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日藏古本的文獻學價值
《詩經》日藏古本的文獻學價值
日本所藏《詩經》唐抄本和日人所書寫之《詩經》古抄本，日本藏《毛詩正義》單疏本、南宋十行本，及其江戶時代和刻活字本等，多存《詩經》古本風貌。
《詩經》今存寫本，以敦煌石窟所見卷子為最古，皆唐以前人手寫，大有裨於《詩經》研究。除此之外，還有古代流傳於日本之唐抄本和日人所書寫之抄本數通。唐人抄寫而自唐傳入日本的抄本，學界稱為唐抄本。同時，還有日人抄寫而與唐抄本密切相關的抄本。[1]其中靜嘉堂藏《毛詩鄭箋》20卷、龍谷本和清原宣賢手抄《毛詩》等皆很完整。[2]《詩經》之古印本，即最古之宋本，國內當數國家圖書館儲存之兩種，餘則不存;而日本今尚存宋紹興九年所刊《毛詩正義》單疏本[3]和南宋十行本，即《附釋音毛詩註疏》[4]，前書列入日本“國寶”，後書亦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財”。日本江戶時代活字本中的《毛詩》白文與《毛詩鄭箋》，多以儲存舊貌為己任，亦有理應珍視者。
清人嚴可均於《鐵橋漫稿》卷八言：“書貴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閱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爛壞不全，魯魚彌望，亦仍有絕佳處，略讀始能知之。”[5](書宋本後周書後)《詩經》之古寫本印本，唐抄宋槧，珍如珙璧，一旦散佚失墜，無以挽回，訪書藏典之事，可謂大矣!其真價，固不當以藏於海內海外相議，而海外傳者，得之不易，亦常令學子“望洋興嘆”矣!
筆者執教鞭於東瀛，欲聚古文舊書，幽搜討尋，不遺餘力，而猶致力於《詩經》古本之集攬。每得一通，或傾囊相購，或遠借攝影，或託友人影印，或翻為楷書，歷數年，所知古寫本、印本，大體到手。
以上《詩經》日藏資料，既為研究日本詩經學之基礎材料，如與國內研究相輔相成，又於拓展中國古典文獻學、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有所啟發。筆者陸續發表各本研究論文，又撰此短文，論其文獻學研究之前景，以明飄零它山之故葉歸根之意也。各種寫本、印本，價值自然不盡相同，此不詳論，僅言其大要而已。
一、考經文
《墓門》二章“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戴震《毛鄭詩考證》謂“訊”乃“誶”字轉寫之訛。安徽阜陽漢墓出土《詩經》竹簡正作“歌以誶□”。靜嘉堂本《毛詩鄭箋》、足利乙本等抄本“訊”皆寫作“”，即“誶”之俗字。蓋“”與“訊”字形相近，遂被誤認作“訊”。
《碩鼠》：“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篇兩引此文，並作“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逝彼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誠如島田翰所言，此乃因為疊句，從省不書，止於“逝彼樂土”各字下，各加重文號，展轉傳寫，遇脫“適彼”二字下重文號，於是淺人又妄加“樂土”二字，改作“樂土樂土”也。[6](P123)
島田翰又引原出於高山寺之新井政毅藏書卷子本《毛詩》(狩谷掖齋所舊收)，此處旁記“古本作‘逝彼樂土、適彼樂國’者”云云，與《韓詩外傳》所引同。而顧野王真本《玉篇》引首章，亦作“逝彼樂土”。島田翰並引《中谷有蓷》篇疊“慨其嘆矣”兩句，《丘中有麻》篇疊“彼留子嗟”兩句句例相同者以為旁證，遂得出結論，謂不獨韓嬰所傳，乃雖《毛詩》固如此。考日本現存《毛詩》抄本，此類例證並不罕見。
