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丹陽：文天祥、岳飛等人絕非今日英雄
趙丹陽：文天祥、岳飛等人絕非今日英雄
引導語：文天祥、岳飛等人為何被認為絕非今日英雄?我們透過下文的7個案例來了解。
衛青、霍去病、冉閔、陸秀夫、文天祥、岳飛、夏完淳等等為守衛民族大業而殺身成仁的所謂“英雄”向來不絕於史。
我一直以來都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缺少“英雄”的民族，但究竟何者為‘英’，何者為‘雄’，實在不得不慎重作答。據劉向之《人物誌》所載：花草之精粹優秀者為英，禽獸之出類拔萃者為雄;所以，人類中之文才武功優異超眾者，由此而命名。因此，聰慧明智超出眾人，謂之英;膽識力量超過眾人，謂之雄。此是自其中大體分類而命名。如果比較其分數多少，則必須相輔相成，各按二分計算，取得另外之一分，然後才能成全。何以如此說?聰慧明智者，是英才之分數，若不得雄才之膽識，則其言辭不能得以被人接受;有膽識力量者，雄才之分數，若不得英才之智慧，則其所做之事難以成立。
因此，英才憑其聰慧謀劃於初，憑其明智而尋找機會，依賴雄才之膽識而行動;雄才憑其力量使眾人服從，憑其勇氣排除困難，依賴英才之智慧而成就其事;(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如此之後方能對其所擅長者有所助益。
如果憑聰慧能夠謀劃於初，而明智不能尋找機會，則可以坐論其道，而不可以處理具體事務。(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為。)
聰慧能夠謀劃於初，明智慧夠尋找機會，而勇氣不能使之行動，可以遵循常道，而不可以思慮應變之事。(力雖絕群，膽雄不決，何先鋒之能為。)
如果力量能夠超過眾人，而勇氣不能使之行動，可以成為出力之人，不可以作為捷足先登者。力量能夠超過眾人，勇氣能夠使之行動，而智慧不能決斷事務，可以成為捷足先登者，不足以成為將帥。一定要聰慧能夠謀劃於初，明智慧夠尋找機會，膽識能夠決斷疑難，然後可以成為英才，張良便是此類之人。膽氣力量超過眾人，勇氣能夠使之行動，智慧足以決斷事務，方可以成為雄才，韓信便是此類之人。(張良英智多，韓信雄膽勝。)
人之本體與所得分數本自不同，只以分數多少設立名目，所以，英才與雄才之名目不同，然而皆為獨擅其一之偏材，可以任用為臣子。因此，英才可以任用為宰相，雄才可以任用為將帥。如果一人之身，兼有英才與雄才之長處，則能為當世之尊長。以古量之，曹、劉、孫便是此類;以今量之，則陳獨秀、孫中山、周恩來即是此類。
具體的來說，如果一個人不是聰明秀出、武略奇絕、文采茂盛、膽力過人，且兼弘思遠益，應權通變，而只是一味的見義勇為或不識時務，就被周圍環境冠以‘英雄’二字，只能證明那個時代並無真正的英雄豪傑。沒有英雄豪傑，卻還拿“英雄的標準不能強行統一，個人有個人心目中的英雄”來做藉口，遂使華夏的苦難一日甚於一日。
以丹陽的愚見，從古至今出了無數的所謂“民族英雄”，他們在國家民族陷於淪亡危難之時，敢於站出來力挽狂瀾，犧牲自我，即使失敗了，也照樣桀驁群敵，不屈不抗，在敵難中從容而亡。但時隔千載，他們還到底配不配被稱作“中國脊樑”，的確值得商榷。在此列舉二個：
