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而已集》雜文集:《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魯迅《而已集》雜文集:《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引導語：陶元慶為魯迅設計了哪些封面?下面就是一篇相關文章《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後收錄於《而已集》雜文集，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1〕
我所要說的幾句話
陶元慶〔2〕君繪畫的展覽，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記得那時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於玄虛，則就是：民族性。
我覺得我的話在上海也沒有改正的必要。
中國現今的一部份人，確是很有些苦悶。我想，這是古國的青年的遲暮之感。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面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裡。於是覺醒，掙扎，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我要範圍說得小一點：文藝之業。倘使中國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錯，則這樣的情形我以為也是對的。
然而現在外面的許多藝術界中人，已經對於自然反叛，將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藝史界中人，則舍了用慣的向來以為是“永久”的舊尺，另以各時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來量各時代各民族的藝術，於是向埃及墳中的繪畫讚歎，對黑人刀柄上的雕刻點頭，這往往使我們誤解，以為要再回到舊日的桎梏裡。而新藝術家們勇猛的反叛，則震驚我們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們是遲暮了，並未參與過先前的事業，於是有時就不過敬謹接收，又成了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這兩重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
我於藝術界的事知道得極少，關於文字的事較為留心些。就如白話，從中，更就世所謂“歐化語體”來說罷。有人斥道：你用這樣的語體，可惜皮膚不白，鼻樑不高呀!誠然，這教訓是嚴厲的。但是，皮膚一白，鼻樑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歐文，不是歐化語體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嗎呢”，並且一句裡用許多的“的”字，這才是為世詬病的今日的中國的我輩。
但我並非將歐化文來比擬陶元慶君的繪畫。意思只在說：他並非“之乎者也”，因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為他究竟是中國人。所以，用密達尺〔4〕來量，是不對的，但也不能用什麼漢朝的慮傂尺〔5〕或清朝的營造尺〔6〕，因為他又已經是現今的人。我想，必須用存在於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裡的尺來量，這才懂得他的藝術。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魯迅於上海記。
【註解】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時事新報》副刊《青光》。
〔2〕陶元慶(1893-1929)字璇卿，浙江紹興人，美術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學、上海立達學園、杭州美術專科學校教員。魯迅前期著譯《彷徨》、《朝花夕拾》、《墳》、《苦悶的象徵》等書的封面都由他作畫。
〔3〕作者在陶元慶第一回繪畫展覽時所說的話，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序》(收入《集外集拾遺》)。
〔4〕密達尺法國長度單位Metre的音譯，一譯米突。後來為大多數國家所採用，通稱為“米”。
〔5〕慮傂尺東漢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種銅尺。
〔6〕營造尺清朝工部營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稱“部尺”，當時用作標準的長度單位。
陶元慶為魯迅設計了多少封面?
上世紀20年代後期，魯迅“抱歉而感激地”向陶元慶“一批一批地索畫”，催生了《彷徨》、《墳》、《朝花夕拾》、《苦悶的象徵》等具有現代文藝理念和美術觀念的封面設計，使新文學著作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與舊文學截然分野，而陶元慶本人，也因此在波瀾壯闊的現代文學中位置獨特而醒目。
陶元慶，浙江紹興人，魯迅的同鄉。在上海的報館工作時，陶元慶結識了康有為的弟子、報業家狄楚青，飽覽狄的家藏、有正書局的古代名畫以及日本、印度等國家的圖案，後來又在上海藝術專科師範學校向豐子愷和陳抱一等名家學習西洋畫。陶元慶對中國傳統繪畫、東方圖案畫和西洋繪畫都廣泛涉獵，有著不俗的見識和修養，這為其從事書籍裝幀藝術奠定了美學基礎。
1924年12月3日，陶元慶經許欽文介紹與魯迅相識，此後與魯迅過從甚密。據不完全統計，是年至陶元慶逝世的1929年，陶共訪魯迅35次，其中2次未遇。魯迅與陶元慶之間也有七番書信往返，內容均與新文學書籍的封面設計有關。可以說，陶元慶在新文學書籍封面設計上所作的成績，離不開魯迅的鼓勵與支援。
