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戰爭詩的主題型別及其情感特質
《詩經》戰爭詩的主題型別及其情感特質
戰爭詩是《詩經》極具典範意義的詩歌型別之一，它以描寫周人的戰爭生活和抒發因此而生髮的情感體驗為主。
文學作品的各種激情基本上是由作品的題材和主題造成的。”其實，不僅僅是文學作品的激情源自於作品的題材和主題，換言之，文學作品的主題是形成其情感特質的基本元素和美學品格的源泉。“藝術地反映生活的原則包含著作品的主題與題材的相互關係。”因而，主題與題材的交叉性、複合型往往形成了文學作品主題的繁複性和多重性。
《詩經》作為我國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光輝起點，而且在文學題材方面開創了多種文學主題，澤被後世文學，源遠流長。如農耕、婚戀、戰爭、徭役、宴饗、祭祀等等，都是《詩經》所創的題材。而其中以戰爭為題材的詩歌不僅影響了中國後世戰爭題材詩歌的創作，由其開創的與戰爭相關的主題，成為後世戰爭詩歌創作的典範。
所謂戰爭詩特指以戰爭事件為題材，描寫戰爭場面或圍繞戰爭而展開敘寫的詩歌。同時，從另一個側面描寫徵人思婦之愁，寫戰爭帶給人民的悲慘生活，抒發對戰爭怨恨的詩歌也應該包括在戰爭詩之內。眾所周知，戰爭作為一種重大的軍事行為，有著強烈的政治意義，故而在戰爭詩中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思想，因此，戰爭詩又可稱為武勳詩。
《詩經》時代，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周人定居的生活模式。“其民尤有先王之風，好稼穡，植五穀。”(《史記·貨殖列傳》)農耕文明培養了周人安土重遷的民族品格，如《漢書·元帝紀》所言“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農耕的天性培育了周人有別於其他民族的情感意蘊，古老的農業生活培養了他們遵守農時和熱愛田園的心理習慣，也培養了他們對大地的深厚情感。“農業的發展，一方面使中國人很早就擺脫了依賴自然採集和漁獵的謀生方式，有了更為可靠的食物來源，促進了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因採集和漁獵不得不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於周邊民族的定居農耕文化。從而也很早就培養了中國人那種根植於農業生產的安土重遷、勤勞守成的濃重的鄉土情蘊。”的確，正是這種根植於農耕的生活，使得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與故土緊緊聯絡在一起，他們熱愛家園，不事擴張;他們重視親情倫理，不願冒險;他們熱愛和平，依戀故土。
基於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周人一方面將“萬里行王事”的戰爭視為神聖的使命，緣於宗族倫理意識和社會倫理道德去參戰，不僅是責任，也是無上榮光之事。另一方面，遠離家鄉的痛苦時時摧裂著徵人的心，故鄉親人的召喚縈繞在心頭，將士們遠去的背影永遠是閨中妻子夢中依稀的影子。這三者共同構成了《詩經》戰爭詩主題的主旋律，從而形成了以體驗神聖使命感為核心的愛國主題，以凸顯出徵將士情感的懷鄉主題，以表現閨中思婦情感的閨怨主題這三大主題型別，圍繞這三大主題，詩人表達著他們有關家國、民族、人生、生命的思考，折射出周人樸素的情感體驗。
一、愛國主題
愛國主題的形成與憂患意識關係極為密切，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優秀傳統，愛國主題亦是中國文學最基本的文學主題。品讀《詩經》305篇，最能使人壯懷激烈、豪情倍增者莫過於戰爭詩，其中如《大雅·江漢》、《大雅·常武》、《小雅·采薇》、《小雅·六月》、《豳風·破斧》、《邶風·擊鼓》、《秦風·小戎》、《秦風·無衣》等詩歌中充盈的愛國激情，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成為激勵著後世無數英雄的精神動力，這些詩篇奏出是中國詩壇上最強健的音調。
《小雅·出車》、《小雅·采薇》是《詩經》愛國主題的典範，是以周代將士的鮮血和生命譜寫出的動人詩篇。史載周朝自厲王之後，王室漸衰，北方玁狁部族，便乘機騷擾中原地區。至周宣王時，周朝與玁狁之戰時有發生。這兩首詩都是以反映周室與獫狁的.戰爭事件為內容，詩歌表現出詩人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也是形成《詩經》愛國主題的重要元素，同時也是構成中國悲情文學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深情的重要內容。呂思勉先生指出：“四夷之為中國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為中原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原人對於朔方，遂有一種恐懼心，以為敵之起於是者，皆不可御也。”