《小雅·車攻》：“建旐設旄，薄獸於敖。”唐石經、宋小字本、相臺岳氏本都相同。薄為語詞，敖為山名，據文意，獸當為動詞。而《鄭箋》雲：“獸，田獵搏獸也。”惠棟《九經古義》：“上‘獸’字亦當為‘狩’。《考文》古本作‘狩’。”惠棟以日本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之說為證據，說明“獸”當為“狩”，意正順。而阮元《校勘記》又吸取了惠棟的看法，曰：“《九經古義》雲，《水經注》引雲：‘薄狩於敖’，《東京賦》同。”段玉裁贊同惠棟雲：“‘薄狩’，《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皆可證。”這是利用日本古寫本校勘的一個好例子，因為這裡提到的“《考文》古本”正是指足利學校所藏古寫本。
近讀《阮元評傳》，見提到此例，作者評論說：“鄭玄沒有查考《考文》古本，而望文生義，顯然是錯誤的。”[7](P340)作者意在指出鄭說不當，而又怪罪鄭玄未能查考《考文》古本，看來作者似不知《考文》古本在何處，才誤以為是鄭玄可查考之書。作者非專治《詩經》之學者，固然不必深責，而當今治《詩經》者，亦多不知《考文》古本為何指，豈不辜負山井鼎利用足利學校所藏古本校訂經籍而寫出《七經孟子考文》①的一番苦心?這裡所言“古本”，具體而言，當為《毛詩》足利甲本。此本《經》仍作“搏獸於敖”，而《箋》雲：“狩，田獵搏獸也。”《毛詩》足利乙本則同今本，經文作“搏獸於敖”。[8]足利本當據宋本所抄或據其改訂，故字有同與不同。蓋經本作“狩”，鄭玄亦據此釋詞，誤不在鄭玄，誤在後人抄寫或刻印焉。靜嘉堂本經作“搏獸於敖”，而“搏”字左旁註“薄，本乍”，是古本有作“薄”者無疑也。誠如黃丕烈所言，“抄本書必得彼此參考，方為美善也”[9](P364)，參閱多種抄本，實有益於釋疑也。
二、考《傳》、《箋》、《疏》佚文
《毛傳》、《鄭箋》、《孔疏》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脫誤頗多。日藏寫本常依照古本校勘宋本文字。古抄本《神樂歌》一卷，原為樂人安倍氏所藏，其紙背書《小雅·韓奕》末二章、《江漢》完篇。疏中“民”字悉作“人”字，乃避唐太宗諱，可定為平安時代抄本。以校閩本、毛本，疏文闕略，訛奪頗多，但《韓奕》第五章孔疏“蹶父”至“燕譽”下，有“此言韓侯”云云198字，乃為佚文。長澤規矩也曾以校十行本、嘉業堂單疏本，益信其為佚文，因嘆曰：“予數觀古抄本，而其佚文多若是者，未曾見也。”遂以“藝林鴻寶”稱之。 [10](P401)今考恭仁山莊藏宋紹興九年單疏本，亦無此99字，則其為佚文，可信矣。此乃孔疏中最長之佚文，而《毛傳》、《鄭箋》中之脫誤，字句雖短，卻於理解其文意多不可或缺。
古書遇重文，多省不書，但於下畫重文號以識之。後人抄寫，時有漏看此重文號而脫重文字句的情況。靜嘉堂本《毛詩鄭箋》，《經》、《傳》、《箋》齊備，堪稱完璧，雖多依宋本，然字左右多有據日本傳古本校勘之註記，脫誤之跡，明白可辨。如通行本《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文中的一段話：
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靜嘉堂本《毛詩鄭箋》於“夫婦有別”後右旁註“夫婦有別，四字本無”，意為日本所傳，有兩種情況，即一本於上一“夫婦有別”後還有一“夫婦有別”，另一本則無此四字。前一本後半當斷句為：
