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柳宗元倫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試析柳宗元倫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柳宗元作為中唐時期的進步思想家、優秀文學家和革新政治家,將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於一身,在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的成就都是傑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來各家政治學說,是我們傳統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寶貴遺產,本文試從柳宗元生活的時代背景、獨特的生活經歷、政治思想及文學創作等方面來分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聖人之道”的主色調

  柳宗元從小受到的是儒家傳統教育,無論是其父柳鎮還是母親盧氏,都以儒家經義教導和要求柳宗元,這使得柳宗元從小就被培養起了儒家的憂國憂民、積極入世、有所作為的精神。特別是父親柳鎮,精通儒家經典、不畏強權、為國為民、正直無私的儒士精神給柳宗元以極大激勵,對柳宗元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地影響。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許京兆盂容書》中寫說的那樣:“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

  在柳宗元看來,“興堯、舜、孔子之道”就是行“聖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為務”——進民生,以民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達過類似的說法和思想。他在《時令論上》中說:“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而已矣”。就指出了,聖人之道沒有什麼神秘的,不必仰之彌高,以為不可能做到。其實,聖人所做的就是要“利於人(民),備於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湯賢相伊尹,認為:“彼伊尹者,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也。”’就是說,伊尹是當之無愧的聖人,他所關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於民”,那麼,這樣的君主便是堯舜一樣的明君,人民就和堯舜時代的人民一樣幸福。於是,柳宗元終其一生都在為行“聖人之道”而不斷努力與拼搏。不論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時,還是仕途坎坷之際,他都沒有忘卻內心這種信念與理想。或許,柳宗元也有過彷徨和失望,感到過無助與失意,但他始終不曾放棄這種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聖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親戚,在長安時,柳宗元與他曾經志同道合,相約共同努力為國效力。後來,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周君巢也失意於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順時,內心抑鬱不堪,逐漸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長生不老。他還曾專門勸過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煉丹修真以求長生。柳宗元對周君巢進行了批評,同時表明自己追求“聖人之道”的堅定信念,並勸導周君巢不要忘記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謬。用是奔竄禁,為世之所詬病。凡所施設,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獲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喝萬受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聖人之道”的基礎上,提出了“聖且賢”的主張。在這裡,“聖”指的足德性方面,“賢”則指個人的`才能。“聖且賢”要求每個行“聖人之道”的人不僅應當既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無私、心存國家與人民,而且又要具備較好地為國為民服務的才能和本領,做到德才兼備。正是柳宗元心中對儒家“聖人之道”的無限憬與執著,才使得柳宗元積極地入世,努力實踐“勵才能,興功力,斂太康幹民,垂不滅之聲”的報負。

  二“統合儒釋”思想中的釋家色彩

  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以行“聖人之道”為己任的儒學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學說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同時,他又是一位思想開闊,具有開放精神、能夠兼收幷蓄的大方之家。柳宗元並不把儒學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他主張吸取其他各種學派、宗教的思想為儒學所用,從而達到“皆有以世”的目的。因此,在此基礎上,柳宗元提出了“統合儒釋”的思想。

  誠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這有大量的文獻資料特別是他自己的詩文、文章可加以證。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餘年,並且頗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他重建大雲寺,一方面是發現“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儷仁”,他希望透過佛來感化當地人,他在(<柳州復大雲寺記》就提到“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教化”;另一方面,這也是柳宗元自身信仰佛教,希望倡大佛教的結果。在政治上,柳宗元認為佛教有助於教化,有以“世”。首先,柳宗元認為,儒家講仁愛,佛教也講仁愛;其次,柳宗元認為佛教也講孝道,這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他認為佛教中這些內容,有益於統治。再就是柳宗元尊崇佛教,還因為他認為佛教的主張(超脫的人生觀)在道德修養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我們認為柳宗元自始自終把佛當作是儒家的有益補充,是為了“有以教化”。因此,柳宗元用開放性的胸懷來對待“浮圖”,而不是真正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之中。

  柳宗元認為儒、釋並非人們所想像那樣截然不同,它們之間存在著共同點,能夠互相輔助。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並且認為韓愈僅看到了佛教行跡的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佛教的本質,即“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日兀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除此之外,柳宗元認為佛教也講求孝道,“餘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成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在性善論上,柳宗元認為儒與釋也是相同的。正是因為佛教也提倡性善論,才有了禪宗所說的人性即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說。

  柳宗元的“統合儒釋”思想不但對中唐時期儒學的復興起了積極作用,對後世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宋明理學家從“統合儒釋”出發,提出了“援佛入儒”的陽號。朱熹則從佛教的禁慾觀中出發,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宋明理學家透過將儒家學說與佛教教義相結合,使儒學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因此,“援佛入儒”可看作是“統合儒釋”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昇華。

  三“遂人之性”和“民自利”的道家色彩

  柳宗元從復興儒學出發,不但提出了“統合儒釋”的思想,還主張對道家思想進行有機整合。對於道家,柳宗元認為:“餘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實質就是認為道家學說是儒家學說的別枝,是儒家學說的另一種發展。不但如此,柳宗元本著兼收幷蓄的原則,主張對各種學說部採取“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成伸其所長而其奇袤”的方法,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為儒家所用,達到“皆有以世”的目的。

  根據道家順應自然的主張,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性”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為政者不應干擾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讓百姓自由的發展,順應百姓的性情和習俗,實行自然而然的“養民”之術。基於“遂人之性”的思想,柳宗元寫就了種樹郭駝傳>)一文。在文中,柳宗元描寫了一位名叫郭駝的種樹人,他種的樹不但能成活,而且枝葉茂、果實豐盛,於是有人向他請教種樹之道。郭氏種樹的方法就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透過保全樹木的“天”與“性”,使樹木得以茁壯成長。相反,一些人雖然很勤力地照顧樹木,甚至於“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但由於沒有“順木之天”,違反了樹木本身的生長規律,最終反而是“雖日愛之,其實害之;雖日憂之,其實仇之”。同時,文中認為種樹之道與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為“養人術”——就是要“順人之慾,遂人之性”。

  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無為而治”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則。這一思想集中表現在了晉問》一文中。晉問》是以柳宗元本人與友人“吳子”(吳武陵)的問答形式展現出來的。文中分了“利民”與“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統治者根據德治的要求所實行的“仁政”,雖然客觀上有利於人民,但其最終日的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而不是為了民眾的利益。“民自利”則是民眾根據自己的需要與情況,不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謀取自己的利益。

  柳宗元借鑑道家學說提出了“遂人之性”與“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說是對原來儒家學說民本思想的發展與創新。它突破了儒家強調教化與德行的治人之術,強調順應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縛,自由的發展;它還將“民利”與“民自利”區分開來,在傳統的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基礎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論題,從而為儒家的治國思想開闢了另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

最近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