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與生態學的經典散文

　　九十年代以來，國學好像又成了顯學。而在國學熱中，有一個概念赫然高懸，眾望所歸，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裡，它簡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決當今人類所面臨的幾乎一切重大難題。其最旗幟鮮明者甚至斷言，惟"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類，舍此別無出路。按照他們的解釋，西方文化的要害在於天人相分乃至對立，由此導致人性異化和生態危機，殊不知完備的人性理論和生態哲學在中國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足以引導人類重建內心的和外部的和諧。

　　我的印象是，鼓吹者們一方面大大縮小了中國哲學的內涵，儒道佛一鍋煮，最後熬剩下了"天人合一"這一點兒濃汁，另一方面又大大擴充套件了"天人合一"的'內涵，使這一點兒濃汁囊括了一切有益成分，於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種儒家學說，把道家的"物我兩忘"、禪宗的"見性成佛"硬塞入"天人合一"的模子裡，未免牛頭不對馬嘴。即使儒家學說也不能歸結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僅是儒家在人與宇宙之關係問題上的一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關於"天人合一"的含義，我認為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中的歸納最為準確，即一是濫觴於孟子、流佈於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類思想。其中，後者純屬牽強附會的無稽之談。前者主張人的心性與宇宙的本質相通，因而人藉內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這基本上屬於認識論的範疇，我們自可對之作學理的探討，卻沒有理由無限地擴大其涵義和誇大其價值。事實上，在西方哲學中也不乏類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圖的回憶說，笛卡兒的天賦觀念說，可是人家並沒有從中尋找什麼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機的根源。

　　把"天人合一"解釋成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又進一步解釋成一種生態哲學，這已經成為國學新時髦。最近看到一本書，是美國科學家和學術活動家普里邁克寫的《保護生物學概論》，譯成中文洋洋五十多萬字，對生態保護的一個重要方面即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問題作了系統的研究和論述。我一面翻看這本書，一面想起某些國人慾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態危機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當然，學有專攻，我們不能要求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精通生態學，但我們也許有權要求一切學者尊重科學，承認環境保護也是科學，而不要在一種望文生義的"天人合一"境界中飄飄然自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