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各句正構成頂真結構，文意亦順。據此推斷，原文“夫婦有別”四字各字下有重文號，後書寫者漏寫，只留下一“夫婦有別”，文意大體可通，遂斷句時將其後屬，後句與前句的關係遂不甚明瞭，不如有此四字將喻體與喻意勾連明晰。
三、考各本虛字之增刪
日本藏各種《毛詩》寫本，“之也”、“矣也”、“也矣”之類極多，此亦與敦煌《詩經》卷子同。京都大學藏《毛詩唐風》殘卷《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日月其除。”《傳》：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11](P2)
以上每釋一詞，均有一“也”字，將各詞關係表示得清清楚楚。而今本則作：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
陳奐《詩毛氏傳疏》：“聿者，遂之詞，為全詩聿字通訓也，聿與曰通，其意皆可訓遂。遂，亦詞也。”[12](P535)具體說明“聿”訓為“遂”之理由。今人有標點斷為“聿遂除去也”者，固由不明句意之故，而通行本脫一“也”字，至少也讓人多費一層思索，減緩閱讀速度。後世刻書者為成本計而多刪語詞，給今人造成不便良多矣。陳澧《東塾集》卷一雲：“《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其上雖壘至數十字，皆不用‘也’字，此傳例也。”[13](校《毛傳》“也”字說)敦煌《毛詩》卷子傳文以一字訓一字者，多施“也”字，已將陳澧之說打破，而日本藏幾種《詩經》抄本更進一步驗證陳澧所說不確。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已經注意到日本古抄本經注多有虛字。通觀其抄本，知實沿於隋唐之遺。即其原於北宋者，尚未盡刪削。他還特別提到《尚書》、《毛詩》經注抄本猶多虛字。今合校數本，其漸次剷除之跡可尋。[14](P3)日本古代《詩經》研究者，往往利用日本古寫本來對《傳》、《箋》文字進行校勘，繼山井鼎之後，江戶時代末期龜井昭陽著《毛詩考》也屢引足利本。如卷四《?{風·柏舟》：“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15](P1)今本最後一句作“故作是詩以絕之”，而《毛詩考》末尾增一“也”字，且說明道：“也字，今本闕，據足利古本補。”[[15](P53)宋本已闕此“也”字。較之古寫本，今本刪去的語辭甚多。
阮元《校勘記》對此類情況，亦未一一註明，原因是他所見經注本，大抵皆出於南宋，因而不相信日本抄本為唐本，懷疑那些虛字是日本人所妄增。而龜井昭陽《毛詩考》則較為注意日本抄本，多依據《七經孟子考文》所反映的古本句末多用助字的情況，推斷今本已被刪去“也”、“矣”、“焉”之類，而認為理當補足為是。《有女同車》《傳》：“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也。”昭陽曰：“也字。今本闕，據足利古本補。”[15](P44)
江戶時代末期安井衡《毛詩輯疏》也十分注意運用足利古本來確認《經》、《箋》、《傳》文字。如《周南·卷耳》：“我僕痛矣，云何籲矣。”《箋》雲：“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安井衡案：“《箋》：‘何乎’，本多作‘何籲’，今從足利古本、小字本、嶽本。”[16](P35)是說《鄭箋》中“今云何乎”一句中的“乎”字，各本多作“籲”字，而安井衡根據足利古抄本和小字本、嶽本，判定以“乎”字為宜。這裡所指“足利古本”係指足利學校所藏《毛詩》甲本與乙本，是山井鼎、物觀撰寫《七經孟子考文》中《毛詩》部分的依據，也是觀察在《傳》、《箋》流佈過程中虛字“漸次剷除之跡”最有說服力的材料之一。另一方面，少數亦有淺人妄增的情況，若將諸本精心對照，更能減少臆斷，明其變遷。
