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編《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因襲與改編的內容
清編《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因襲與改編的內容
清編《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因襲與改編
清編《全唐詩》卷10至卷29將郊廟樂章和樂府歌詩單獨列出，“以存一代樂制”[1]，這20卷所收錄的詩歌，除少數郊廟樂章外，幾乎全部重見於同書收錄的詩人本集之中。這部分重出詩歌數量達到2838首[2]，其中很多是唐詩名篇。這種重出互見的現象是《全唐詩》編排體例造成的，故佟培基先生《全唐詩重出誤收考》對它們均未作考辨。但我們注意到，這些在《全唐詩》中前後重出的詩歌文字有著較大差異，存在很多異文。這些同書異文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全面比勘唐詩異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全唐詩》前面樂府部分所錄詩歌的文字與《樂府詩集》有著驚人的相似，甚至大多數文字是完全相同的。這個現象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清編《全唐詩》與《樂府詩集》是否存在著某種關聯？學術界無論是在研究《樂府詩集》的學術、資料價值，還是在探討《全唐詩》的資料來源和成書經過時，都鮮有學者關注二者之間的關係。筆者嘗試對此問題進行粗淺的討論，並求教於方家。
一、清編《全唐詩》前後重出詩歌異文的比勘
《全唐詩》卷126錄王維《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楊子談經所（一作處），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換（一作緩），坐久落花多。逕轉回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啟，前路擁（一作引）笙歌。”此詩在《樂府詩集》卷80“近代曲辭”作《崑崙子》：“揚子譚經去，淮王載酒過。醉來啼鳥喚（一作換），坐久落花多。”未署名。[3]《全唐詩》卷27，詩題、文字均同《樂府詩集》，僅錄前四句，亦未署作者名。《全唐詩》卷128錄王維《息夫人》：“莫以今時（一作朝）寵，難忘（一作寧無，一作能忘）舊（一作昔）日恩。看花滿眼（一作目）淚，不共楚王言。”此詩在《樂府詩集》卷80作《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無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應門。”比前者多出四句，且未署作者名；《全唐詩》卷27，詩題、文字均同《樂府詩集》，亦未署名。那麼後四句從何而來呢？《樂府詩集》卷79《水調歌》入破第六徹：“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未署作者名；《全唐詩》卷27，錄此四句，亦未署名，與《樂府詩集》完全相同。
上面所列是不是個別現象呢？為了搞清楚事實真相，我們將《樂府詩集》中收錄的所有唐詩與《全唐詩》進行了一一比勘，但由於其數量相當巨大，不宜在此全部列舉。為了便於表述和閱讀，僅從《唐詩三百首》中選擇幾首較為著名的樂府詩來進行對比，如表1所示。
從表1不難看出，無論詩歌標題、作者，還是詩句本身，《全唐詩》前面樂府部分所錄詩歌的文字與後面詩人本集（少數詩歌散見於他人詩集）中的文字有很多不同之處，二者的資料來源顯然不同；除了少數文字是揚州詩局的館臣們依詩人本集校改（標註“集作”）以外，前者與《樂府詩集》中的文字卻高度吻合。這絕非偶然現象，透過將《全唐詩》與《樂府詩集》進行全面比勘，還會有更多的發現。
