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讀後感範文

　　1895年，既在中國政治史上是重大的歷史轉折，也是中國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國思想史發展脈絡陡然一變的開始之年。

　　曾幾何時，日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都是作為“島國蝦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華文明的浸潤和輻射，尤其是在中國上層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記憶中，對日本始終是無端鄙夷和居高臨下。即使中國遭到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攻擊，門戶洞開，即使中國人已經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國人始終沒有把對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對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貫自居天朝上國的`清王朝無論在陸上還是在海上，都被島國蝦夷徹底擊敗了，天朝上國的尊嚴灑了一地。中國不得不割地賠款，簽訂城下之盟，無端鄙夷突然變成了痛徹心扉的憂鬱激憤和恥辱無奈，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國人，時人發出了“以中國之全力受困東隅，國將何以為國”的嘆息。從知識分子到政府官員，從保守人士到洋務官僚，人們痛心疾首。“窮則變”，直到此時，在慘烈卻無奈的現實面前，中國人才徹底醒來，“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自強才真正成為朝野上下的一致觀念，成為社會輿論的核心問題。

　　在自強成為社會共識的語境下，如何“自強”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對待異質文明的衝擊，當時人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是採取普遍主義態度，自動向西方靠攏，主動與西方的技術、文化和價值觀並軌，尋求與西方相同的工業化發展方向和追求實力生存法則，簡單說，就是全盤西化。一是採取民族主義態度，只有實現民族強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內維護自身的獨立主權和主流文化。在當時的國難之下，中國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轉，拋棄傳統舊學，轉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國空前擴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機也刺激起了中國人的民族憂患意識，顛覆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在這種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國人對西方和日本人懷有又愛又恨的矛盾態度。

　　關於救亡和啟蒙的關係，學術界爭論了數十年，迄今尚無定論，這是個難以達成共識的論題。其實對這個問題的體會和討論從甲午以後就開始了，由於中國社會的複雜性，這個問題一直無解。當時的人只能邊走邊嘗試，摸著石頭過河，儘量在這二者之間尋求平衡。正當維新變法如火如荼地展開僅僅三年，一場政變打斷了探索的過程。

　　迄今為止，在一定意義上說，我們還是在協調自強與啟蒙的關係，還是在西方社會發展的軌道上迂迴前行。既要追趕西方工業化的步伐，又要儘量保持傳統文化的存續傳承。所以，從這意義上說，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始於甲午戰爭。這條道路將走向何方？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中國思想史》不僅告訴你歷史史實和歷史困境，還引導讀者對照歷史，反思現實，為現實困境求索解決之道。這樣就使書籍的生命力並不囿於過去，更在關照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