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記讀後感2000字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分為本紀、書、表、世家、列傳五種形式。傳記的一種，主要記諸侯之事。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史記》約成書於公元前10x年至公元前9x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司馬遷完成這部鉅著後曾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非常欽佩，就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是美稱，“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誰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著錄這部書時，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後人則又簡化成“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一般稱為“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 “太史公”。

　　“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近人梁啟超稱讚這部鉅著是“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瞭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此書記事始於傳說中的黃帝時期，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古代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蹟。“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