居正，自擔內閣首輔以來，以鐵手腕建章立制，大膽進行改革，壓制文官“陰”的釋放，短期內取得了震懾效果。他的具體做法是:在政治上整頓吏治，實行考成法；軍事上整飭軍備，加強邊防，用賢能，對蒙採取安撫睦鄰政策；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實行一條鞭法；統一役法--攤丁入畝；田租徵銀，官收官解；治理黃河，效果顯著。由改革發展，太倉積糧可用10年，國庫錢財400多萬。國家空前一片繁榮。這就是“萬曆中興”。張居正幾乎以一人之力挽大明於既倒，成功為朱家王朝續命數十年。但權謀只是改革強國的工具，張居正終因樹敵太多，死後受到了天子和文官集團的清算。大明王朝失去了復興的唯一可能性。而繼任首輔申時行奉行折衷主義，左右逢源，調和陰陽矛盾，以超級和事佬姿態做事，這種老好人，並未能改變文官的陰陽性，只是為自己的明哲保身。而南京都察院御使海瑞可謂大美的人格，最美的逆行。他倡議恢復開國重典之制，改革田賦制度，實行井田制。限制豪紳地主兼併土地，並致力還田於民。試圖來挽救腐敗的大明帝國，剛直迂腐，不畏權貴，連前首輔徐階也不放過。貪貴汙吏們紛紛改漆黑大門以掩蓋朱門之豪奢。海瑞罷官抗逆在民間後世廣為流傳，影響深遠，可稱為反腐英雄。被百姓稱頌的“海青天”死後銀兩不過十兩，薄田不過四十畝，與當朝二品大員的身份格格不入，可見其清廉之至。
明朝後期重文輕武，戚繼光是帝國最後的榮光。他不僅是軍事家中的政治家，又是政治家中的軍事家。一個真正肩扛國家之命運，毅然決然奮力前行的人。他發明火器，改進作戰裝備，在福建東南沿海抗倭，訓練明長城守軍，戚家軍戰功卓著，聲名天下，令敵人聞風喪膽。有力的捍衛了國家尊嚴。晚明還出現了一位思想啟蒙運動開創者，他就是前雲南姚安知府李贄。他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在文學方面，他提出“童心說”為核心的新思想體系，主張創作“絕假還真”，反對歷史保守主義，反對儒家的泛道德主義，倡導“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他無情地揭露封建社會“無所不假”、“滿場是假”的虛偽現實。由此可發現，大明帝國不缺人才，是儒教誤國，腐朽的官僚制度是罪魁禍首。重道德輕法制，重禮儀輕細節，重人事輕制度，不能為國家選拔人才，系統無法革新和修復，不能發現消極，及時更正，不能批評和自我批評，造成國家走向衰亡的結局。可見是否有完善的制度，有效的立法司法體系，關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萬曆十五年》前後發生的史實，讀完後令人掩卷深思。在僵化腐朽的管僚制度下，文官系統口口聲聲的道德下，道德只適用於能夠自我約束的群體，所謂的封建道德體制下，被主宰者悲哀的命運，對每個人都適用。打破道德的桎梏，重視禮儀，選拔人才，選賢任能，並用健全的法制規範整個國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並能不斷革故鼎新，才能形良性迴圈發展。當年萬曆皇帝心懷虔城步行二十里到天壇祈雨，不也令上下人心激昂，萬民歸心嗎？透過考試為國家選拔優秀的人才，在好的體制下，多年寒窗苦讀選出的才子，無不感念皇恩浩蕩，為國盡忠效力。有了人才，上下一心，國泰民安，國富民強。又怎會有後金在東北虎視耽耽，迅速崛起呢？
我們讀到書中說，“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看來似乎是萬曆年間某一年份的史實，其實是濃縮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史，思想文化史和社會經濟史。唐太宗李世民說:“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西漢文學家賈誼說:“鄙諺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閱史可以知今，發現當前社會現象其蝴蝶效應的源頭。減少工作決策失誤，少走彎路，對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32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而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 ——題記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己亥年臘月，讀得《萬曆十五年》間春花秋月，今之視昔，悲夫！斟酌許久，思春秋何以變，量文明何興衰？感慨系之矣，故列作此文，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看秋月春風，知倉廩實而知禮節，明歷古之變。憶往昔品唐詩之高雅，覽盛唐之風采。前有“車如流水馬如龍”之盛景，後有“八荒來拜，萬國來朝”之繁華，禮儀之邦威名遠揚，泱泱華夏震懾八方。何以得？秦王玄武變，中原尚貧瘠，貞觀數十年，舊貌換新顏。“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黎民百姓知禮儀、識禮節、心胸闊、大體成。是因李世民深知“船能載舟，亦能覆舟，”勤儉節約，發展民生，兢兢業業，輕徭役少賦稅，百姓得以安居樂業，樂得其所。據悉貞觀年間，路無凍死鬼，九州無豺狼。以史為鑑，倉廩實而知禮節，歷古文明方能一日千里。
