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浩《玉谿生詩箋註》-李商隱研究
馮浩《玉谿生詩箋註》-李商隱研究
內容提要：今所見李商隱詩集和文集的箋註本均定型於清代，其中馮浩《玉生詩箋註》是最為詳備精審的箋註本。本文敘述《玉生詩箋註》三版本況，分闡明各版本在編訂詩歌年份、箋解註釋與詩歌文字校改方面的變化特徵並肯定此書對李商隱其人其詩研究的貢獻。
關鍵詞：馮浩;《玉生詩箋註》;版本
李商隱(813?—858)，字義山，號玉生、樊南生，是晚唐富於藝術獨創性的詩人，其詩典麗精工、朦朧多義。在清一代研究李商隱的著作中，有兩本堪稱具有標誌性佳作。第一本是朱鶴齡箋註《李義山詩集》，初刊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是李商隱詩集第一個較為完整的箋註本。《四庫全書》選用朱本，並予以很高評價，認為其注是以後各家註釋的藍本。朱本在序言中全面論述李商隱其人其詩的基本狀況，對李商隱人品進行辯解，指出李詩的寓意深微，是運用知人論世方法研究李詩的典範，朱本澄清摧廓之功不小。第二本是馮浩《玉生詩箋註》，初刊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此書“辨入微，考訂精細”，彙集眾家箋註評論之長又有所創新，自問世起即“海內風行矣”。
馮浩(1719—1801)，字養吾，號孟亭，清浙江桐鄉人。乾隆十三年(1748)考中進士，入翰林院。十五年擔任國史館修，參與寫《續文獻通考》，擔當帝系、封建二門又協助成別門，副總裁十分欣賞，稱讚說：“君所修無一句不合用者，安得人盡如君耶?”皇帝詢問有關兵考之事，但他人所寫十數冊皆漫錄征戰、勝負，無一語敘及兵制。馮浩以五個月的時間寫完兵制初稿，為總裁所推重，由此見其紮實的史學根基。馮曾巡撫湖南，典試江南，做過御史，後因病歸家，以著述自娛，是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著作有《孟亭居士詩稿》四卷，《文稿》五卷，《經進稿》一卷，並有箋註古詩文的集子《玉生詩箋註》三卷和《樊南文集詳註》八卷。
馮浩幼年遵長輩教導“初學從玉入手，庶不染油滑粗厲之習”， 於商隱詩廣有涉獵，但未能理解義山詩歌深意。後來年歲漸長，對詩歌亦漸有體悟，遂執筆寫作。馮浩所著《玉生詩箋註》晚出，他在《箋註 發凡》中稱親見明清二朝箋註李商隱詩多達二十家， 在書中，他引用了前人的部分評箋，現今徐湛園未刊箋本，田蘭芳、楊守智、袁彪諸家評本均未見，部分精彩見解賴馮本所引得窺其一斑。
一、《玉生詩箋註》三個版本基本情況
關於馮浩《玉生詩箋註》的版本，葉蔥奇認為：“馮浩的《玉生詩詳註》有乾隆丁亥、庚子和嘉慶等刊本，差別甚大”。 劉學認為：“馮浩《玉生詩箋註》初刊於乾隆二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五年又加重校訂正，……真正的定本是嘉慶元年重校本。”劉也說馮浩的三個本子差別很大。
馮浩《玉生詩箋註》的三個版本是：
(一)癸未本.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初刻本，馮浩自序中雲：“大清乾隆癸未春日桐鄉馮浩書”。筆者所見為清乾隆三十二年德聚堂重刻本，包括首一卷，詩三卷，共四冊。 《箋註》取名本自《新唐書·藝文志》所載《玉生詩》三卷，但該書並未傳世。馮浩深感李商隱詩集舊本編輯的支離雜亂，分體本的割裂之病，遂將其詩以時間先後釐定為編年詩二卷，為了慎重，不編年詩亦匯為一卷。李商隱總共500餘首詩，已有300多首被納入時間軌道。第一卷以《韓碑》啟頭，馮浩說：“今以其賦元和時事，煌煌巨篇，實當冕全篇，無嫌少通其例”，以下諸首詩歌依照時間順序從敬宗寶曆元年始延續至武宗會昌六年。第二卷從宣宗大中元年始延續至大中十二年。第三卷為不編年詩。每首詩後有注校和箋。首卷記載有序言、發凡、史文、年譜、贈詩、詩話、目錄。
(二)庚子本.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校本。 馮浩自序“大清乾隆癸未春日桐鄉馮浩書”下增添一行“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更序”。馮浩在《重校發凡》(二條)中說到出重校本的原因：“初恐病廢，急事開雕。既而檢點謬誤，漸次修改，積十五六年，多不可計。既欲重鐫，通為校改，大半如出兩手矣，究未全愜然也。初行之本(指癸未本)無從收回，祈四方學士，見輒為我毀之，或郵寄相易，實叨惠好!”據此可以看出，馮浩對癸未本的不滿意，希望藉助庚子本修正定稿。庚子本體例編排依舊癸未本，有首一卷，詩三卷，另有補遺《詠三學山》詩一首。詩三卷各卷後附有玉生詩詳註補，庚子本對癸未本詩歌系年的改變甚大，相應的詩歌箋解亦有所不同。
(三)嘉慶本.清嘉慶元年(1796)本。 馮浩在跋中說：“是集元訂本四卷，正集三卷，卷首一卷。茲版因照庚子重校本付印，其註釋訂誤之處更校箋註本為詳備，故頁數增多。今為便利讀者起見，特酌分卷首為二卷，正集為六卷，以便閱，幸識者諒之，謹跋。”編年詩第一卷仍以《韓碑》啟頭，從敬宗寶曆元年始延續至文宗開成五年《景陽井》，第二卷從開成五年《詠史》延續至武宗會昌六年《四皓廟》(本為留侯)，第三卷從宣宗大中元年始延續至大中四年《驕兒詩》，第四卷從大中四年的《對雪二首》延續至大中十二年，不編年詩五六卷以《夜思》作為分隔。六卷的劃分只是為了各卷詩歌分量的相當。該本冠首馮浩選錄了四庫全書有關李義山詩文總目，寫道：“嘉慶元年六月臣浩得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始知唐李商隱詩文集註本下蒙附及臣詳註本略加評採。敬錄刊，奉冠簡首。”看來四庫總目的評價對馮浩是極大的鼓舞，也對嘉慶本的`出版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二、從版本變化看《玉生詩箋註》的成就