二、清編《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因襲
誠如前賢所論，清編《全唐詩》奉旨而撰，以十人之力在不足一年半的時間完成了編校整理工作，成書極為迅速。其中詩人本集部分雖然主要是依據季振宜《全唐詩稿本》和胡震亨《唐音統籤》等加工而成，但也並非完全照搬，有些是經過了館臣們的重新選擇和刪改，有些是經過了他們的輯補和校勘，也有些是利用了前人的整理本加工而成。[4]總體來說，《全唐詩》詩人本集部分的資料來源是相當複雜的，但前面的樂府部分基本上是將《樂府詩集》中的唐詩直接照搬而來。其依據略有如下數端。
首先，從樂府分類來看，異中有同，同大於異。郭茂倩《樂府詩集》從音樂的角度將樂府詩分為12類，而《全唐詩》將12類合併為8類，刪去“燕射歌辭”、“清商曲辭”、“近代曲辭”和“新樂府辭”。乍一看，似乎二者區別明顯，但實際上，《全唐詩》除“新樂府辭”刪去了全部內容外，其餘三類所收詩歌幾乎全部保留了下來，合併在其他類中；而且詩歌的總體編排次序是基本一致的，不但各類對應，甚至各題的順序也都基本相同。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雖然《全唐詩》與《樂府詩集》在郊廟歌辭和樂府歌詩的分類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它們是異中有同，而且是同大於異。至於《全唐詩》採取不同於《樂府詩集》的分類方法，可能是基於以下原因：一方面是揚州詩局的館臣們認為《樂府詩集》的分類不盡合理。正如整理本《樂府詩集·出版說明》中指出：“這十二類的分法，也有可商處。如舞曲，分雅舞、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那已經包括在郊廟、燕射中了。再像鞞、鐸、巾、拂等舞曲，都包括在清商曲內。那末舞曲就不必另立一類了。”[5]3郭茂倩以音樂分類自有其合理之處，但也不可避免有著某些缺陷，“由於其賴以分類的‘音樂’存在著不精、不清、不明等多方面的弊端，而先後遭到了元、明、清諸多學者的批評和指責，有的甚至另起爐灶，進行重新編集與分類，如元代的吳萊、胡翰、左克明，清代的馮班等人，即皆為‘貶郭’隊伍中的中堅人物。”[6]彭定求等十位編修官皆在籍翰林，進士出身（三人為狀元），飽讀詩書，有著自己的判斷和取捨，在編修《全唐詩》時對樂府詩的分類方法採取了微調。如郭茂倩《樂府詩集》卷79《近代曲辭序》雲：“近代曲者，亦雜曲也。”直接指出了“雜曲歌辭”與“近代曲辭”的關係。郭氏將二者分開，也在《近代曲辭序》中說明了原因，是本著“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的原則。顯然，《全唐詩》編者不認同郭氏的這種分類方法，因此進行了類目上的調整。另一方面，可能與《全唐詩》的總體編排有關。還以“近代曲辭”為例，《樂府詩集》的“近代曲辭”主要是收錄隋唐以來的雜曲，與“新樂府辭”有何區別呢？清代錢良擇《唐音審體》雲：“（《樂府詩集》）又分隋、唐雜曲為‘近代曲辭’，以別於古，而不列之‘新樂府’，以其皆有所本，皆被於樂，與古不異也。”[7]指出了它們最大的區別就是收入“近代曲辭”中的唐代歌詩是可以入樂的，“新樂府辭”一般是不入樂的。因為《全唐詩》樂府歌詩部分未收“新樂府辭”，也就失去了將二者對比以強調音樂性的必要了，所以館臣們將“近代曲辭”納入“雜曲歌辭”之中。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樂府詩集》所收某些類別的詩歌中唐詩數量極少，故而《全唐詩》將其歸入相近的類別中。如《樂府詩集》“燕射歌辭”中僅收錄唐代《晉朝饗樂章》和《周朝饗樂章》二首，《全唐詩》若單列為一類就顯得非常不協調；且將其納入“郊廟樂章”也並無不妥之處，反而更恰當。