孫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繩，號愷陽，漢族，北直隸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明末軍事戰略家、忠貞的愛國者，民族英雄。1638年，清兵向高陽進攻的時候，孫承宗以76歲的高齡，率領全家及高陽民眾奮起抵抗，由於兵力相差過於懸殊，高陽城很快就被攻破了，孫承宗被清兵抓獲。多爾袞聽說抓到了孫承宗，非常高興，親自來勸降，孫承宗嚴詞拒絕!有軍官向孫承宗勒索金銀，孫承宗大罵：“狗臊奴，不知道天朝有個沒有金銀的孫閣老?”清兵無奈，鑑於對其敬重，應允孫承宗可自盡而亡;看守的清兵不忍孫承宗自盡，從樑上救下三次。到伴晚，清兵換防，孫承宗坐在一張椅子上，令兩個清兵用白綾將自己勒死，從容而又壯烈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說投繯而死)。在保衛高陽的戰鬥中，孫承宗6個兒子、2個侄子，12個孫子、侄孫殉國，全家老小40餘人遇難，孫承宗死後(帝嗟悼，命所司優恤。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諡號文忠。
李定國：(1620年—1663年)，字鴻遠，小號一純。這個南明乃至中華歷史上的絕代名將之一，他的一生，只能用悲恨相續，鞠躬盡瘁八個字來形容，他十歲便投身於明末起義首領張獻忠。張獻忠死後，大西軍與南明永曆朝合作，從此李定國便成為南明的軍事領袖之一，屢破清軍，連殺滿清四大漢奸王之首的孔有德和滿族敬謹親王尼堪，當時天下皆稱他“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實在是萬曆以來中華對外族戰爭之從所未有的勝利，可惜的是，他的戰功遭到了同為大西軍出身，又同為南明軍事領袖的孫可望嫉妒，最終孫可望投降了滿清，被封為王，將南明軍的虛實盡數告訴了另一個大漢奸洪承疇，最終李定國被迫退向緬甸，而他一生最好的兩個兄弟，白文選，在萬般無奈下，投降了清廷，劉文秀，則在之前抱憾病死，不久又傳來永曆皇帝被吳三桂絞死於昆明，李定國，這位南明最後一根支柱，終於病倒了。臨終之際，他對兒子說：“寧可死於荒野，也不可投降。”一代名將如此客死異鄉，不禁令人動容。
由此而論，孫承宗、李定國、岳飛以及文天祥之流，在當時那個時代，可以算作‘民族英雄’了，然而時過境遷，後世的統治者、權謀家為了能夠包容異族，擴大疆土，維護穩定，只輕描淡寫一句：“各民族合同為一家，我們要堅持各民族的平等與團結。”那麼之前被孫承宗、李定國等等民族英雄所抗擊的異族，現在倒成了一家人，當初他們的誓死抵抗、無畏無懼，反而顯得迂腐和狹隘。如此一來，民族英雄不是被後繼的帝王將相與及歷史的大潮所顛覆了嗎?既然現在可以合同為一家，當初為什麼不合同為一家?
理由很簡單，在當初被所謂的‘異族’入侵時，如果官方倡導天下一家，互相包容，統治階級的政權不就要拱手相讓了嗎?至於日後革故鼎新，新帝登位，先前之異族已被‘外儒內法’的文明所漢化，尤為重要的是既定之格局已成，人心已服，誰願再大動干戈?!這時如果宣揚‘四海一家’的論調，統治階級又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擴大疆域，收降異類，以為己用。
如此看來，歷代統治階級推崇“民族英雄”，讓百姓時時刻刻以身仿效，而卻在“英雄標準”(官方)大討論中，刻意迴避曹操、劉備、孫權、孫中山、陳獨秀這類重修宇內，再造乾坤的真正英雄，目的無非是為了讓百姓幫助他們守衛政權，而千萬不要褫奪他們的地位啊!
案例一：
王士珍道：“您能夠奪取現今的權位，除了我的精心謀劃和您的天資卓異之外，實在是由於孫逸仙博士的謙遜禮讓。而您在現今的官方教材裡卻對他提及甚少，反而對鄭成功、史可法、秦良玉、王聰這類民族英雄大書特書，為什麼呢?”
袁世凱：“原因是孫中山不僅是民族英雄，也是造反人物。大力誇讚他，等於這樣告訴老百姓：‘當我們的政府暴虐無道時，我們推翻它是合理合法的。’這將不利於我們維護穩定。而宣傳鄭成功、秦良玉、王聰、史可法這類人物，有利於激發大眾保衛民族，抗擊外侮的情節，可以間接維護我們的政權。”
另一種說法是：
湯薌銘說：“湖南湘學界裡的教材不宜大肆歌頌亂世英雄。應該多表揚‘殺身守節’的民族英雄。”
副官道：“為什麼呢?”