《小雅·出車》是一首描寫周室軍隊出征與凱旋情景的詩歌，著重讚美南仲率眾征伐玁狁而大獲全勝的事蹟。詩首章奠定了其愛國主題的基調：“我出我車，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伕，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首章總起，以將帥口吻，極言王事危急，急如星火班的緊急備戰情景，突出將士們的聲威，彰顯豪邁計程車氣。第二章在敘寫兵強馬壯、旗幟飄揚的牧郊壯景。既表現威武之師的雄姿，又描寫普通士兵“憂心悄悄，僕伕況瘁”的憂患意識。第三章，作者多次轉換視角，先首先軍容之盛：“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次寫將帥的鎮定自若：“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最後筆鋒直接轉至士兵們獲勝後歡呼的情景：“赫赫南仲，獫狁於襄”。至此，詩歌的愛國主題已鮮明而突出。而第四章轉向個體士兵的心懷傾訴，從歸途所見之景與所思寫起：“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雖然表現出由今昔對比而產生的一絲哀怨，但詩章的主旨卻在“王事多難，不遑啟居。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很顯然，簡書之命勝過一切，《毛傳》解釋“簡書”言：“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此章補充了前三章將士們意氣風發的原因，進一步突出了詩歌的愛國主題。五章敘述角度又一轉，以閨中妻子之口，反覆讚歎威名赫赫的南仲“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中雖然流露出閨怨之情，但其中心的命意，則是凸顯愛國之情。如此寫法，既避免了重複，又把主題表達得淋漓盡致。正如王夫之《詩繹》所言：“······南仲之功，震於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證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次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趨緊人情之極至者也。”此評可謂精確。而末章又從正面著筆寫徵人歸途實景，“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其祁。”以華美的語言描寫物色的濃豔和植物的繁茂，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和勃勃生機，一股豪邁昂揚之情溢於言表。而詩人懷抱的那一份忠厚之心，愛國之情，令人頓生崇敬之意，千載之下，依然動人心魄!
《小雅·采薇》一至五章從多角度、多層面描寫戰爭的緊張、士氣的高漲、武器的精良等，展示將士的愛國情感，但是第六章筆鋒一轉，抒寫久戍得歸計程車兵的複雜心情，“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似尤有深意，詩人心中深層次的憂患究竟幾人知曉?他們哀傷的定然不是自己遭受的痛苦，國家的危難才是縈繞在他們心頭的憂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走進詩人的內心深處，方能讀懂詩人更深沉的情懷，那些所謂厭戰、愁苦之說也不過是隔靴搔癢而已，如此解讀只是停留在詩歌語言的層面，並沒有真正體會詩人內心深處的情感思想，實不可取。而“這些士兵們非但未被勝利的喜悅所激動，反而深味著空虛與悲涼。”也許這裡有“近鄉情更怯”(宋之問《渡漢水》)的擔憂，也有前途未卜的惶恐，但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對國家命運的憂患，這才是詩歌主題的主旋律。與《采薇》主題相同的還有《邶風·擊鼓》、《秦風·小戎》、《小雅·出車》等詩歌。
而《大雅·江漢》、《常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豳風·破斧》、《秦風·無衣》等詩篇則以直接彰顯軍威、讚美士氣作為詩歌的核心，意在表現出徵將士們的雄健、威武和豪邁之情，與上述詩歌在格調上雖有不同，但在表現愛國主題方面並無二致。
《詩經》中的這些反映戰爭主題的詩篇，可稱為唐代邊塞詩的鼻祖。其中蘊含的憂患意識與愛國情感使詩歌獲得了較高的文學價值，或細膩委婉，或激昂慷慨，打動著千百萬讀者的心絃，成為中國後世文學的典範!