其次，從編次序目來看，變不亂為亂，亂出有因。《全唐詩》詩人本集部分的編排總體上是按詩人登第年、入仕年、卒年等先後為序，雖然有不少欠妥之處，受到歷代學者的指摘，但主要是因為資料缺失、考證未精的緣故造成，尚不至於雜亂。與之相比，《全唐詩》樂府部分很多詩次序編排顯得極為混亂，中晚唐詩和初盛唐詩交錯編排在一起，沒有按照時代先後排列。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就是因為《全唐詩》卷10至卷29中詩歌的編排次序幾乎完全與《樂府詩集》一致，僅將《樂府詩集》中非唐代的詩歌剔除。筆者嘗試著將《樂府詩集》編排詩歌的特點概括為：“分類按題列先後”，即從音樂的角度將入選詩歌分為12類，每類下列有若干題，同題詩歌按照時代次序排列。有些題下無初盛唐詩，僅錄中晚唐詩；在換題之後，該題下可能既有初盛唐詩，也有中晚唐詩。而《全唐詩》無論分類還是各類下的諸題，在編排次序上幾乎都按照《樂府詩集》，從中選錄唐代詩歌，這樣就破壞了《樂府詩集》編排詩歌的“有序性”，變“不亂”為“亂”，從而顯得雜亂無章。如《全唐詩》卷17“鼓吹曲辭”依次收錄：《朱鷺》（張籍）、《艾如張》（李賀）、《上之回》（盧照鄰、李白、李賀）、《戰城南》（盧照鄰、李白、劉駕、僧貫休）等，忽前忽後，不免給人雜亂之感；但若對比《樂府詩集》卷16，就會明白其亂出有因。這些詩歌是從“漢鐃歌”中輯出，《樂府詩集》先列十八首“古辭”，然後再列歷代歌辭，“漢鐃歌上”編排次序為：《朱鷺》六首、《艾如張》二首、《上之回》七首、《戰城南》七首。《全唐詩》依次挑出各題下的唐代歌詩編輯而成，所以總體稍顯混亂，其實從《上之回》、《戰城南》可以看出，同題下的唐詩還是按時代先後排序的，可以說“亂出有因”。
第三，從異文取捨來看，《全唐詩》前面樂府部分所收詩歌文字基本上均依《樂府詩集》。上文透過對《全唐詩》前後重出詩歌異文的比勘，已經初步證實了這一點。不妨再列舉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作進一步說明。我們注意到，《全唐詩》前後重出的詩歌中有很多詩題都完全不同。楊慎《升庵詩話》卷一“子美贈花卿”條雲：“唐世樂府，多取當時名人之詩唱之，而音調名題各異。杜公此詩（《贈花卿》），在樂府為入破第二疊。王維‘秦川一半夕陽開’，在樂府名《相府蓮》，訛為《想夫憐》；‘秋風明月獨離居’為《伊州歌》；岑參‘四去輪臺萬里餘’為《蔟拍六州》；盛小叢‘雁門山上雁初飛’為《突厥三臺》；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為《蓋羅縫》……”[8]誠如楊慎所云，在唐代樂府中很多詩歌“音調名題各異”。因為《樂府詩集》主要是依音樂曲調命名，常將原詩題隱去，故而與詩人本集中的詩題差別較大。楊慎所列舉的這些詩歌在《全唐詩》中大多重出，而且前面樂府歌詩中的詩題多依《樂府詩集》。
第四，從樂府解題上來看，《全唐詩》所收樂府詩解題多節自《樂府詩集》。郭茂倩《樂府詩集》的解題以“浩博”“精審”著稱，《四庫全書總目·樂府詩集》贊曰：“其解題徵引浩博，援據精審，宋以來考樂府者無能出其範圍。”[9]《全唐詩》中的樂府詩，不僅僅詩題、作者、詩歌文字主要依據《樂府詩集》，就連樂府解題也都從《樂府詩集》中簡化而來。如《樂府詩集》卷79《伊州歌第一》下注：“《樂苑》曰：《伊州》，商調曲，西京節度蓋嘉運所進也。”（按，“西京”當為“西涼”，“蓋”原作“盍”，可能皆為鈔刻致誤。《全唐詩》均已改正）《全唐詩》卷27同此注，但刪去“《樂苑》曰”三字。當然，《全唐詩》並非一味照搬《樂府詩集》的解題，而是選擇性摘錄，或綜合而成；而且還有一些解題因刪節過多，導致句意難以理解。如《全唐詩》卷23“琴曲歌辭”下注：“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自是已後，作者相繼。”此注後兩句讓人頗為費解。該注是從《樂府詩集》卷57解題所引《琴論》中刪節而來，原文介紹了琴曲中“暢”“操”“引”“弄”的寓意以及琴曲的發展演變和分類，然後說：“自是已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語義清晰，不難理解。刪去文獻的來源出處，是《全唐詩》編者經常採用的一種手法，頗為後人詬病。
