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夫婦2014年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稿
比爾蓋茨夫婦2014年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稿
比爾·蓋茨：
2014屆畢業生，祝賀你們!能站在這裡，梅琳達和我都很興奮。每一個收到邀請，能夠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講話的人都會又緊張又興奮——但我們尤其高興。
長久以來，斯坦福都是最受微軟和我們的基金會青睞的大學之一，而現在它正迅速得到我們家族的喜愛。我們的原則是讓最聰明、最有創造力的人來解決最重要的問題。事實證明，有相當一部分這樣的人都出自斯坦福。
現在，有30多個我們基金會投資的研究專案都在斯坦福開展。當我們想更好地瞭解免疫系統從而幫助治癒絕症時，我們與斯坦福開展了合作;當我們想了解美國高等教育狀況的變化以便使更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讀得起大學時，我們又一次與斯坦福展開了合作。
這裡天才匯聚，思想靈活——人們對變化持開放態度，對新鮮事物充滿了渴望。人們在這裡可以饒有興味地一窺未來。
梅琳達：
有些人叫你們“呆子”——而你們則自豪地接受了這一綽號。
比爾·蓋茨：
我們也是如此。
在這所斯坦福的校園裡發生著許多非凡的事情。但如果非要梅琳達和我用一個詞來說明我們對這裡的熱愛，那麼這個詞是“樂觀”。在這裡有一種極富感染力的氛圍，即創新幾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激勵下，我於1975年離開了這所位於波士頓郊區的學校，並從此一去不回頭。我相信，計算機和軟體的魔力能夠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變得更強大，並使世界變得越來越美好。
自那時起已經過了將近40年，而梅琳達和我也已經結婚20年。如今我們比以往更加樂觀。但在我們共同的旅程中，樂觀精神是逐漸延續的。今天，我們希望將自己學到的傳授給你們——並且告訴你們，我們大家的樂觀精神將會如何為更多人做更多事。
在保羅·艾倫和我初創微軟時，我們想讓人們獲得計算機和軟體的力量——這是我們使用的一種比喻性說法。在這個領域中的一本開創性書籍的封面上有一隻舉起的拳頭，書名叫做《計算機的解放》。在那時，只有大公司才能買得起計算機。我們想使普通人也也能買得起——並且使電腦操作普遍化。
到20世紀90年代，我們見證了個人計算機使人們獲得的深遠力量。但這種成功又帶來了新的困境：如果富人家的孩子擁有了計算機，而窮人家的孩子無法擁有，那麼技術反而會使不公平的狀況加劇。這種狀況違背了我們的核心信念——技術應當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們致力於縮小這種“數字鴻溝”。我將它作為微軟發展的重中之重，梅琳達和我將它作為基金會早期發展的重點——向公共圖書館捐獻個人電腦並保證所有人都能使用。
在我1997年第一次造訪非洲時，“數字鴻溝”是我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我是因公務去的那裡，因此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約翰內斯堡的市中心開會。期間，我居住在南非最富的一戶人家裡。那時距納爾遜·曼德拉被選舉為南非總統從而標誌著種族隔離的結束僅僅過去了三年時間。當我坐下來，與那戶人家的主人們一起用餐時，他們就搖鈴，將管家喚過來為他們服務。用餐結束後，男女賓客會分開，男士們聚在一起抽雪茄。那時我想，“還好我讀過簡·奧斯汀的書，否則根本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我去了索維託，這是一個位於約翰內斯堡西南方向的貧窮小鎮，這裡曾經是一個反種族隔離運動的中心。
從市區到這個小鎮只有很短一段距離，但進入小鎮的那一刻我非常震驚，一切都是那麼不和諧。我進入了一個與我的國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索維託之行早早地就為我上了一課，讓我明白了自己有多麼天真。
微軟向那裡的一個社群中心捐贈了計算機和軟體——這些事是我們在美國就曾做過的。但我很快明白過來，這裡並不是美國。
我曾閱讀過有關貧困的資料，但我從未真正見過貧窮。那裡的人們住在皺巴巴的鐵皮棚子裡，裡面不通電、不通水，也沒有廁所。大多數人都不穿鞋，赤著腳走在街上——只不過那裡也沒有街——只有在泥土上軋出的一條條車轍。
社群中心沒有接入穩定的電源，因此人們裝配了一條長達200英尺的延長電纜，從外面的一個柴油發動機接入到社群中心。看著這堆裝備，我知道，現場的記者們和我一離開，發電機就會被挪走，去解決其他更緊迫的問題，社群中心的使用者們也會回去，繼續為生活的挑戰而憂心忡忡，因為個人計算機並不能為他們解決這些挑戰。
當我對媒體發表已經準備好的評論時，我說：“我們在索維託所做的是一個里程碑。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先進技術是否會將發展中國家拋在後面。我們所做的將會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讀出這些句子時，我明白它們都是些不相干的話。我沒有說出的是：“順便提一下，我們並沒有關注這樣一個事實——這片大陸上每年有50萬人死於瘧疾。但是我們非常確定，將會為你們帶去計算機”。
去索維託之前，我以為自己理解這世上的問題，但我卻對那些最重要的問題視而不見。我所見到的讓我大為吃驚，因此我必須問自己，“我還相信創新能夠解決這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問題嗎”?