湯薌銘道：“以現在混沌不堪的狀況，越是歌頌亂世英雄對我們的維穩工作越不利。而殺身守節的民族英雄，大都是嚴厲正直、剛正不阿，清高耿介，廉潔奉公，卻拘泥死板，鼠目寸光，徒效犬忠，不懂變通之人。這種人是常見的12種偏才之中最為愚笨的。大力誇讚他們，將有利於弱化百姓的智商，並將他們的思維管狀化、簡單化!”
案例二：
晉惠帝在位十四年，駕崩，他的弟弟豫章王司馬熾被立為皇帝[司馬熾字丰度，就是晉懷帝]，定都長安，後被劉聰殺死，國內大亂。面對黎、傣、羌、苗、土、鮮卑等近十個異族輪番入侵中原的情勢，晉國代表司馬衷發表政治宣言道：“‘五胡亂華’破壞了三國之亂後的國際新秩序，更是對大晉統一三國戰爭勝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中原大地是大晉的固有領土，在主權和領土問題上，大晉政府和子民絕不會退讓半步。誰敢挑釁中華民族尊嚴、威信都將是一場沉重的災難!繁榮強盛的中國和善良勇敢智慧的中華民族，以無比豪邁的胸懷激情高舉旗幟奮勇前進!一切敢於挑釁我們主權尊嚴的敵寇只能是自取滅亡!”
言畢，大晉滅亡。又經宋、齊、梁、陳四代，併入於隋。
隋帝楊堅上臺後表示：“大漢與黎、傣、羌、苗、土等少數民族合同為一家，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在中國，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論人口多少，經濟社會發展程度高低，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異同，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員，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國家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權利，履行相同的義務，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民族團結是指各民族在社會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處、互相尊重、互相幫助。民族平等是民族團結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民族平等，就不會實現民族團結;民族團結則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結果，是促進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作為大隋解決民族的問題的政策，在大隋的典律和有關法律中得到明確規定。《隋法》規定：‘大隋政府統治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大隋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係。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
案例三：
公元350年前後，冉閔殲滅數十萬後趙胡軍，推翻後趙王朝，致書各地，號召漢人起來殺胡人復仇，史載全國各地：‘所在承閔書誅之。’(亦即拿著冉閔的敕令誅殺胡人)
當時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北部、陝西的漢人都紛紛起兵，僅鄴都一地被殺的胡人就高達20幾萬(甚至遠在隴西的麻秋收到冉閔的“討胡檄文”後，都殺掉所部胡人響應，因為隴西胡人太多，呆不住腳，麻秋帶領部下斬關向東出關中投靠冉閔，中途與胡人王朗幹了一仗，殺朗部胡人數千，後被氐酋蒲洪捉了去。)除了向侵略者報仇外，冉閔最大的功績還在於驅逐胡蠻數百萬出中土。
《晉紀》：“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飢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
於是冉閔在當時成為被眾多漢人追捧的民族英雄。
越明年，冉閔敗於鮮卑貴族之手。燕將慕容恪捉到冉閔後，獻與前燕國主慕容俊，慕容俊嘲笑冉閔：“你只有奴僕下人的才能，憑什麼敢妄自稱天子?”冉閔怒道：“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慕容俊大怒，令人鞭之三百，然後送至龍城，斬於遏陘山。
半個世紀過去了，隋煬帝復又與虞世基重溫這段歷史，撫掌大笑道：“前面的民族英雄，不過是白白為我增加人口和疆土罷了!到了我這個時代，鮮卑、諸氐、羌都已經合同為一家了。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又有什麼區別呢?不過都是我的奴隸而已!”
虞世基道：“所以說為了鞏固現在的政局，令百姓能在外侮襲來之際不計生死的為我們作戰，我們應該多歌頌冉閔這類人!”
另一種說法是：
謀士道：“異族人也是人，沒必要趕盡殺絕。希望大王為‘冉魏’王朝積些陰德。”
冉閔道：“不殺盡胡人，不足以顯示我的民族氣節!”