1925年3月18日～19日，陶元慶在北京西四帝王廟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行西洋繪畫個人展，共展出水彩畫等二三十幅。魯迅為這次展覽寫了序言，文中稱:“在那黯然埋藏的作品中，卻滿顯出作者個人的主觀和情緒，尤可以看見他對於筆觸、色彩和趣味，是怎樣的盡力與精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國畫的，於是故有的東方情調，自然而然地從作品中滲出，融成特別的丰神了，然而又並不由於故意的。”1927年，魯迅又在《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中說:“……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靈魂——要字面免得流於玄虛，則就是民族性。”正是由於對陶元慶美術作品的首肯，魯迅於是力邀陶元慶為新文學書籍作封面設計。
陶元慶為魯迅所作的第一幅封面，是魯迅翻譯的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許欽文這樣記述:“在這以前我已和魯迅先生談起過，有這樣一位畫家和我同住在紹興縣館裡，畫了許多北京的景物，老是擱在房間裡。魯迅先生翻譯了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正在排印，就叫我請他畫一個封面。不久《苦悶的象徵》書面完成，魯迅先生看得很滿意。原畫多色，鮮明、強烈，首創了新文藝書籍的封面畫。”
陶元慶在設計《苦悶的象徵》封面時，根據作品的內容，用誇張、變形、象徵等藝術手法，在紅、黑、灰線條相交織的圖案中畫了一個抽象的裸女，披著長長的黑髮。她的腳趾夾著一種叫鏜釵的尖刃，並用溫柔的舌去舐那染了鮮血的鏜釵，悒鬱的線條藏著無盡的悲哀，表現了一種生命力受到壓抑之後的掙扎與戰鬥。此封面也是陶元慶書籍封面設計的處女作。
從這幅封面畫開始，魯迅便“一批一批地”向陶元慶索要封面畫，既為自己的著作索要，又為朋友的著作和刊物索要。1926年10月29日，魯迅以惴惴然的心情致信陶元慶，一口氣開列了四幅封面畫，分別是淦女士的小說集、李霽野譯安特萊夫戲劇《黑假面人》、魯迅雜文集《墳》以及董秋芳譯俄國小說《爭自由的波浪》，並說，“一開就是這麼多，實在連自己也覺得太多了”。在此之前，陶元慶還為魯迅作了一幅肖像畫，此像為木炭筆所畫，十分傳神，流傳甚廣。魯迅見了畫像後說:“我覺得畫得很好，我很感謝。”同時又去信誠懇地詢問該如何懸掛:“畫面上有膠，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時要粘住否?應該如何懸掛才好，便中請示知。”
陶元慶對魯迅索求的封面畫幾乎有求必應，先後完成了《唐宋傳奇集》、《彷徨》、《墳》、《朝花夕拾》等封面畫。特別是《彷徨》一書的封面設計尤見功力，獨具匠心。
《彷徨》是魯迅寫於1924～1925年之間的小說集，多寫知識分子的彷徨與苦悶。陶元慶在封面設計上，底色鋪滿橘紅色，三個並列的單色人物坐在一起看落日，預感到天之將晚，想有所行動，但是缺乏果敢決心，依然坐著不動，有彷徨徘徊之意。封面上下有兩條橫線，上闊下狹，有中國書籍的版式特點。書名及作者名，用鉛字排在右上，筆法富有金石氣。此封面畫線條粗獷，塊面分割鮮明，木刻畫風味濃郁。1926年10月29日，魯迅在致陶元慶的信中說:“《彷徨》的書面實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動。但聽說第二版的顏色有些不對了，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辦事人，於此等事太不注意。”同年11月22日，他在致陶元慶的信上又說，一位研究美學的德國人看了這幀《彷徨》的封面畫，也加以稱讚。
除《彷徨》之外，陶元慶還設計瞭如下封面:《墳》的.封面色調低沉、肅穆，飽含著死亡的氣息。此書的扉頁是一隻貓頭鷹站在方形的墓誌邊上，是魯迅自己畫的。《工人綏惠略夫》原在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以文學研究會叢書出版，滿版裝飾黑線、火炬、書、葡萄藤、安琪兒、花帶等，非常繁瑣，1927年改《未名從刊》由北新書局出版時，換用了陶元慶的封面，面目為之一新。封面上部的矩形裝飾，是用如漢畫的動作很大的人物側影及斧、鋸等工具構成，形式雖為傳統的漢畫，但很有新意，用意在於表現工人的特點。另外，在《朝花夕拾》的封面上，以亭園草木襯以古裝仕女，寥寥數筆勾畫出了頗有中國風味的景色。此書封面圖案精巧，神靈飛揚，赫然有宋詞之風。
書籍裝幀設計是一門獨立的藝術，且因人而異地表現出不同的美學品貌。魯迅的設計常用中國的石刻，馬蒂斯的設計常用線描和剪紙，司徒喬的設計常用速寫，陳之佛的設計常用圖案，而陶元慶的設計則常用裝飾變形的人物，並博採廣納，融國畫、西畫、圖案於一爐，既有自己民族的概括簡練的渾厚氣質，又吸收了西方几何形體結構的裝飾風格，在崇尚形式美感之餘，又以氣韻為上。縱觀陶氏之畫，色彩平淡，線條簡潔，常有出格破規之筆，且設計寓意比較抽象，據說有人要求在他的畫上加點說明，他總是這樣回答:“如果看得懂說明，他也就看得懂了畫，如果看不懂畫，加了說明仍然不會看懂的。”所以他始終不肯加說明。他在作畫疲倦以後常說:“真的藝術品，的確是一口一口的鮮血的結晶;有著天才的畫家，真誠地一口一口地盡力吐出鮮血來，才能有真正的藝術品。”
陶元慶同時代的藝術家對陶的作品有極高的評價。如陳抱一在1929年《回憶陶元慶君》中說:“陶君的作品……富裝飾感……看他的作品全體的氣概的特象，與其說是健重的、豐麗的，寧說是柔弱的、陰沉的。但所謂柔弱陰沉，在他的作品上決非不好的意味，因為那確是純真的根據，他自己本能的觀感所表現的緣故。”鍾敬文在1929年《陶元慶先生》中說:“他的繪畫的取材表現等方法，雖大概屬於西方的，但裡面卻涵容著一種東方的飄逸的氣韻。”魯迅也曾在《當陶元慶的繪畫展覽時》一文中評論陶元慶的畫作說，陶元慶的繪畫“內外兩面都和世界和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必須用存在於現今想要參與世界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裡的尺去量，這才懂得他的藝術。”
天妒英才，1929年8月6日，陶元慶因心臟衰竭英年早逝，年僅37歲。陶元慶的逝世是剛剛發軔的中國新文學書籍裝幀藝術界的重大損失，同樣也是中國新文學的重大損失。魯迅對陶的逝世深感悲痛，並從自己的稿酬中捐出300元，託許欽文在杭州西湖畔買了三分多地，為陶元慶置辦了墳園——元慶園，且將陶元慶所創作的部分封面畫託人攜至杭州交許欽文陳列在元慶園。陶元慶逝世後三年，魯迅在《陶元慶的出品》一書中題曰:“此璇卿(即元慶)當時手訂見贈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載，而作者亦久已永眠於湖濱。草露易晞，留此為念。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