四、知定本前後俗本之舊貌
唐孔穎達《毛詩註疏》“融貫群言，包羅古義”[17](P120)，堪稱魏晉至隋唐數百年間漢學《詩經》注說總結性著述，其頒行為《詩經》法定本，而後治《詩》者正文一依所用顏師古定本，音讀一依所附陸德明釋音，註疏一依《正義》，千餘年各家各派之傳本、論述及其爭論，一時歸於止息，《詩經》之學，匯於一統。於此，固有稱其利於傳播應用之意見，然於學術發展自身，終究利多大弊多大，實需再認識。一種書，必一種讀法為是，新知安得增展?犧牲多樣性，求取統一性;犧牲非官方學術，獨尊官方學術，業師考官，一以此據，非是之說，一律不看，百書一面，千師一腔，脫其藩籬，則難乎其難，不貴乎獨立思考，唯貴於眾犬同吠。由此易生兩極端，一極端乃固守陳說，思想禁錮;一極端乃亂暴造反，孳生無根之說，兩者交相攻訐，殊無平和之氣，其源一也。後世之讀《詩》者，多唯知定本，唯知《毛詩》、《鄭箋》、《孔疏》，唐前各家各派，多不存世，定本何來，《孔疏》何來，難知其詳。此功歟，此過歟，自可見仁見智，然其弊害，絕對不可不道。功亦非皆一人之功，過亦非全一人之過，學術一統之思維，實不足取也。
日本傳詩，亦重毛鄭，遵《正義》，然亦有不同處。宮中講《經》，自奈良時代至大正、昭和，除因戰爭等原因中斷，延續千數年。平安時代漢詩文集《本朝文粹》卷九收錄菅三品《仲春釋奠〈毛詩〉講後賦“詩者志之所之”》、卷十一收錄藤雅材《五言仲春釋奠聽講〈毛詩〉同賦“鶴鳴九皋”》，乃為宮中祭奠孔子再由博士講解《毛詩》後宮廷詩人們所作詩篇之序言也。賦詩之題，既有出自《小雅》之詩句“鶴鳴九皋”者，亦有出自《詩大序》之說“詩者，志之所之”者，亦有所講之經並非《詩》，而所賦之詩，題取自《詩》者。卷九載江澄明《仲春釋奠聽講〈古文孝經〉同賦“夙夜匪懈”》，所講為《古文孝經》而所賦詩題出自《小雅》。考其所據《詩經》版本，亦有定本以外者。《關雎》“君子好逑”，“逑”俗本有作“仇”者。《本朝文粹》卷中引用正作“好仇”。[18](P242)而大唸佛寺所藏《毛詩二南》殘卷，據推斷正屬俗本系統。[19]後之寫本雖皆依據宋本，於校勘之時，每旁註“本乍”即“本作”，表明當時流佈本中有作它字者。此種校勘文字，治《毛詩》者讀之，可窺俗本之一斑。
五、考《毛詩》及三家詩散佚著述佚文
日本新美寬、鈴木隆一編《輯佚》收錄日本典籍儲存的中國《詩經》研究著述佚文220條 [20]，其中主要包括日本古代抄本引用的如下中國《詩經》研究著述的佚文(括號中為收錄條目數)：
1.漢韓嬰：《韓詩故》 (180)
2.漢韓嬰：《韓詩傳》 (15)
3.漢薛漢：《薛君韓詩章句》 (11)
4.魏王肅：《毛詩王氏注》 (2)
5.《毛詩音義》 (1)
6.魏劉楨：《毛詩義問》 (1)
7.魏王肅：《毛詩問難》 (1)
8.《毛詩義疏》 (6)
以上各條，分別引自以下各類書籍。
首先是中國散佚而日本儲存的寫本：
1.中國散佚而日本儲存的抄本，包括原本《玉篇》、《慧琳音義》、《玄應音義》、《法華經釋文》、《法華經音義》等。
2.《玉燭寶典》，六朝末隋初人杜臺卿著，中國久佚，日本抄本傳存。
3.《集註文選》，即《文選集註零本》，日本金澤文庫舊藏抄本，推定為平安時代書寫，撰者不詳。
4.《李嶠雜詠一百二十首注》，亦稱《雜詠》、《百二十詠》，我國早佚，日本有平安時代抄本、鎌倉時代抄本和南北朝時代抄本。
其次是日本的著述，其中引用了《詩經》的佚文。包括以下多種日本著述：
1.《和漢年號字抄》，便覽書，二卷一冊，有東京大學本(舊尊經閣藏本寫本)和尊經閣藏本(1469年寫本)。
2.《令集解》，奈良時代頒佈的《養老令》的私家註釋書，日本貞觀年間(公元859-877年)前半期撰述。今收入《國史大系》。