二、懷鄉主題
基於周代特殊的文化思想，在《詩經》戰爭詩中表現出明顯的懷鄉主題。在《詩經》戰爭詩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周人主動出擊的戰爭事件，而多數戰爭的發生則是迫不得已。在周人的價值觀中，任何目的的戰爭無疑是對家園的極大破壞。每一次的出征都使他們遠離故鄉親人，每一場戰爭都帶給親人殘酷的傷害。無論在戰場還是在歸途，鄉愁總是縈繞在士兵們的心頭，難以拂去。因此，懷歸主題的反覆呈現內具有很強的民族文化心理意義，也表現出深層次的家園意識。
懷鄉主題表現最突出的當首推《豳風·東山》，根據《毛詩序》的闡釋，這是抒寫一位跟從“《東山》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的征夫之情的詩篇，這是中國文學史上較早集中表現懷歸主題的詩篇，久戍得歸踏上歸途的詩人並沒有表現出生還的喜悅，而是反覆抒發對妻子的深深懷念之情，不勝悽婉與溫柔之美。詩每一章皆以“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四句起興，濛濛的細雨與綿綿的情思相融合，為詩人歸來的心境營造了一個悽苦而悲愴的環境氛圍，為詩人情感的抒發奠定了濃郁的感傷基調，王照圓《詩說》言：“《東山》詩，何故四章俱雲‘零雨其濛’?蓋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際，最難為懷”。詩中回憶新婚妻子美麗的形象與新婚生活的幸福甜蜜，感嘆歸途的路程遙遠，追憶軍旅生涯的艱難困苦，懸想家中現在的情景以及妻子的容貌，這一切情思感傷卻富有濃濃的溫情，語言清麗而情思悱惻，牛運震《詩志》言此詩曰：“一篇悲喜離合，都從室家男女生情。開端‘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隱然動勞人久曠之感;後文‘婦嘆於室’、‘其新孔嘉’，惓惓於此。三至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聖人弗禁。東征之士，誰無父母?豈鮮兄弟?而夫婦豔情之私尤所繾切。此詩曲體人情，無隱不透，只從三軍肺腑，捫攄一過，而溫摯婉惻，感激動人。”詩中鄉思懷歸之情如一股涓涓細流，從詩人的心田流出，流過千百年來多少遊子的心靈，激盪起層層漣漪，中唐詩人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中“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徵人盡望鄉”的詩句不正是《東山》詩人思鄉情感遙遠的迴響麼!故鄉的山水、故鄉的親人，永遠在徵人回首時的盈盈淚光裡。
農業生產最重要的特點是順應自然，遵循農時，重視農時是農耕的根本，而不違農時也是周統治者的治國原則。“因此，《東山》中抒情主人公由行役逾時而產生強烈的懷歸之情，其中滲透著民族心理，具有普遍的審美意義。”詩中描寫的荒涼景象，使詩人感物傷懷，懷歸之情油然而生。
《小雅·采薇》的另一主題與《東山》有異曲同工之妙。詩歌從薇菜的生長過程起興，“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憂心孔疚，我行不來。”這些詩句共同指向一個抒情主題即深深的思鄉之情，尤其末章將主人公的懷歸之情推向一個高潮：“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踏上歸途的詩人沒有回憶曾經美好的生活，也沒有過多的回想戰爭的艱苦，更沒有想象今後生活的情景，而只有濃濃的哀傷積壓在心中，無法言說也無法說出，戰爭給出徵將士帶來的心理災難比實際的苦難更多也更為深遠。讀此詩，一位經久沙場之苦卻得歸的徵人形象躍然紙上，也使讀者感受到戰爭帶給普通民眾的災難和痛苦。當然，征途的遙遠，出征時間之長久，也使詩人產生厭戰情緒而懷鄉思歸的癥結所在。在《東山》中，詩人反覆感嘆“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與《采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極言心之憂，更言徵之久。其實，《東山》、《采薇》的主題意義還在於：戰爭不僅僅使家園荒蕪，甚至抹殺了個體生命的意義;戰爭不僅僅使國家遭受災難，更使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厄。