我對自己承諾，在返回非洲之前，我要找到更多導致人們貧窮的原因。
多年以來，梅琳達和我的確越來越多地瞭解了貧窮的人們最迫切的需求。後來有一次去南非時，我探訪了一家治療耐多藥肺結核(MDR-TB)的醫院，這種病的治癒率不足50%。
我記得那家醫院，那裡充斥著絕望。那裡有著巨大而開闊的病房，許多病人穿著睡衣，戴著口罩，腳步沉重地走來走去。
醫院裡有一層是兒童病區，其中有一些仍在襁褓中的嬰兒。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學校，身體狀況足夠好的孩子可以在這裡學習，但是許多孩子的病情都不見好轉，院方似乎也不知道是否值得開著學校。
我與這裡一位30出頭的女病人聊了聊。在一家肺結核醫院工作的時候，她開始咳嗽。然後她去看了醫生，醫生告訴她，她感染了抗藥性肺結核。後來，她又被診斷出患有艾滋病。她的生命沒有多少時間了，但還是有許多MDR患者等著在她騰出床位之後佔據她的床。
那是一個地獄，那裡的人們都在死亡名單上等候著。
但是面對地獄，我的樂觀精神並沒有減退，反而使我變得更加樂觀。我上了車，對與我們共事的醫生說：“是的，我知道MDR-TB很難治癒。但我們應該能為這些人做一些事”。我們在今年進入了一項新的肺結核藥物療法的第三階段。根據參與療法的病人的反饋，以前18個月的治療費用為2000美元，治癒率只有50%，而如今六個月的治療費用在100美元以下，治癒率能達到80%到90%。失敗率能降到百分之一就更好了。
人們經常會把樂觀當作虛假的希望加以棄，但同樣存在著虛假的絕望。
正是這種態度宣稱，我們無法打敗貧窮和疾病。
但我們一定可以。
梅琳達：比爾在參觀完那個肺結核醫院之後就給我打了電話。通常我們在旅行期間通話時，只是回顧一下一天中的行程：“這些是我今天做的事;這些是我今天去的地方;這些是我今天見的人”。但那天的電話很不一樣。他說：“梅琳達，我去了一個以前從沒去過的地方”，然後他哽咽得說不出話來。最後他只說了句：“回家後我會告訴你一切”。
我知道他都經歷了些什麼。看到生活在絕望中的人們，你也會心碎的。但要儘可能多地幫助他們的話，你就必須看到最壞的情況。那就是比爾在那天所做的，我同樣經歷過那樣的日子。
十年前，我曾與朋友們一同到印度旅行。在離開印度的前一天，我抽出了一些時間見了幾個性工作者。我本來希望跟她們談一談，她們可能會染上艾滋病，但她們卻想說從事這一行業的恥辱。大多數女性都是因為被丈夫拋棄才開始做妓女的。她們要努力掙到足夠的`錢，才能養活孩子。在社會上的其他人看來，她們的地位非常卑微，因此任何人——包括警察——都可以搶劫、毆打甚至凌辱她們，而沒有任何人關心她們。
與她們一起談論生活對我的觸動很大。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們非常渴望與我接觸，似乎肢體接觸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證明她們的價值。在我要走的時候，我們所有人胳膊挽在一起，照了一張像。
後來我又花了些時間拜訪一個絕症患者之家。走進一個大廳，我看到了成排的簡易床。每張床前都有人照料著，除了遠離角落的一張床無人走近，因此我走了過去。這張床上躺著一個看上去三十多歲的女性。我到現在還記得她那悲傷的棕色大眼睛。她骨瘦如柴，快要死去了。她的腸胃裡無法儲存任何食物，因此人們只能讓她躺到一張簡易床上，在床的底部挖出一個洞，她可以透過這個洞將一切排洩到床下放著的一個便盆裡。
從她的樣子，以及她被單獨放置在角落這一事實，我都能看出來，她得了艾滋病。染上艾滋病的恥辱是非常可怕的——特別是對於一個女性來說——她因此受到的懲罰就是被拋棄。