3.《天地瑞祥志》，日本天文年間(公元 1532-1555年)寫本，與《天文要錄》、《六關記》合為一冊，藏金澤市。
4.《秘府略》，1,000卷。辭書，平安時代滋野貞主等編，公元813年成書，現收入《續群書類從》30輯下。
5.《年中行事秘抄》，作者不詳，記述各種儀式典禮的規定，有多種抄本，現收入《群書類從》 (公事卷)。
6.《淨土三部經音義》，二卷三冊，珠光著，有 1590年寫本，另尚有同名書幾種，傳多種抄本。
關於韓詩，清人臧庸撰《韓詩遺說》(下簡稱《遺說》)，有些條目與《輯佚》相同，也有同一條目文字有異的情況，正可兩相對照。如《北門》：“室人交遍謫我”，《遺說》引《釋文》：“謫，就也。”方琦按：“《集韻》‘謫’字下雲‘就也’，引《韓詩》‘室人交遍謫我’。”[21]而《輯佚》引《玉篇·言部》56卷：“謫，數也。”
《輯佚》載錄的`條目，《遺說》未必全載。如：
《關雎》：“寤寐求之。”“寐，息也。”(《慧琳音義》十四)
《螽斯》：“宜爾子孫繩繩兮。”“繩繩，敬貌。” (原本《玉篇》系部)
《君子陶陶》：“陶陶，君子之貌也。”(原本《玉篇》阜部)
《輯佚》錄《薛君韓詩章句》11條，多出於《玉燭寶典》，其中有訛誤。
那些日本編撰書籍中引用的《詩經》研究資料，反映了兩國古代文化交流的廣泛性。如下面一條，出《天地瑞祥志》卷十八，原出《毛詩義疏》，是為《小雅·鶴鳴九皋》所作註釋：
鶴形如大鵝，長三尺，腳青黑，赤頰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常夜半鳴，聞八九里。故《說文》曰：“鶴知夜半也。”一千六百年定形定體，尚潔色，聲聞天。頭赤，食於水。鵠二年一子，身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聲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色雪白或純黑，渡水不行。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產也。
此種佚文數目不多，且少關乎宏旨者，然於考索亦不無裨益。羅振玉撰《毛鄭詩斠義》已多檢日本刻原本《玉篇》、《玉燭寶典》及日本藏慧琳《一切經音義》，與國內資料互校，於今本之脫誤多所是正。惜其尚未廣為比較，僅成書一卷。若更集日本諸書，廣為徵引，逐一考證，庶幾利於明察《毛詩》、三家詩及漢魏諸家詩說之舊貌。
六、考六朝初唐俗文異文
日藏《詩經》唐抄本，蓋六朝唐人書寫字型，至不劃一，俗字、訛文、變體、簡體，盈紙滿目。此與敦煌《詩經》卷子本多同，可窺六朝初唐之《詩經》舊貌，為中古文字研究提供完整的原生態材料。
以宮內廳書陵部藏《群書治要》寫本中的《詩》為例，舉其常見者，如“廢”作“癈”，“刺”作“㓨”，“柏”作“栢”，“貌”作“皃”，“哲”作“喆”，“罰”作“罸”，“鼓”作“皷”，“罔”作“”等，其餘不常見者亦多。[22](P143-219)其他各種寫本，如大唸佛寺本《毛詩鄭箋》、京都大學藏本《毛詩秦風正義》、《毛詩唐風》殘卷，其中雖有可能出於重抄，但驗之於《幹祿字書》、《五經文字》等唐代字書，可知書寫者一絲不苟，一從原本，不妄改字，諸寫本參合對勘，可為六朝初唐俗字大全提供豐富的例證。其中尚有未收入張湧泉《漢語俗字叢考》、黃徵《敦煌俗字考》等書者。
七、明辨體式
羅振玉《毛鄭詩斠義》已據“《傳》、《箋》之例，隨文加釋，不以已見於彼便略於此”，以為毛鄭解詩“不憚繁複，又皆先釋字義後釋句義”，而今本於字義訓釋之復見數出者卻多被刪削，當盡加補耳，以還其舊。[23](P1)大唸佛寺所藏《毛詩二南》和靜嘉堂藏《毛詩鄭箋》等日本抄本中，均存在“不憚繁複，又皆先釋字義後釋句義”的現象，且多與敦煌《詩經》殘卷相合。