第五，還有一些因《樂府詩集》而致誤的例子，更能說明《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依賴。前面談到《樂府詩集》卷80錄《簇拍相府蓮》共8句，其實是將《息夫人》和無名氏《水調歌》入破第六徹疊加而成，明顯是誤收；而《全唐詩》卷27也隨之而誤。又，《全唐詩》卷21“相和歌辭”錄《大子夜歌》二首和《子夜警歌》二首，均署名陸龜蒙，在兩首詩題下均注：“次首本古曲辭。”這兩首詩在《樂府詩集》卷45“清商曲辭”均未署名，《全唐詩》據何署名為陸詩呢？《樂府詩集》點校本道出了原委：“《大子夜歌》二首、《子夜警歌》二首，皆晉宋辭。《全唐詩·樂府》因此二題與上文陸龜蒙作相連，遂作陸詩收入，誤也。”[5]654《樂府詩集》中《大子夜歌》二首緊接在陸龜蒙《子夜四時歌》四首之後，又未署名，導致《全唐詩》編者產生誤解，以為它也是陸氏之作。這種現象在《全唐詩》中也較為常見，如《樂府詩集》卷80在張祜《上巳樂》後多首詩均未署名，《思歸樂二首》之二和《戎渾》分別是王維《送友人南歸》和《觀獵》的前四句，而《全唐詩》卷27均收入，亦未署名；但《全唐詩》卷511張祜本集皆作為張詩而誤收。《樂府詩集》“近代曲辭”部分的編纂似乎較為草率，此前各卷各類詩歌基本上是每首詩下都署名，但“近代曲辭”很多詩題下未註明作者，故而容易導致後人產生誤解，要麼以為這些詩的作者是無名氏，要麼以為這些詩與前面一首（或數首）屬於同一位作者。《全唐詩》樂府歌詩不少署名錯誤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透過以上全面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清編《全唐詩》中的郊廟樂章和樂府歌詩是從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移植而來。
三、清編《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改編
雖然《全唐詩》卷10至卷29是將《樂府詩集》中的唐詩挑選出來依次組合而成，但並非完全照搬，揚州詩局的館臣們也還做了一些加工和整理工作。如在取捨異文時，也有少數文字是依後面詩人本集（或其他版本的詩人別集）而錄，沒有完全依照《樂府詩集》，也就是說兩者所收詩歌也存在著少量異文。《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改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少數詩歌的編排次序不同。《全唐詩》卷10至卷29編排順序總體上是依照《樂府詩集》而列，但也有少量調整。如表2所示，《全唐詩》卷16“郊廟樂章”的最後收錄了《晉昭德成功舞歌》四首，而《樂府詩集》將它們放在卷52“舞曲歌辭”。這是宮廷舞歌，放在“郊廟樂章”也有其道理。《樂府詩集》卷56《舞曲歌辭五》在《霓裳辭十首》前有太宗《唐功成慶善樂舞辭》、德宗《唐中和樂舞辭》各一首；但在《全唐詩》卷22未收錄，因為《全唐詩》卷1已經收錄，故此處略去。可見，《全唐詩》前面的帝王等篇章的安排與樂府部分是有統籌考慮的。《樂府詩集》卷78《雜曲歌辭十八·步虛詞》，如果《全唐詩》不改變《樂府詩集》的編排次序，則這些詩當放在卷26末尾或卷27開頭部分；但《全唐詩》作為“雜歌謠辭”放到了樂府部分的最後，即卷29末尾。
第二，收錄的詩歌在篇目取捨上存在著少量差異。主要有兩種情況：