謀士道：“這不符合‘上兵伐謀’的戰略啊!我恐怕以後異族寧肯戰死也不會投降了。關外還有鮮卑族人15萬，一旦發生動亂，以我們的兵力不足以應付。況且中國歷史上的‘族群’現象，一直以兼收幷蓄為外在表現，而以帝王之術和成王敗寇為內在性質。假使我們失敗了，而令鮮卑族人得逞一時，那麼百年之後，鮮卑族人也不過是我們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罷了。您自己屠殺自己人，後世的人又會怎麼看待您的所謂‘民族氣節’呢?請您多從戰略方面考慮，放棄不切實際的極端想法!”
冉閔不聽從，終被燕將所擒殺。
迄今為止，冉閔仍是漢族學者心目中的英雄，而為少數民族心目中的惡魔。
以自己的親族遭受千刀萬剮、自己所締造的政權灰飛煙滅、自己所寄居的身軀萬劫不復的代價，僅僅換來了後世帝王家一句“各民族合同為一家，共同繁榮，共同發展，攜手並進”的政治口號和民間百姓們譭譽參半的評價，到底值得嗎?
案例四：
漢元光六年(前129)春，衛青以車騎將軍率萬騎出上谷郡(治沮陽，今河北懷來東南)擊匈奴，進至龍城(今內蒙古東、西烏珠穆沁旗境)，斬獲700人，受爵關內侯。元朔元年(前128)秋，率3萬騎出雁門郡(治善無，今山西右玉境)反擊匈奴，斬獲數千。二年春，與將軍李息等領兵出雲中(今呼和浩特西南)，向西至高闕(今內蒙古臨河西北)，再折向南，圍殲匈奴白羊王、樓煩王兩部，斬獲數千，取得河南地(今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帶)，開闢其後出擊匈奴單于本部的基地，受封長平侯。五年春，率騎兵3萬出高闕六七百里，夜襲右賢王，俘獲1.5萬人，拜大將軍，統領眾將。六年春、夏，兩次率六將軍、十餘萬騎出定襄(今和林格爾西北)擊漠南單于大本營，殲萬餘人(見河南漠南之戰)。元狩四年(前119)春，率4將軍、5萬騎出定襄奔襲匈奴，擊潰單于本部，追至窴顏山(今蒙古杭愛山南面支脈)趙信城，燒匈奴積粟而還。是役斬獲近兩萬人，給匈奴以沉重打擊(見漠北之戰)。因功與霍去病併為大司馬。
衛青一生七次率兵擊匈奴。用兵敢於深入，奇正兼擅;為將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作戰常奮勇爭先，將士皆願為其效力;處世謹慎，奉法守職。
後世為詩讚之曰：“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虎劍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
二百多年以後，漢室傾頹，天下三分。蜀將衛平以太祖親族多為匈奴所殺為由，欲誅蒙古族將領覘惜。
諸葛亮勸阻道：“衛平、覘惜都是我的將領，都為蜀漢立過大功，理應合同為一家。匈奴族與漢族在我眼裡沒什麼區別，只要能蜀漢建功立業，都可以官居顯爵!南蠻族才是異族!”
後諸葛亮三徵南蠻，收服孟獲，也便不再把南蠻當做異族。反而禮敬如兄，彷彿真的親似一家。
奇怪的是，北魏人民、東吳人民與蜀漢人民一樣，大體均為漢族，卻被諸葛丞相視為異類一般。
所以說國家沒有固定的異族，沒有固定的同胞，沒有一成不變的民族英雄，一切不過是全看帝王將相的政治需要罷了。
案例五：
紹興十年(1140年)夏，金人撕毀和約南侵，岳飛奮起抗戰，大破金兵於蔡州、陳州、穎州，鄭州、西京、蒿州、許州、孟州、衛州、懷州、郾城等地，並在順昌、郾城大捷中粉碎了金“柺子馬”、“鐵浮圖”不可戰勝的神話，朱仙鎮大捷，威振敵膽、金兀朮嘆呼“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正當岳飛所向披靡，抗金取得節節勝利之際，宋高宗於紹興十年七月十七日連下十二道金牌， 強令岳飛班師。
紹興十一年(1141年)四月二十四日， 秦檜為剪除和談障礙，指使万俟萵上章誣篾一貫主戰的岳飛“謀反”，收買王俊作假證，十月將岳飛父子和部將張憲關進杭州大理寺。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8日)，趙構秦檜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將岳飛父子和張憲誣害，岳飛寧死不屈，臨邢前揮筆寫下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誠然是慷慨悲歌，令人萬分悲慟。
然而在我們覺得岳飛可憐、可嘆、可悲之餘，筆者也不免覺得有些可惜。
以趙宋“處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真兇悖之賈充。謀及乃心，效奸雄之曹操”的罪惡，“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滸黃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之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的蠢笨，“借官爵以總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耕，變關會而物價溢湧”的`貪婪，能比雄略非常的完顏兀毒好到哪去?