島田翰《書冊裝潢考》說：“秘府卷子本《左氏傳》每卷記其字數，末卷尾又總計其都數，乃知古書之體，每篇計其章數、字數，終篇又總其篇章及字數。蓋爛脫由是以通，師傅亦藉此而存，是古人慎重之意也。故《毛詩詁訓傳》每篇必記幾篇、幾章、幾句。”[6](P60)日本名古屋大唸佛寺藏《毛詩二南》抄本、靜嘉堂藏《毛詩鄭箋》抄本等皆每詩計其章數及字數，正可觀古本之體。
《毛詩正義》問世，始單行，稱單疏本。單疏本最善，乃世間公論。今藏恭仁山莊之《毛詩正義》單疏本，乃宋紹興九年紹興府覆淳化三年監本，有“天壤間孤本”之稱。四十卷中，闕前七卷，而以後各卷，均於卷末計該卷字數。如《鄭譜·變風緇衣》至《溱洧》為第八卷，卷末記字數雲“計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七字”[3](P35)，《齊譜·變風雞鳴》至《猗嗟》為第九卷，卷尾雲“計二萬二百五十八字”[3](P39)云云，以下各卷皆有字數，正可見島田翰所言“古人慎重之意也”。各卷端題《毛詩正義》卷第幾，次行署“唐國子監祭酒麴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敕字以下別起，次記卷中詳目，每卷如此。正經皆標起止，一字空闕，列疏其下。由此不僅可窺單疏本之舊貌，亦有助於理解今本《傳》、《箋》、《注》合併本標起止體例之由來。而在現存《毛詩正義》刻本中，該單疏本最接近於原貌，阮元等清代學人絞盡腦汁推尋訛字之本字，其結論多與此本合，且有阮元等尚未留意者。
民國吳興劉承幹曾將此單疏本影印付刊，收入《嘉業堂叢書》，又取阮元校本作校勘。因此本藏於東京，阮元無由得見，只據他人引據，故其《毛詩註疏校勘記》舛誤甚多。劉氏則據原本與阮元互校，知阮本遺文異字不下數百字，定其從違，多補阮本之不足。然嘉業堂之單疏本版本行款業已改觀，至於文字校對又極為草率，隨意改作之處滿目。劉氏《毛詩單疏校勘記》中，遺漏及欠嚴謹處頗多。為此，筆者及同好現正據1936年東方文化學院影印《宋槧本毛詩正義》分段標點，以中日所藏古本精心校勘，以奉獻於《詩經》文獻研究者。
自宋淳化始有《五經正義》刊本。南宋初以《毛詩正義》合併附刻於經注本。《傳》、《箋》合併《正義》，且附刻經注本。足利學校藏南宋十行本，自孔疏部分看，誤脫較之恭仁山莊單疏本為多，然書中欄外之墨書，乃據日本自古以來傳本校勘文字，多可為校勘之資。將單疏本與十行本對照，可見其間變化。單疏本中釋音均雙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風、變風、正小雅、變小雅、正大雅均於題下，十行本已去之。此中變化，唯有比照，方知端倪。
太田次郎在他的《日本漢籍舊抄本的版本價值——從〈白氏文集〉說起》中曾說：“日本現存的漢籍舊抄本，儘管不是唐抄本，而是重抄本，但在質量上即使與敦煌文獻相比也毫不遜色，其中有些書籍雖在中國仍有傳存，但是在質量上遠不能和日本這些抄本相比。”[24](P80)此言於日本所傳《詩經》抄本亦可通。然而他又抱怨中國學者對再好的日本傳本也不給予很高評價，言外之意，乃所謂“中華思想”(即認為中華乃文明中心，對其他文明一律瞧不上)作怪。此卻為以偏概全之論。且不說有清一代學人對《七經孟子考文》等書的格外重視，亦不說民國赴日訪書者奔波辛勞，無不虛懷若谷，決無自大之心，何來妄自尊大之所謂“中華思想”?
日藏中國散佚典籍，今仍藏於密室而中國學者不得見者不鮮!中日學者理當攜手，讓此類典籍迴歸故里，展開共同研究，以推動兩國之中國學發展，而不當自設精神藩籬，棄長取短。其古本之研究價值，或尚有至今尚未發現者，亦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