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殘損的手掌》讀後感

　　抗日戰爭的槍林彈雨把一批現代派詩人打出了象牙塔。他們再也沒有閒情“站在橋上看風景”，“裝飾了別人的夢”。現代派給人的印象似乎就是這樣，是一批精神貴族關起門來的自我欣賞。因此，當戴望舒寫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殘損的手掌》時，人們發現了與其早期作品的纖細、精緻、憂傷、神秘截然不同的寬廣、博大、深沉、明朗。許多評論家認為他走向了現實主義。也有一些外國文學造詣很深的學者兼詩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裡的現代派手法，但似乎同意這種觀點的是少數。我認為，一個人也許在不同的時候說出不同的話，而這些話背後的言說方式卻未必改變。《我用殘損的手掌》之所以有著強烈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於此。

　　這首詩首先運用了一種超現實的手法：“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是全詩的靈魂。戴望舒說過：“詩是由真實經過想象而出來的，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象。”殘損的手掌本來是很小的，但它能摸索廣大的土地，一會兒“觸到荇藻和水的微涼”，一會兒又讓“黃河的水夾泥沙在指間滑出”。這一大一小的強烈反差構成了獨特的語境，在這種語境的作用下，“手掌”的內涵與外延之間產生一種張力。“手掌”已不單是個人的手掌，同時還是整個民族的受傷的、“殘損的”手掌;它受了傷，但依然是博大的，和廣大的.土地一樣博大。它超越個體的有形的手掌而化為民族的“無形的”手掌：“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無形的手掌“粘了”同樣無形的“陰暗”。浪漫主義與象徵主義也要創造超現實，但它們主要依靠虛幻誇張的形象。而現代派作品中這種超現實效果主要是透過語言獲得的，強調透過悖論、反諷等反常搭配的運用，使語義在某種獨特語境的作用下拓展或變形，從而達到一種“不合理中之合理”的效果。

　　作品對主觀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隱匿，將它們寄於一個生活化的形象與相應動作上，即“殘損的手掌”和以手掌“摸索”。內心的創痛化為殘損的手掌;對祖國的摯愛與對河山淪落的痛惜化為深情的摸索，猶如母親撫摸著孩子，又像孩子愛撫著母親。正是透過這既超越現實又非常生活化的形象和動作，作者與現實之間形成了一種審美距離。當“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時，當“我用殘損的手掌輕撫”時，當“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時，都彷彿是一個靈魂從更高的地方觀照，審視著這種苦難、依戀和信念。這樣，詩中就出現了兩個自我：一個自我是廣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員，殘酷的戰爭與生活給他一雙殘損的手掌，他是生活的體驗者;另一個自我是我們民族受傷的靈魂，具有普遍性、永恆性，他超越時空，用深邃的目光注視著這歷史的一頁，既看到苦難，也指出希望和力量。仔細體會後一個自我，似乎還能隱隱感到一絲與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秘主義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