岳飛與完顏兀毒為何不能聯起手來，殺出個清平世道?!那時，不也能封妻廕子，名留青史嗎?!
惟是，以三綱八目為核心的儒家系統總試圖這樣告訴我們：每當異族入侵，必然本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大肆屠戮，直至萬里山河淪為焦土才肯罷休。
所以忽必烈取江南，不殺一人;多爾袞攻南明，禮賢下士等等故事，都應該是假的。只有嘉定三屠、揚州五日之類的事件更容易讓我們相信。
古語說：“宋亡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誠然有其一定的道理。由於滿蒙的入侵，的確給中華文明帶來了無法修補的斷層，給漢族百姓帶來了難以磨滅的災難。但是這災難之中，也不乏統治階級為保社稷，迫不得已的舉賢任能，從而帶來的些許生機——郝經、竇默、姚樞、劉侃四書記，有作為於天下，冀憑兢兢業業，致三十載太平;康乾盛世，雖屬政治高壓下的浮誇時代，亦得嶽起、湯斌、陸隴其、周培公、姚啟聖等賢才近百人，祿澤一方。
然而在漢族統治下的唐憲宗時期，根據《天災人禍》列表的記載，僅僅十年的功夫，全國人口銳減一半!
那1400餘萬百姓被唐憲宗變到哪裡去了，實在不得而知!
本民族存在的帝王之術、申商之術、壹民理論、勝民法則，其破壞力實在可以與外族入侵等量齊觀，甚至更強亦未可料!!
案例六：
德佑元年(1275)正月，聞元軍東下，文天祥在贛州組織義軍，開赴臨安(今杭州，當時南宋的京城)。
元軍為了減少己方損傷，加上敬重張世傑、文天祥的為人，遂改用攻心戰和誘降計。張世傑過去曾是張弘範父親張柔手下的軍士，其時外甥韓新還在元軍中。張弘範派韓新到宋營，要他以做過萬戶府的經歷勸舅父歸降。對富貴榮華的引誘，張世傑不理不睬，意志堅定。到第三次來勸降時已忍無可忍，用手指著韓新的鼻子怒罵：“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受榮華富貴，但人可以不顧節義嗎?”羞愧得韓新無地自容，悻悻而去。
張弘範又轉到文天祥身上打主意，企圖一箭雙鵰，既誘使文天祥歸降，又利用文丞相在宋軍中的威望，瓦解宋軍。他派李恆勸文天祥修書給張世傑，促其早日歸降。但文天祥不寫，並義正辭嚴地說：“我無法拯救我的父母(指宋王朝)，難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嗎?”一定要他寫，就憤然拿起叫他修降書的紙筆，把被押在船上經過珠江口零丁洋時所作那首流芳人間的詩歌《七律·過零丁洋》寫了出來：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裡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首詩充分表達了文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張弘範看了只得苦笑而止，稱“好人好詩”。張弘範接過詩中“照汗青”的話題說：“國亡了，您捨身為忠孝，但誰為您記人史冊?”文天祥回答：“商朝滅亡了，它的臣子夷齊寧可餓死也不食周朝的糧食，當為臣子的各盡忠心，哪裡管他記還是不記!”張弘範頓時肅然起敬。元軍又在船上大聲向宋方士民喊話，說你們的陳宜中丞相潛逃(指1277年十一月陳宜中到占城不返)，文天祥丞相被俘，不投降還待何時!負隅頑抗唯有死路一條!宋陣不受益惑，士民無人叛變，終日堅守不動，元軍也無計可施。
此一役，雙方死傷兵卒近15萬，屍血橫江。身為有識之士，不設身處地的衡量敵我雙方領袖的十項基本素質——做人原則、政治號召、管理方法、胸襟氣度、謀略判斷、品德見識、統御能力、英明智慧、執法態度、軍事才幹與及雙方各自想要推行的政治制度，反而單一的去看對方是否異族。我華夏正因為有文天祥似的人物，才使得改朝換代與民族融合之時，死傷枕藉!