站在她的病床前，我忽然感到非常無助。我什麼東西都不能給她。我知道自己救不了她，但也不想讓她孤單。因此我在她旁邊跪下來，伸出手去撫摸她，而她一感覺到我的手就抓住了它，再不放開。我們手拉著手坐在那兒，儘管知道她聽不懂，但我還是說，“不要緊，不要緊，這不是你的錯”。
我們在一起待了一會兒，然後她用手指向上指了指。過了一會兒我才明白過來，她想趁天還亮著的時候到屋頂上去，在外面坐著。我問一位工作人員這是否可以，但需要她照顧的病人正讓她忙得團團轉。她說，“她馬上就要不行了，而我現在必須為病人們分藥”。然後我又問了另一位工作人員，得到了同樣的答案。天色漸漸變晚，太陽開始下山了，而我那天必須要離開，似乎沒有人願意帶她到房頂上。
因此，最後我一下子抱起她——她骨瘦如柴，幾乎就是一堆骨頭——帶她沿著樓梯走了上去。在屋頂上有幾把塑膠椅子，椅子很輕，一陣強風就能吹走。我把她放在其中一把椅子上，用另一把椅子支撐住她的腿，然後在她的腿上搭了一個毯子。
她面朝西坐在那兒，看著落日。我確保工作人員知道她在屋頂上，這樣太陽落山之後他們就會來上來接她。然後我不得不離開了她。
但她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面對這位女病人的死，我感到自己做得還差得很遠。
但有時正是你無法幫助的人才真正激勵著你。
我明白，那些早晨還跟我挽著胳膊的性工作者晚上可能就會成為我帶到房頂上的那位女性——除非她們能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公然反抗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恥辱。
在過去的10年時間裡，我們的基金會已經幫助性工作者建立起了互助團體，這樣她們就可以從彼此身上獲得力量，大聲呼籲安全的性行為，並要求顧客使用安全套。
她們勇敢的行為是HIV病毒沒有在性工作者之間大規模傳播的原因之一，許多研究也表明，這是艾滋病沒有在印度爆發的一個主要原因。
當這些性工作者團結在一起阻止艾滋病傳播時，一件出乎我們意料的大事發生了。他們建立的團體成為了一個包羅永珍的平臺。她們建立起了快速撥號網路以應對暴力襲擊，凌辱並搶劫她們的警察及其他人再也無法逃脫制裁;她們還建立了鼓勵儲蓄的制度，他們使用金融服務，這幫助她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創業並不再從事性服務。所有這些都是在社會眼中處於最底層的人做的。
對我來說，樂觀主義並不是消極地期盼事情變好，而是一種相信我們能使事情變好的信念——無論見證了什麼苦難，不論情況有多糟，只要不失去希望，只要不消極對待，我們都能幫助這些人們。
比爾·蓋茨：
梅琳達和我描述了一些令人震驚的場景。但是為了說明樂觀主義的力量，我們要舉出最強大的一個例子。即使是在絕境中，樂觀主義也能激發創新，從而帶來消滅苦難的新工具。但如果從來沒有真正見過處於苦難中的人們，那麼你的樂觀就無法幫助他們，你將永遠無法改變他們的世界。
而這一點與我看到的卻是相互矛盾的。
科技的世界推動著非凡的創新——而斯坦福就站在創新的中心，它創立起新公司、培養出摘得獎項的教授、製造出絕妙的軟體和神奇的藥物，教匯出令人驚歎的學生們。對於人類能夠為彼此做的，我們即將創造出令人興奮的突破。這裡的人們對於未來確實激動萬分。
與此同時，如果你問美國人“未來是否會比過去更好”?大多數人會說：“不，我的孩子過的會比我差”。他們認為創新並不能使他們自己的或者孩子的世界變得更好。
那麼誰是對的呢?
