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記讀後感2000字

關於史記讀後感2000字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 通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分為本紀、書、表、世家、列傳五種形式。傳記的一種,主要記諸侯之事。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史記》約成書於公元前10x年至公元前9x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司馬遷完成這部鉅著後曾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非常欽佩,就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是美稱,“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誰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著錄這部書時,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後人則又簡化成“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一般稱為“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 “太史公”。

  “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近人梁啟超稱讚這部鉅著是“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瞭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此書記事始於傳說中的黃帝時期,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古代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蹟。“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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