無怪乎新學社的徐東先生要發表感慨：
雙龍鏖戰氣玄黃，
征夫僵立映碧蒼。
早知族群歸一處，
何必當初血染江!
案例七：
袁崇煥(1584.4.28-1630.8.16)，明末傑出軍事家，抵抗後金英雄、愛國將領。字元素，號自如。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人。祖籍廣東東莞。曾任兵部尚書、右都御史、薊遼督師等。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中三甲第四名，賜同進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縣。喜歡研究兵法，常向退伍老卒瞭解東北邊塞情況。
天啟二年(1622)入京朝覲，升任兵部主事。單騎赴山海關考察關內外形勢，自請守遼抗金，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關監軍。組織修築寧遠(今遼寧興城)等地城堡，招練兵馬。天啟四年再遷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督率軍民修繕邊鎮，開疆拓土。天啟五年十月，抵制遼東經略高第之命，拒絕將軍隊撤譯關內，率部留守寧遠。升山東按察使。次年挫敗努爾哈赤所率後金勁旅，獲寧遠大捷，一炮轟死一代天驕努爾哈赤。改任右僉都御史、遼東巡撫兼兵部侍郎，收復高第所棄關外所有故土。天啟七年苦戰寧遠、錦州，擊退皇態極所率後金大軍十八萬。因受宦官魏忠賢黨徒誣陷，辭官歸。崇禎元年(1628)起任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次年斬殺皮島守將，大漢奸毛文龍。在任遼事期間曾多次擊敗後金軍的進攻，阻止後金軍南下。
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繞開袁崇煥在遼西的防線進攻北京。袁崇煥聞訊後率部星夜馳援京師。獲廣渠門、左安門大捷，以九百鐵騎大破八旗軍20萬，力解京師之危。但昏君崇禎帝聽信讒言，昏君崇禎帝中皇太極反間計，以為袁勾結後金，引敵脅和被逮下詔獄。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以謀逆罪磔死。其屍身被百姓所食。袁崇煥被冤殺後，明朝軍隊離心離德，再沒人為崇禎這個昏君效力，紛紛投向清朝，明朝很快就滅亡了。其部下佘義士夜竊其屍葬於今北京廣渠門內東花市斜街，即原廣東義園，併為其世代守墓至今已傳十七代。清初設館修《明史》時，冤情方大白。袁崇煥被後代歷史學家閻崇年譽為“明朝第一將軍”。
袁崇煥沒搞明白的是，無論是歷史悠久的漢族，還是粗野鄙陋的異族，在入主中原初期都會兢兢業業，修德律己，躬行卑政。到了中後期，也一樣會妄行不法、貪腐、蠹政害民。正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把大明朝與大清朝的皇帝一個個的對比一下，就知道其實都是半斤八兩。早知道無論誰登位九五，對天下生民都是專制獨裁，還不如索性找個“開明專制”的君主!
在如今已是滿漢一家的時代，袁崇煥寧肯千刀萬剮，也不受降的意義又體現在哪了呢?