一是《樂府詩集》收錄而《全唐詩》未收。《樂府詩集》卷38，李賀《安樂宮》前有陳子良《新城安樂宮》“春色照蘭宮”，《全唐詩》卷20未收，但卷39收錄。《樂府詩集》卷58在白居易《昭君怨》前有崔鴻《四皓歌》，《全唐詩》卷23未收。《樂府詩集》卷78，李白《高句麗》後接《舍利弗》和《摩多樓子》兩詩，均未署名（目錄作無名氏），《全唐詩》卷26未收，卷165收《舍利弗》為李白詩，未收《摩多樓子》（按，《李太白集》收為二者李白詩）；《樂府詩集》卷78，吳筠《步虛詞》十首，《全唐詩》卷29未收，卷853吳筠集收錄；《樂府詩集》卷87“雜歌謠辭五”最後一首《唐天寶中京兆謠》，《全唐詩》卷29未收，卷878收錄。
二是《全唐詩》收錄而《樂府詩集》未收。《樂府詩集》卷90至卷100“新樂府辭”部分，《全唐詩》均未收錄，其原因在《全唐詩·凡例》已經進行了說明。除此之外，也還有少量作品《樂府詩集》未收，而《全唐詩》補錄。如《樂府詩集》卷82“近代曲辭”止於李賀《十二月樂辭》，而《全唐詩》卷28“雜曲歌辭”在李詩後收錄了《桃花行》5首（李嶠、李乂、徐彥伯、蘇頲、趙彥昭），張說《蘇摩遮》5首、《舞馬詞》6首、《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3首，白居易《小曲新詞》2首、《閨怨詞》3首和盧綸《皇帝感詞》4首。此28首詩中，《樂府詩集》僅錄3首，且不在“近代曲辭”中。《樂府詩集》卷90“新樂府辭”收白居易《小曲新辭二首》。盧綸《皇帝感詞》之三，在《樂府詩集》卷11“唐儀坤廟樂章”中作“安和”，署名劉子玄；而這首詩在《全唐詩》中重出4次，卷14同《樂府詩集》卷11，卷94題同《樂府詩集》未署名，卷277盧綸集同卷28有異文。這些詩在《全唐詩》卷28中均以“集作”出校異文，又都在詩人本集再次錄入，不知《全唐詩》“雜曲歌辭”據何而錄？難道《樂府詩集》卷82有詩歌散佚？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不便妄測。
第三，詩人的署名不同。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是《樂府詩集》署名而《全唐詩》未署名。《樂府詩集》卷82《金縷衣》署名李錡，《全唐詩》卷28未署名；《樂府詩集》卷86《敕勒歌》署名溫庭筠，《全唐詩》卷29未署名。這是揚州詩局館臣意識到《樂府詩集》的不妥之處，故而將其所署姓名除去，有這種意識是可取的，可惜未能作出取捨或加以校注。
二是《全唐詩》署名而《樂府詩集》未署名。《全唐詩》卷26《沐浴子》：“澡身經蘭汜，濯發傃芳洲。折榮聊踟躕，攀桂且淹留。”署名李白，《樂府詩集》卷74未署名。《詩紀》卷130列入“樂府失載名氏”，將此詩歸於李白名下。如果此詩作者存疑，導致將其繫於李白名下的原因，極可能是與《樂府詩集》的詩歌編排有關。因為此詩的前後兩首詩均為李白所作，前一首是《結襪子》，後一首是同題《沐浴子》“沐芳末彈冠”，此詩僅四句夾在中間，未署名，極易導致人們誤以為此詩亦為李白所作。上文已經談到，這種因《樂府詩集》編排方式，而導致《全唐詩》誤署名的情況較多。如《全唐詩》卷26《上皇三臺》署名韋應物，《樂府詩集》卷75未署名。《上皇三臺》，在《樂府詩集》中排在韋應物《三臺二首》的後面。
三是《樂府詩集》與《全唐詩》署名不同。《樂府詩集》卷31《銅雀妓》題下第四首“日暮銅雀回”，署名高適，《全唐詩》卷19署名王適。《樂府詩集》卷69《自君之出矣》兩首，前者署名李康成，後首署名辛弘智；《全唐詩》卷25前者署名辛弘智，後者署名李康成。《樂府詩集》卷72《離別》題下第3、4首均署名趙微明；《全唐詩》卷26第3首署名張彪，第4首署名趙微明。《樂府詩集》卷76《秋夜曲》兩首均署名王維；《全唐詩》卷26前者署名張仲素，後者署名王涯。《樂府詩集》卷76《夜坐吟》“冬夜夜寒覺夜長”署名李白，“踏踏馬頭（一作啼）誰見過”署名李賀；《全唐詩》卷26二者均署名李白。《樂府詩集》卷77《春江曲》三首均署名張仲素，《全唐詩》卷26署名王涯一首、張仲素二首。《樂府詩集》卷78《摩多樓子》署名李白，《全唐詩》卷26署名李賀。