《邶風·擊鼓》中，詩人被迫參加伐鄭，“不我以歸”的痛苦使詩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憂傷。而“於磋闊兮，不我活兮!於磋詢兮，不我信兮”的怒號是發自徵人內心深處的聲音。方玉潤《詩經原始》中的解釋：“然細玩詩意，乃戍卒磋怨之辭，非軍行勞苦之詩······久而不歸，故至嗟怨，發為詩歌。始序南行之故，繼寫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憶室家敘別之盟。言此行雖遠而苦，然不久當歸，尚堪與子共期偕老，以樂承平。不以諸軍悉回，我獨久戍不歸。······今竟不能生還也。”’詩中沉潛著的濃濃憂傷，讀之令人低迴無限!“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深情之言成為千古情語之典範。姜亞林在其博士論文《詩經戰爭詩研究》一文中指出“出征時幸福的場景以及當時的誓言都成為永恆，定格在出徵將士的心中。”可謂中的之解。
無論在“楊柳依依”的春日，還是在“雨雪霏霏”的秋天，無論在“一月三捷”的沙場，還是在“行道遲遲”的歸途中，詩人心中拂不去的是那深沉的懷歸與思鄉之情，使戰爭詩蒙上了一層淡淡的憂傷和一縷暖暖的溫情。戰爭詩這一懷歸主題在後世的戰爭文學中不斷復現，成了中國戰爭文學永恆的主題。
三、閨怨主題
“三百篇，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而《詩經》戰爭詩閨中思婦之嘆則顯得格外溫婉哀傷。《白虎通征伐》雲：“古者師出不逾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逾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外有徵夫，內有怨女，自古而然，然惟《詩經》表現得尤為貼近人心而已。較之《詩經》，唐人高適“少婦城南欲斷腸，徵人薊北空回首”、王昌齡之“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等詩句雖寫得精緻工整卻多了文人的色彩，與《詩經》之戰爭詩相比，讀起來在情感的體驗上似乎有點淡淡的陌生感。
《詩經》中與戰爭題材相關的詩歌在表現閨怨主題時，有對面著筆和正面抒寫兩種表達方式。所謂對面著筆即是從對方落墨，詩人懸想閨中妻子思念丈夫的情狀來表達相思之苦，詩人用此法將閨中思婦憂傷而細膩的心曲一一展現出來。《小雅·出車》中，詩人採用對面著筆法，在外之久的詩人焦慮的不是自己艱苦的處境，而是閨中妻子對自己處境的焦心，所以，詩人為之悄然動容，神馳千里，不言自己如何思念之苦，而是直寫“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這幾句刻畫了一位憂心忡忡的思婦形象，詩從彼岸飛來，使詩歌呈現出濃郁的閨怨主題。無獨有偶，《豳風·東山》之“鶴鳴於侄，婦嘆於室。灑掃彎窒，我徵聿至”的情感模式與《小雅·出車》有異曲同工之妙，詩歌在妻子溫情的思念中突出閨怨主題，尤能動人。這種曲盡人情之妙的抒情手法，不僅使詩歌情感細膩溫婉，而且給讀者以更廣闊的想象空間和更多的回味，也使詩歌獲得了更高的藝術成就。同時，在這種不勝溫情中也淡化了詩人因戰爭而產生的強烈的怨恨，或者，當詩人意識到詩歌關涉的是在關於王事的戰爭事件，所以，刻意將個人的怨恨作此轉化而淡化，這其實也是消解個體痛苦的一種曲折之法，但這樣的消解方式卻加深了詩歌的悲劇意味，溫潤和雅的語言下沉潛著深層次的人生悲劇，這正是《詩經》戰爭詩閨怨主題獨特的情感特質，它賦予了《詩經》戰爭詩悲劇的意蘊，此類作品也可歸入所謂“悲劇性的作品”，有學者把《詩經》的悲劇性作品在其風格方面稱為“和雅之悲”，堪為獨見。“《詩經》悲劇性作品早在兩千多年前把悲劇衝突放在心靈層次上展開，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精神比較成熟的表現。從《詩經》開始，中國的悲劇觀念主要就顯示出這種內悲外和的特色，也即是所謂的‘和雅之悲’。”這種對面著筆的手法使詩歌收到了由此及彼，以一當十的藝術效果，對後世詩歌的創作影響深遠，唐代詩人王昌齡的《青樓曲》：“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
