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高考語文人物作文素材：國學大師陳寅恪
2015年高考語文人物作文素材：國學大師陳寅恪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關於陳寅恪的傳奇故事，就一直在清華園裡流傳著。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們一再討論——當年，清華上下都叫他陳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裡並沒有“恪(què)”這樣的讀音，有人請教他：“為什麼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卻不予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道：“有這個必要嗎?”他似乎更希望人們瞭解他的學問及其價值，他的整個生命是和學術連在一起的。他在國難、家恨和個人的坎坷中，為學問付出了一生。
被稱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華髮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
陳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導師，一說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推薦，他因為了解陳寅恪的博學而推崇備至;還有一說是梁啟超提名的，據說梁啟超為了推薦陳寅恪，還曾與清華校長有過一番舌戰。校長說，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麼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梁啟超還說：“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就被外國的大學請去了。”清華的校長最終怎麼做出決定的，無從考證。但事實是，遠在德國遊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剛剛年滿36歲。
一年後，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裡。他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歎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餘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遊學海外13年帶回的卻是東方學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閉塞之地，在洋務運動中卻突然開風氣之先，興學、辦報、開礦、建工廠，這得益於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陳寶箴有個助手，也就是他的兒子陳三立，父子倆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原因是他們在湖南率先變法。
陳寅恪就是這陳家的第三代。這一年他9歲。家國大難之後，陳寶箴攜家帶口回了江西老家，陳三立索性專注於創作，“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這個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顯赫門庭，走向了與傳統仕宦截然不同的結局。
父親陳三立不要孩子應科考、求功名，在陳寅恪13歲時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聞強記，打下堅實舊學基礎的陳寅恪，因此並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後來陳寅恪因病從日本回國，考入復旦公學，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學堂，相當於現在的高中。陳寅恪成績優秀，掌握了德語、法語。兩年後的1909年，陳寅恪畢業，他帶著復旦公學的文憑，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張文憑，登上了去西洋的輪船。父親陳三立趕到上海，送別陳寅恪。他把父輩兩代人變法圖強的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
陳寅恪一輩子以家族為榮，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終生揹負著家、國的使命。他輾轉游學13年，從德國到瑞士、後又去法國、美國，最後再回到德國。他學物理、數學，也讀《資本論》。13年裡，他總共學習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萊文等22種語言。
陳寅恪在德國讀書，都沒有要學分。人家上課他跑去聽，聽了做筆記，他自己註冊的是印度學系，他就在那兒自己讀書，沒事去聽課，完全是一種文人，有點像中國傳統的遊學。陳寅恪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不求博士文憑的陳寅恪，卻形成了自己寬闊的學術視野。
陳寅恪發現，在世界學術中，中國文化的地位很高，跟當時中國地位低下的現實完全相反，跟國內批判傳統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樣。他後來明確主張中國學術應“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就是以這樣一種感受作為基礎的。
開闢國學研究新領域
陳寅恪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底，也接受了嚴格的西學訓練，但他從不滿足，僅梵文一項，就先後學了10年。當時中國學術正處在逐漸走向國際學界這樣一個轉軌的時候，在清華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啟超、王國維的鼎力支援下，陳寅恪為中國學術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對不同民族語文與歷史的比較研究。
1932年夏，清華大學中文系招收新生。陳寅恪應系主任之邀出考題。不料他出的題目非常簡單。考題除了一篇命題，最奇怪的是隻要求考生對個對子，而對子的上聯，又僅有三個字：“孫行者”。陳寅恪擬定的標準答案是“王引之”、“祖沖之”。一個名叫周祖的考生，給“孫行者”對出的下聯是“胡適之”，用的是當時最時的人物胡適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陳寅恪的預料。
用“對對子”這樣的文字遊戲，來作為堂堂清華大學的招生試題，當時很多人還是難以理解，也有人誤以為這是以舊學的看家本領向新文化挑戰。其實，陳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當時很多學者都並不清楚真正的中國語文的特色在什麼地方，陳寅恪覺得用對對子這個方法，其實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中國傳統語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歐語系的區別在哪裡。陳寅恪關注的是漢語的文化特徵和世界地位，對民族傳統語文充滿自信。