假使皇太極、多爾袞入關之初，想要推行一種比南明更腐朽的政治制度，袁崇煥的寧死不降多多少少還會有一些積極意義，可以鼓勵萬千百姓反抗強壓於自身之上的且極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但問題是，皇太極、多爾袞是打著踐行《四順》、《十一經》的治國理念來的。
何謂四順?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譯為：政令所以能推行，在於順應民心;政令所以廢弛，在於違背民心。人民怕憂勞，我便使他安樂;人民怕貧賤，我便使他富貴;人民怕危難，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滅絕，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為我能使人民安樂，他們就可以為我承受憂勞;我能使人民富貴，他們就可以為我忍受貧賤;我能使人民安定，他們就可以為我承擔危難;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們也就不惜為我而犧牲了。單靠刑罰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僅憑殺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悅誠服。刑罰繁重而人心不懼，法令就無法推行了;殺戮多行而人心不服，為君者的地位就危險了。因此，滿足上述四種人民的願望，疏遠的自會親近;強行上述四種人民厭惡的事情，親近的也會叛離。由此可知，“予之於民就是取之於民” 這個原則，是治國的法寶。)
何謂十一經?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譯為：把國家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把糧食積存在取之不盡的糧倉裡。把財貨貯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庫裡。把政令下達在流水源頭上。把人民使用在無所爭議的崗位上。向人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們敞開立功必賞的大門。不強幹辦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於難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所謂把國家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就是把政權交給有道德的人。所謂把糧食積存在取之不盡的糧倉裡，就是要努力從事糧食生產。所謂把財富貯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庫裡，就是要種植桑麻、飼養六畜。所謂把政令下達在流水源頭上，就是要令順民心。所謂把人民使用在無所爭議的崗位上，就是要盡其所長。所謂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罰嚴厲。所謂向人民敞開立功必賞的大門，就是獎賞信實。所謂不強幹辦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謂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強迫人民去做他們厭惡的事情。所謂不可立足於難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貪圖一時僥倖。所謂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騙人民。這樣，把政權交給有道德的人，國家就能安定。努力從事糧食生產，民食就會充足。種植桑麻、飼養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順民心，威令就可以貫徹。使人民各盡所長，用品就能齊備。刑罰嚴厲，人民就不去幹壞事。獎賞信實，人民就不怕死難。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無不成。不強使人民幹他們厭惡的事情，欺詐作假的行為就不會發生。不貪圖一時僥倖，人民就不會抱怨。不欺騙人民，人民就擁戴君上。)
而且在多爾袞統治中原初期，出於收攬人心、維護穩定的政治目的，他也的確是按照‘四順’、‘十一經’中的妙諦來裝孫子的。而南明的幾個末代皇帝連孫子都懶得裝。所以袁崇煥的反抗顯然不合情理，也談不上大義凜然。充其量是書呆子的做法。
文天祥——宋末三傑之一
文天祥，初名雲孫，字履善，又字宋瑞，自號文山、浮休道人。選中貢士後，換以天祥為名，改字履善。[1-2] 相貌堂堂，身材魁偉，皮膚白美如玉，眉清目秀，觀物炯炯有神。在孩提時，看見學宮中所祭祀的鄉先生歐陽修、楊邦義、胡銓的畫像，諡號都為“忠”，即為此高興，羨慕不已。說：“如果不成為其中的一員，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漢。”他二十歲即考取進士，在集英殿答對論策。當時宋理宗在位已很久，治理政事漸漸怠惰，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為題議論策對，其文章有一萬多字，沒有寫草稿，一氣寫完。宋理宗皇帝親自選拔他為第一名。
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起用為荊湖南路提刑。因此見到了原來的宰相江萬里。江萬里平素就對文天祥的志向、氣節感到驚奇，同他談到國事，神色憂傷地說：“我老了，觀察天時人事應當有變化，我看到的人很多，擔任治理國家的責任，不就是在你嗎?望你努力。”
文天祥給人民留下的精神財富是豐富的。雖然他在文學研究上除了《御試策—道》這篇哲學專著外，再無其它專題研究或專著，這是由於當是的環境不允許他坐下來進行專題研究所致，除對策、封事等外，他在百忙中不卻友人之所託，寫了大量的文稿，其中包括序言、墓誌銘，壽序、贊、頌、祝辭、書、啟、跋等各種不同形式的文體。此外，詩、詞最多，除了《指南錄》和《指南後錄》和《吟嘯集》外，還有《集杜詩》200首以及《十八拍》和少量的詞等。這是最有價值的著作，稱之為史詩。此外還有在抗元前的部分詩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