是聲稱創新將會帶來新的可能並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人呢，還是認為社會不公將加劇，機會將越來越少，而創新無力改變這一切的人?
在我看來悲觀主義者是錯的，但他們並不是瘋子。如果技術創新完全由市場推動，如果我們沒有將創新集中於解決主要的社會不公，那麼那些令人驚歎的發明可能會使世界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
在我看來悲觀主義者是錯的，但他們並不是瘋子。如果技術創新完全由市場推動，如果我們沒有將創新集中於解決主要的社會不公，那麼那些令人驚歎的發明可能會使世界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
我們將無法對公立學校改造升級，無法治癒瘧疾，無法終結貧困，無法推動創新，從而使貧苦農民在氣候鉅變中也能種植食物。
如果樂觀主義無法解決這些影響眾多人類同胞的問題，那麼在這種樂觀中我們就需要更多地感同身受。如果二者相通，那麼我們就能看到貧困、疾病與窮困的學校，就能用創新解決這些問題，然後使悲觀主義者大吃一驚。
在索維託，我開始明白，如果要使所有人都重視樂觀主義並且為全世界所有人都賦予力量，我們就必須關注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的生活。如果只擁有樂觀主義，而不能對他們的苦難感同身受，那麼無論我們掌握了多少科學的奧秘，都無法真正地解決問題;我們只是在迷宮中做無用功而已。
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數同學都比你們這個年紀時的我有著更廣闊的世界觀。在這方面你們會比我做得更好。如果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事業中，你們會令悲觀主義者大吃一驚。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這一情形。
梅琳達：
心碎之後，你對待樂觀主義的態度就會改變。
在一次南亞之行中，我遇到了一個一貧如洗的母親，她將自己的兩個幼子帶到我面前，請求我：“請您帶他們走吧”。當我請求她的原諒，表示我不能這樣做時，她說：“那就請帶走一個孩子”。
在另一次去洛杉磯南部的旅行中，我與一隊來自某個貧困社群的高中生攀談了起來，一位年輕的女性問我：“您是否有時會覺得我們只是其他人的孩子，我們的父母逃避責任，因此我們是被遺棄的?”這些女性曾令我——現在仍然令我——心碎。如果我對自己承認：“我也可能是她們中的一個”，那麼我就會加倍地同情她們。
在與旅行中遇到的母親們交談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們想為孩子做的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我們做到這些事的能力。
那麼是什麼造成了這種不同呢?
比爾與我曾在飯桌上跟我們的孩子討論過這個問題。比爾工作時的努力程度超乎想象，為了成功他也有過冒險和犧牲。但是要取得成功還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那就是好運氣——絕對的好運氣。
你什麼時候出生?你的父母是誰?你在哪裡長大?這些東西任何人都無法爭取到，我們只能接受它們。
如果去掉好運和特權，然後思考一下沒有這些的話我們將何去何從，想象一個貧窮而體弱多病的人說“我也可能使是她們中的一個”可能會更容易一些。這就叫做感同身受，它能夠打破隔閡，使樂觀精神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因此，我們呼籲：離開斯坦福之後，請用你們的天賦、樂觀和同情心使成千上萬的其他人同樣變得樂觀，從而改變這個世界。
不必心急，因為你們還要創業，要支付賬單，要戀愛，要結婚。現在這樣就足夠了。
但在你們的人生旅途中，倘若對自己沒有規劃的話，苦難會使你們心力交瘁。
如果這種狀況真的發生了——它會發生的——那麼別逃避，面對它便是。
改變就會在這一時刻發生。
祝賀你們畢業，祝你們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