每逢上課，陳寅恪總是抱著很多書，吃力地走進教室。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是用黃布包著書來的;而講其他的課程，他帶來的書則是用黑布包裹著的。他的講課旁徵博引，只要是從國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成了後來的大家。其中有語言學家王力、敦煌學家姜亮夫、歷史學家謝國、考古學家徐中舒、文獻學家蔣天樞等等。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這個時候，陳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學界通稱的“中古史”。這是陳寅恪第一次學術轉向，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與抗戰有關。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父親陳三立這時已85歲了，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軍抗戰時，夢裡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開始絕食了。五天後，陳三立死了。
為父親守靈的那些晚上，陳寅恪久久地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發。這時，陳寅恪由於高度近視，又用眼過度，右眼視網膜剝離，已經看不清東西了。醫生告訴他需要手術，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的休養。陳寅恪最終選擇了不做手術，就是說，為了離開淪陷區，他放棄了復明的希望。
陳寅恪做學問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書上隨讀隨記，也就是古人說的“眉批”，眉批上寫滿了他的思考、見解和引證，這是他學術研究的基礎。北平淪陷前，陳寅恪把他的藏書寄往將要去的長沙，但趕到長沙，還沒等到這些藏書，便又匆匆隨清華大學南遷雲南。可是當書到長沙，竟悉數被焚燬在戰爭的大火中。書燒燬了，而他隨身帶著的常用的、備用的書，在繞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盜走了。這意味著，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將主要依靠他積攢的記憶了。“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就在幾乎沒有參考書籍的情況下，陳寅恪撰述了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這是兩本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著作。陳寅恪寫書的種種細節，至今仍被後世記憶著。在四川李莊的時候，鄧廣銘先生住在陳寅恪的樓底下，傅斯年對他說，陳先生如果有什麼事一跺地板，你就馬上跑上去。有一次鄧廣銘跑上去，看見陳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說我要快死了，我這個身體快不行了，我堅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說，我不寫完這兩稿，我不死。
牛津大學1939年曾正式聘請陳寅恪擔任該校漢學教授，並於此後數年一直虛席以待。因為他們認為，陳先生是當時“最優秀的中國學者”。
“國可以亡，史不可斷”
就是這樣一位“最優秀的中國學者”，“一個天生的導師”，此時卻身處戰火之中，他的工作條件驚人地惡劣。陳寅恪之女陳美延回憶說：“父親工作的時候汗流背，在一個茅草房裡，風雨一來，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種房子裡頭，也沒有桌子，就是一個箱子，搬一個小凳寫文章。”“他寫完，需要休息，就帶我出去散步，我那時候很小，就穿個木板鞋，在山上跑，滿山的映山紅啊……父親只能在休息的間隙，感受到一種遠離戰亂的歡愉。”
“那時我還放羊，為什麼放羊呢，因為實在沒有營養，只好買一隻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給父親擠一點奶。那時候父親還能看得見，帶著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還問我，羊喜歡吃什麼，羊的脾氣是怎麼樣的，一隻鄰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問為什麼狗要在那兒撒尿做記號啊?說這些的時候他都挺開心的。”
由於長期用高度近視的左眼工作，陳寅恪的視力急速下降。當他輾轉來到成都燕京大學，到學期期末評卷時，他已經難以把學生的成績，及時無誤地填入欄格細小的成績單裡了。為避免出錯，他只能無奈地讓大女兒代他把批好的分數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陳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後一種《元白詩箋證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這天早上，陳寅恪起床後痛苦地發現，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
他在成都的醫院做了眼科手術，但手術沒有成功。半年後，二戰結束，依然記得他的牛津大學，請他赴倫敦治療眼疾。然而數月奔波，他的雙目還是沒能看見光明。
在抗戰如此嚴酷的境遇裡，陳寅恪頑強地為後世留下了他對中國唐代歷史的系統研究。他在大災難面前，恪守著一個民族的史學傳統：“國可以亡，史不可斷，只要還有人在書寫她的歷史，這個民族的文化就綿延不絕。”
永不熄滅的學術之光
嶺南大學校園很美，一年四季樹木常青，但是陳寅恪看不見，他在黑暗中已經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憶，陳寅恪以前上課是很有特點的，講到深處，他會長時間緊閉雙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後，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閉著眼睛講課。他永遠睜大著眼睛，一如我們今天見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前，有一條白色的水泥小路。這是陳寅恪到嶺南後，當時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長陶鑄親自囑咐為他修建的，以方便陳寅恪在工作之餘散步。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裡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陳寅恪是以古代書院的精神授課的，師生之間以學問道義相期。後來成為陳寅恪助手的胡守為，清晰地記得這樣一堂課：那天他是唯一的學生。當他來到陳宅時，陳寅恪正在工作。在他來後，先生挪步到樓上，下樓時，竟鄭重地換了一身裝束：長袍。後任中山大學教授的胡守為說：“這件事對我的教育很深，這就是為人師表啊!”
