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與韋應物山水田園詩比較

孟浩然與韋應物山水田園詩比較

　　孟浩然(公元689—740)、韋應物(公元737-792)分別是盛、中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後人常把他們並稱為“韋孟”，又把他們與王維、柳宗元合稱為“王孟韋柳”。孟浩然被認為是繼陶淵明之後，大力寫作田園、隱逸題材，並將之與謝靈運所開創的山水、行旅題材結合起來，開盛唐山水田園詩派風氣之先者。而韋應物在格律盛行，“詞流鬱，感蕩成波”(徐獻忠《唐詩品》)的大曆詩壇，卻以“高雅閒淡”(白居易《與元九書》)的五言古、近體獨樹一幟，上薄陶謝，下該王孟，成為山水田園詩派中的重要一鎮。

　　“韋孟”得以並稱，是由於他們在山水田園詩創作上的顯著成就和相近風格。然而因其生活經歷、思想性格及審美情趣等方面的不同，他們的山水田園詩在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上仍存在較大差異。

　　首先，在思想內容上，孟詩較狹窄單一，韋詩較深刻豐富。

　　孟浩然一生主要是在閒居和漫遊中度過，因此他寫了大量的山水詩，這些詩或描山水，抒寫隱逸情懷，或反映他與一些高人、隱士及與他同一知識階層人士的交往，或表現自己行旅途中的愁緒等，但其思想內容始終侷限於一個“小我”的境界，即他個人的感受。在他的山水詩中，“我”、“吾”、“餘”等字樣隨處可見，如：“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我來限於役，未暇息微躬。”(《彭湖中望廬山》);“異縣非吾土，連山盡綠。平田出郭少，盤隴入雲長。”(《行至漢川作》);“洞庭秋正闊，餘欲泛歸船。莫辨荊吳地，唯餘水共天。”(《洞庭湖寄閻九》)。據統計，在《孟浩然集》(四庫本)中，“我”字出現27次，“吾”字出現22次，表示“我”的意思的“餘”字出現30次，共計79次。開孟集，反覆衝擊我們視野的是這位“孟夫子”孤高的自我形象。在他的詩歌中，我們很難看到他對廣大勞動人民的關注，更難以看到當時廣闊的社會現實。孟浩然還寫了一些田園詩，這些詩重在描繪鄉村恬靜迷人的景色和表現農民待客淳樸的情意，而對於農民勞作的艱辛，他卻體會不到，如《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殷殷雷聲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見，河柳潤初移。餘意在耕稼，因君問土宜。”詩中描寫了農家冒著雷雨耕作的情景，詩末歸結於欲躬耕隱居的願望，說到底，他心裡只想著自己的“雅事”，卻看不到農民的艱苦。在孟浩然所有的田園詩中，他與勞動農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始終採取一種居高臨下、孤芳自賞的態度。他曾在《山中逢道士雲公》一詩中說：“酌酒聊自勸，農夫安與言!”簡單的生活經歷和過於狹窄的思想境界決定了孟詩的思想內容難以達到更高的高度。

　　韋應物也有一些純粹表現自己個人感受的山水詩，如《行寬禪師院》：“北望極長廊，斜扉映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唯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又如《夏景園廬》：“群木晝陰靜，北窗涼氣多。閒居逾時節，夏雲已嵯峨。葉愛綠，緣澗弄驚波。豈為論夙志，對此青山阿。”語極幽淡，但僅限於“小我”之境，與孟浩然無二致。韋應物異於孟浩然的，是那些在山水行旅的同時，反映自己與社會現實的各種聯絡，體現其不拘於個人小世界、心繫社會民眾的詩作。試看《遊琅琊山寺》：“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鳴響幽澗，前旌耀崇岡。青冥臺砌寒，綠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構雲房。經制隨巖轉，繞豈定方。新泉洩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氓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此詩幽深的意境和詩人淡泊的胸懷與前二首是一樣的，但詩中卻真實地反映了詩人與外界的各種聯絡。“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點明他出遊的真實背景，毫不隱晦自己太守的身份，不去有意無意地把自己裝扮成純粹的隱士。“鳴”句是寫太守出遊、車馬儀仗的盛況。“青冥”以下至“飲水得清涼”，極寫山寺勝景和遊賞之興，然而儘管如此，自己卻始終沒有忘記作為一州之長的職責：“疲氓終未忘”。詩中既描繪了山水佳境，也反映了廣闊的現實生活。類似的詩作還有《武館遊》、《秋景詣琅琊精舍》、《慈恩精舍南池作》等。韋應物不論在出仕還是退隱時都寫有不少田園詩，這些田園詩不僅表現了田園的寧靜優美，淳樸和平，還反映了稼穡之艱和農民之苦，這在孟浩然的田園詩中是看不到的.。試以《觀田家》為例：“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飢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稟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此詩也寫到了農民冒雨耕作的情景，但與孟浩然不同的是，詩人的筆觸不僅僅停留于田家春耕的忙碌，還飽含著一顆悲憫的心，寫出了田家勞作之苦，表現了一種可貴的愧民之情。劉辰翁曾說：“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唐音癸》卷七)這是實言，亦是讚語。

　　其次，在藝術風格上，“淡”是韋、孟二人的共同之處，但孟詩以清淡為主，清淡中有壯逸的一面;韋詩以沖淡為主，沖淡中有流麗的一面。

　　所謂詩歌的“淡”應包括兩方面：一是指語言上平淡自然，少修飾用典，少憤激語;一是指思想內容上少跌起伏、大喜大悲之情，少驚天動地之事。歷代論家在評論韋、孟二人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淡”這一點。白居易說：“韋蘇州歌行，……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與元九書》)司空圖說：“韋蘇州澄淡精緻，……”(《與李生論詩書》)蘇軾說：“獨韋應物……發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書黃子思詩集後》)喬億說：“韋左司詩淡泊寧靜，居然有道之士。”(《劍溪說詩》)賀貽孫說：“詩中之潔，獨推詰。即如孟陽之淡，……”(《詩筏》)謝說：“律詩……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韋應物有之。”(《四溟詩話》)聞一多說：“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唐詩雜論》)。結合二人的絕大多數山水田園詩來看，淡確實是它們的底色和基調，如：“垂釣坐盤石，水清心亦閒。魚行潭樹下，猿掛島藤間。遊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歌還。”(孟浩然《萬山潭》)又如“幽居捐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春塘。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蒼蒼。私燕阻外好，臨歡一停觴。茲遊無時盡，旭日願相將。”(韋應物《池上懷王卿》)不論是孟浩然垂釣的樂趣還是韋應物對友人的懷念，都顯示出一種從容不迫、閒淡自然的韻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