第四，詩序和樂府解題的差異。《全唐詩》前面部分的樂府詩很少收錄詩序，即便原詩本來有詩序，在該部分也多被刪去，與《樂府詩集》保持一致。但也有少數例外，《全唐詩》卷23“琴曲歌辭”有不少詩都保留了詩序，尤其是韓愈詩歌，如《岐山操》《履霜操》《殘形操》等。《全唐詩》卷23李白《雉朝飛操》，題下注雲：“雉朝飛者，犢沐子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感之而作。”而《樂府詩集》卷57該題引述楊雄《琴清英》、崔豹《古今注》，所述之事與此注完全不同。李白此詩的題下注出自哪裡呢？翻檢韓愈詩集可知，此注實為韓愈同題詩的詩序。也就是說，揚州詩局的館臣用韓愈詩序作為李白樂府詩的解題，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同時，也說明《全唐詩》並非完全照搬《樂府詩集》，尤其是“琴曲歌辭”部分，對於韓愈詩序採錄頗多，即便韓愈詩序與《樂府解題》《古今注》等有不同的表述，《全唐詩》也多依韓詩序。這與其他部分的解題主要是依據《樂府解題》和《古今注》不同。此外，韓愈詩歌文字也多依韓集，不依《樂府詩集》，如《全唐詩》卷23韓愈《別鵠操》，題中的“鵠”在《樂府詩集》卷58作“鶴”，在《全唐詩》卷336作“鵠”。
雖然《全唐詩》與《樂府詩集》有以上等方面的差異，但這些畢竟是少數現象，只能說明《全唐詩》編著者有意識地進行了部分加工，無法否定二者之間的緊密關係，從所收詩歌的整體來說，《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因襲是顯而易見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四、清編《全唐詩》樂府歌詩編纂經過蠡測
透過將《全唐詩》前面所收樂府歌詩與《樂府詩集》進行全面比較，可以大概推測出該部分編纂的經過。
第一，清編《全唐詩》卷10至卷29單獨列編的樂府歌詩是將《樂府詩集》中的唐詩挑揀出來，再按照《樂府詩集》的編排次序組合而成。學術界對於清編《全唐詩》資料來源及成書經過的研究似乎多是從第30卷以後展開的，前面部分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可能主要是因為前面部分的絕大多數樂府歌詩都在後面重復出現，所以就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過多關注。而實際上，在從事唐詩整理和研究的過程中，這些樂府歌詩是無法迴避的。不僅因為它們數量巨大、名篇極多，還因為它們在標題、作者、內容上都與後面詩人本集中重出的詩歌存在著很多差異，更重要的是後代廣泛流傳的詩歌文字，如以《唐詩三百首》為代表的諸多普及性唐詩選本，恰恰有不少文字都與《樂府詩集》保持一致。李嘉言先生在《改編〈全唐詩〉草案》中提到：“現行《全唐詩》卷首有《樂府詩集》一類，其作者往往與各專集不合。如《享太廟樂章》題下注雲‘魏徵、褚亮等作’，而《魏徵集》全收之。當為校訂。”[10]李先生注意到了《全唐詩》前後署名的差異，但未討論其形成的'原因。透過上文的討論可以知道，此類署名差異就是因為《全唐詩》前面部分是因襲《樂府詩集》，與後面詩人“專集”所依的底本不同而導致的。另外，《樂府詩集》中存在著誤收、漏收的現象，其中所收的部分唐詩嚴格來說並非樂歌，還有不少未收入的唐詩實當歸屬樂府[11]；但由於《全唐詩》樂府歌詩部分過於依賴郭茂倩《樂府詩集》，所以《樂府詩集》未收者，《全唐詩》亦多未收錄。若從“存一代樂制”的目的來看，《全唐詩》的做法顯然是不可取的。