口述撰寫《論再生緣》
因為生病，陳寅恪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學術轉向。1953年，在清華時的學生蔣天樞，給自己的老師寄來了長篇彈詞《再生緣》，陳寅恪聽了，大受震動。他認為，這就是中國式的史詩，以前大家以為中國是沒有史詩的，而《再生緣》就是史詩。陳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寫《論再生緣》。由此，他開始了對明清歷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當陳寅恪沉浸於新的學術領域時，他得知一個訊息，中國科學院擬請他出任歷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長。在北京的許多好友都希望陳寅恪接任這個職務，然而他卻拒絕了。
這一年，又一位清華的老學生，也就是當年他最喜歡的汪，帶著同樣的使命，到廣州來看望他。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們開始談得很好。但不久就談崩了。陳寅恪感受到這個昔日門生，已經棄了自己恪守的治學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學生!”
即使在這樣的狀態下，還是由陳寅恪口述，汪做記錄，為歷史留下了今天的讀書人都略知一二的《對科學院的答覆》。答覆的第一句話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的碑文中。”
為紀念清華研究院導師王國維而修建的那座紀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華園中。陳寅恪在碑文中表達了這樣的思想：讀書治學，只有掙脫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發揚。陳寅恪認為，包括他和王國維在內的任何人，在學術上都會有錯，可以商量和爭論，但如果沒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發揚真理，就不能研究學術。在這個意義上，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陳寅恪是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讀了《資本論》的原文。他接觸馬克思主義比後來很多的知識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張“不要先存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這樣的觀點，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其實，陳寅恪主張的就是實事求是，他將此視作永恆如日月之光。
他依然堅持用文言文寫作，他還固執地堅持用繁體字豎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強調文責自負，著作裡的每一個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許別人改動一個標點。
學術傳承澤被後世
《柳如是別傳》完成於1964年，這年陳寅恪75歲。生日前夕，陳寅恪見到了專程從上海趕來給老師祝壽的復旦大學教授蔣天樞。儘管這對師生在1949年以後，只見過兩次面，但多年來，他們通訊不斷。陳寅恪在寫《柳如是別傳》的時候，很多材料是蔣天樞在上海找到以後再寄給陳先生的。
當許多昔日的學生紛紛遠離之後，這位出身清華的老門生的造訪，對年邁的陳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鄭重地作出了一個“生命之託”：請蔣天樞將來為他編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隱秘的心跡，寫進了這篇送給蔣天樞的文章中。
18年後，《陳寅恪文集》問世。這是蔣天樞在自己80歲的時候完成的恩師的囑託。當時蔣天樞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來，首先整理陳寅恪的書。
陳寅恪最後的7年，大部分時間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時摔跤骨折。1966年，已經無法下床的陳寅恪，沒能逃過一場曠世的劫難。
“文革”開始了，造反派要把陳寅恪抬出去批鬥，當時家裡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來了。但是後來卻並沒有來，一打聽才知道，是劉節先生代他去批鬥了。
劉節也是陳寅恪的清華早年弟子，當時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毆打劉節，還問他，有何感受。劉節回答說：“能夠代替老師來批鬥，我感到很光榮!”這樣的師生之誼、朋友之道，當如學術的承傳，澤被後世。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完了他79歲的生命歷程。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地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