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漫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回初拜侯。”這首詩在構思上顯然受《詩經》之沾溉，其獲得的藝術震撼力亦源於此。
誠然，較之於對面著筆法，正面的抒情似乎少了些許的含蓄，但又不失酣暢淋漓之氣。《衛風伯兮》雲：“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詩歌代思婦立言，表達了一位思婦對其夫隨周王東征丈夫的思念之情，是一首思婦懷人之作，“此詩室家之怨切矣”。朱熹《詩集傳》曰：“婦人以夫久從徵役而做是詩，言其君子之才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詩歌從正面著筆，以層層遞進的手法，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主人公對丈夫的深情思念。詩歌以細膩的筆調展示出思婦微妙的內心情感世界，表達了閨中妻子對丈夫的忠貞情感。“伯兮朅兮，邦之桀兮”這顯然是誇夫之言，當然此詩的誇夫與《陌上桑》中羅敷的誇夫不盡相同，羅敷誇夫意在突出夫婿的地位，其目的在於傲使君，而《伯兮》中女主人公的誇夫是為了表達深沉的相思，思婦心中的丈夫是一位“洵美且武”(鄭風叔于田》)的英雄，詩句中掩不住女子對丈夫的一往情深，和以夫為榮的無比驕傲，卻也抑不住思婦內心的孤獨和憂傷，一位“玉容寂寞淚闌干”(白居易《長恨歌》)的思婦形象躍然紙上，以丈夫形象之美顯示自己思念之深，可謂語麗而情悲，讀之令人為之動容。“自伯之東，首如飛蓬”的詩句另翻一層情思，“以自己形象之‘醜’，顯示思念之苦”，透過思婦鮮明的外在形象凸現了了女主人公焦灼不安的思念之情，也審足了閨怨主題。從詩歌的格調而言，這首詩在表達感情方面遠遠超出《詩經》“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中和”原則，而把思婦之情表達的強烈誇張。其實，她的這種情感帶有一定的普遍意義，也使詩歌主題富有了更有強烈的共性，“宛然閨閣中語，漢魏詩多襲此調”，因而後世思婦之作，常踵其武，常用其法，如魏國徐幹《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晉樂府詩《清商曲辭攀楊枝》：“自從別君來，不復著綾羅。畫眉不注口，施朱當奈何。”唐張九齡《賦得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唐雍裕之《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寶鏡為誰明?思君如隴水，長聞嗚咽聲。”唐陳叔達《自君之出矣》(其二)：“自君之出矣，明鏡罷紅妝。思君如夜燭，煎淚幾千行。”等等，模擬之作，不勝列舉，從“自伯之東”化出的“自君之出矣”幾乎成了表達同類閨怨主題的基本模式。
《秦風·小戎》的主題亦如此。詩歌從閨中妻子的角度抒發對君子的相思之情：“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可謂一唱三嘆，極盡人情之妙!詩歌每一章的前三句則分別描述了華美的戰車、雄健的戰馬和精良的武器，而這些恰恰襯托出徵人勇武偉岸的氣概，這與《伯兮》中思婦對征夫的描寫如出一轍，有所不同的是，此詩在藝術上獲得了更高的成就，詩歌既表達出思婦纏綿溫柔之情，也凸顯徵人“溫其如玉”、“秩秩德音”的品德之美。全詩格調剛柔結合，感情怨悱相宜，色彩濃淡相間，卻使意蘊深沉醇厚。故牛運震《詩志》雲：“敘典制，斷連整錯有法，骨方神園。”“一篇典制繁重文字，參一二三情思語，便覺通體靈動。極鋪張處，純是一片摹想也。”其語言清麗，其情感憂傷，純然是一片閨中思婦濃濃的情思，極纏綿，極溫柔，極盡婉曲哀怨之情。
總之，愛國主題、懷鄉主題和閨怨主題作為《詩經》戰爭詩中出現的三大主題型別，既表現了周人的民族心理，也成為後世戰爭文學永遠的主題。它以其豐富的主題內涵，獨特的情感特質，深厚的文化底蘊，輝煌的藝術成就，為後的世邊塞詩在主題、抒情、審美、精神諸多方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衣被後世，沾溉文學，絕非一代，堪為中國戰爭文學中一顆璀璨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