看秋月春風，知衣食足而知榮辱，明歷古之變。縱橫明朝百餘年，第一才子楊慎連中三元，成為大明王朝絕無僅有之奇才。嘆世宗，流連風月辱忠貞，惜楊慎，流放雲南苦難言。畢生蒙辱意難平，一葉扁舟，一頂草帽，墨筆落下，一生再未歸朝廷。在錦繡河山間放浪形骸，於前朝書海間苦心孤詣。多年以後，白髮老人安然入土，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為文明畫上瑰麗一筆。柴米油鹽的衣食飽暖成為生活基本後，人方能思榮辱。因為知恥而後勇，所以文明得以在秋月春風中變遷不止。臥薪嚐膽十餘年，不忘一介忠臣夏言慘遭奸人陷害致死之恥，嘉靖年間內閣首輔徐階，風風雨雨忍耐嚴蒿的折辱，最終鬥垮嚴黨，懲惡揚善，清平天下。雖說“江東才子今猶在，肯與君王捲土來，”然而江東霸王不堪漢高祖四面楚歌之入辱，烏江自刎，留下千古絕唱。屈原發配吟澤畔時低嘆“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他憤恨“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半生忠君戀闕，心繫國家，不甘亡國之恥，於是縱身一躍，一河碧水為之激盪，千載令名不朽。凡此種種，皆言榮辱，而後蕩氣迴腸，雕鏤下千年長河滌盪亦揮之不去的中華品質！以史為鑑，衣食足而知榮辱，歷古文明方能生生不息。
看秋月春風，知上服度而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閱百年滿清，基業顯赫，卻閉關鎖國，孤陋寡聞。慈溪專政，宦官外戚，遍佈朝野。上不服度，六親不固，民不聊生，豺狼當道。江山笑，煙雨遙。於是滿清搖搖欲墜。親王腐敗，汙吏橫行，壓榨民脂，尸位素食。綱紀鬆弛，政令不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於是大清王朝匍匐於列強鐵蹄之下，覆滅在歷史長河中。以史為鑑，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歷古文明在刻古與雕今中選擇了煥然新生。
看秋月春風，明歷古之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今大同盛世，無戰火之憂，無貧寒之苦，學而優則仕，不曾聞失路之人。我莘莘學子，幸遇時機，在網際網路翻天覆地，科技日新月異之年代，可覽古今史冊，親鑑萬事得失。更當圖學治國，舞慧筆長靈思，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豪情萬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讀十五載萬曆，看盡縱橫八萬裡，上下五千年。嗚呼！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歷古千年，是非榮辱，文明興衰，不過如此。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篇33
《萬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近來再重讀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鮮明特點是觀念治國。
早在國人歷史早期，古人便憑藉想象將世界和自身進行描述和理解。這倒也不稀奇，幾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這個特點。但將想象充分賦予到政治中的，中國卻是為數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諸侯國。周公同幾乎所有的古人一樣，不能科學地理解天下的構成；他同時認為周王貴為天子，萬民理應萬世順從，但後來的事實表明，並非如此。周朝人力圖使政治體制順應自然，但由於知識的侷限，實際是讓自然順應了他們的意志，這便造成了政府行為自上而下的慣例，而中國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終形成，後世之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觀念，改都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