第二，清編《全唐詩》樂府歌詩是在《全唐詩》主體部分編定之後，再利用已經完成的詩人本集對這些樂歌進行了粗略的校勘。從《全唐詩》出校異文的不同方式上可見端倪。《全唐詩》在出校這些樂府歌詩的異文時，除了全書中最常用的“一作（某）”外，還用到一個詞“集作（某）”。“一”與“集”，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透露出了揚州詩局館臣們採用的底本與參校本之差異。“集作（某）”的意思是該字（詞）在詩人的本集中作某字（詞），這個詞充分說明《全唐詩》該部分使用的底本絕非詩人本集。那麼，底本是何本呢？拿它們的文字（包括異文）與《樂府詩集》對比，不難發現，這些文字幾乎完全依《樂府詩集》而載錄，《樂府詩集》是底本。出校“集作”者，也就是校本到底是依何集呢？楊建國先生曾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全唐詩》‘樂府雜曲’中，除‘一作’外，餘多‘集作’字樣……據現今傳本，不少詩人並無別集行世，但其詩中仍有‘集作’出注。想來，《全唐詩》‘集作’之‘集’，至少該用稱別集或總集。”[12]楊先生推測《全唐詩》樂府部分是用了詩人別集或總集參校，但沒有深入討論其究竟是何集，其實將這些出校“集作”的異文與《全唐詩》後面詩人本集中所收錄的詩歌對比，就可以發現“集”指的就是《全唐詩》後面所收錄的詩人本集。這說明揚州詩局的館臣們首先編定了各位詩人的本集，然後再用這些已經完成的本集對前面採自《樂府詩集》的郊廟樂章和樂府歌詩進行了粗略的校對。之所以說“粗略”，是因為出校的異文既不全面，也不多、不精。簡而言之，在《樂府詩集》中標註“一作”者，《全唐詩》幾乎完全照搬；《全唐詩》標註“集作”的異文，是《樂府詩集》中所沒有的，是館臣們用《全唐詩》後面的詩人本集比勘而出校的異文。
第三，從出校異文和詩歌編排的方式來看，《全唐詩》前面的樂府歌詩編纂可能也出於多人之手。表現較為明顯的是琴曲歌辭和雜曲歌辭部分。其一，這兩部分出校的異文較多，尤其是“集作”出現的頻率遠高於其他部分，說明編者在因襲《樂府詩集》的同時，還進行了較為認真地的勘工作。其二，這二者在詩歌的編排方式上也不同於其他部分，有些詩歌不是完全按照《樂府詩集》來排序，如上文在討論“編排次序的不同”和“收錄詩歌的差異”時所列舉的很多案例都出自這兩部分。另外，這種“不同”在詩序和解題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全唐詩》中的樂府歌詩基本不錄詩序，解題與《樂府詩集》相比數量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從《樂府詩集》中摘錄、提煉而成，篇幅短小，內容簡潔；唯獨琴曲歌辭部分，《全唐詩》不但大幅度增加了解題的數量，而且語言風格不同於其他各部分，還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如對韓愈詩序採取極多，琴曲歌辭部分的編選者偏愛韓詩是顯而易見的。綜合以上情況，基本可以判定《全唐詩》樂府歌詩為多人選編而成。
餘 論
自南宋以來，《樂府詩集》一直廣泛流傳，成為後人校勘唐詩、取捨異文的一個重要依據，故而弄清楚《全唐詩》與《樂府詩集》的關係，對於二者的校勘整理頗有意義。如整理《樂府詩集》時是否必須採用《全唐詩》作為參校？依筆者愚見，對於其前面樂府歌詩部分的使用就需要引起注意，似乎不宜將其作為主要的參校本，（下轉第70頁）
（上接第29頁）因為它們源於《樂府詩集》，揚州詩局館臣們僅依據別本或自己的判斷作出了少量的改動，若再以此參校，就有迴圈校勘之嫌。而且《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因襲有少數是盲從，有些是隨之而誤，甚至以不誤為誤，因而導致唐詩形成新的異文；《全唐詩》對《樂府詩集》的改編也有不盡合理之處，如詩序和解題刪削過多、隱去文獻來源等不嚴謹的行為。筆者曾設想若重編有唐一代詩歌總集，前面樂府歌詩是否應該單獨列出？異文又該如何取捨？清編《全唐詩》樂府歌詩部分誤收、漏收的唐代樂府詩，是否應該剔除或補足？新出版的《全唐五代詩》（初盛唐卷）沒有單獨列出樂府歌詩，也沒有說明原因，也就不存在如何處理這些樂府歌詩的問題了；只是這樣處理以後，前人“存一代樂制”的願想也就此落空。當然，唐詩的整理研究工作還在繼續，上述問題仍然值得學者們思考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