《玉生詩箋註》三版本的出版先後相差大約十餘年，馮浩筆耕不輟，可見其精益求精的治學風範。《箋註》三版本的不同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一)改訂年譜，按年系詩
李商隱一生宦跡不顯，《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文藝傳》載有其生平的簡單介紹。朱鶴齡首創義山年譜，但對義山生平考訂明顯有誤。根據新舊唐書所言令狐楚鎮河陽，義山才及弱冠，朱譜定義山生年為貞元十一、二年間。如新舊唐書所言，則義山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已近四十歲，會昌三年娶王茂元女兒已四十五歲了，顯然與事實不符。朱氏箋註《李義山詩集》所附《李義山詩譜》(以下簡稱朱譜)，計有87首詩編年，約佔詩歌總數15%。詩歌系年不僅數量少，而且多數不確切。程夢星《重訂李義山年譜》(以下簡稱程譜)雖間有訂正朱譜之處，但大體沿襲了朱譜的錯誤。馮浩以義山詩文互證，對新舊唐書大膽懷疑，小心考證，第一次考訂出李商隱較為確切的生卒年份。根據義山本人提供第一手材料《樊南文集》中《祭裴氏姊文》《祭小侄女寄寄文》兩篇文章，《驕兒詩》一首考訂義山生年為憲宗元和八年(813年)，時間大致不差，義山卒年為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終年四十六歲。由此馮浩大致勾勒義山一生仕宦交遊及相關時代背景，頭緒分明，功績可謂卓著。馮所編年譜(以下簡稱馮譜)對朱譜、程譜錯誤編年詩進行糾正，對無編年詩註明編詩年份，詩歌作年不明確的亦給出大致的寫作年份，總計有明確編年的詩歌約佔詩歌總數的60%。《玉生詩箋註》三版本各個年份李商隱詩作編年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庚子本對癸未本詩歌編年註明與改動的共計有71首，嘉慶本對庚子本編年改動的詩僅一首《水齋》。可見，庚子本已是馮浩較為成熟的本子。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蔣凡、顧易生校改的《玉生詩集箋註》，顧蔣二人在前言中註明即以乾隆庚子重刻本為底本。嘉慶本應是馮浩《玉生詩箋註》最後的定本。
庚子本對癸未本改動系年涉及詩歌篇數較多的有：大中二年。改動詩歌篇數達9首，為《晚晴》《朱槿花二首》《鸞鳳》《離思》《五言述德抒情詩》《今月二日不自量度》《武侯廟古柏》《井絡》，其它年份編定為大中二年的詩歌達9首，為《北樓》《同崔八詣藥山防融禪師》《獻寄舊府開封公》《即日(桂林聞舊說)》《思歸》《鳳》《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江上》《題鵝》。
馮浩首創義山大中二年“巴蜀之遊”說。大中二年鄭亞從桂林貶至循州，義山未曾跟隨，《送鄭大南覲》和《故驛迎吊》可資證明。鄭亞貶於二月，義山即由水程經過長沙、荊門，先回故鄉與東都參加道家的“會靜”活動，以《戊辰會靜》一篇見之。馮浩原定此詩為大中八年，後根據朱鶴齡的說法：“道家朝真忌戊辰、戊戌、戊寅三個日辰”，認定“戊辰”為紀年而非紀日，《戊辰會靜》應作於戊辰年——大中二年。旅途匆匆無暇為此活動，必暫歸故鄉及東都。不久又出門遠行，有徘徊江漢、往來巴蜀之跡。《無題》(萬里風波一葉舟)“黃鶴沙邊亦少留”證其少駐武昌，“益德冤魂終報主，阿童高義鎮橫秋”又與蜀地相關。馮浩認為《搖落》《因書》與《夜雨寄北》皆此時寄內之篇，若編於以後赴東蜀闢，蹤跡吻合，但妻子已然逝去，詩中意緒肯定不同。此三首詩歌是馮浩確立“巴蜀之遊”的關鍵。《搖落》“灘激黃牛暮，雲屯白帝陰”，依馮注“黃牛灘”為“下牢及抵歸縣界”。《因書》“絕南通棧，孤城北枕江”，馮浩曰：“南通劍閣，大略嘉陵江畔接近巴山，唐為巴州、利州地。”《夜雨寄北》篇有“巴山夜雨漲秋池”句。此三首詩大致見出義山行跡橫跨整個巴蜀地區。馮浩認為義山遠端巴蜀的目的似乎是成都，有望於外兄杜，可惜終違所願，《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秀》即暗訴薦拔無人。義山一路追隨至成都，繫於大中三年的《武侯廟古柏》《井絡》可證，《夢令狐學士》《重過聖女祠》為三年春還京時作。
會昌元年，改動詩歌篇數達5首，為《北樓》《寄成都高苗二從事》《同崔八詣藥山防融禪師》《送崔往西川》《歸來》，其它年份改定為會昌元年的詩歌達4首，為《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離思》《破鏡》《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
馮浩原系《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為不編年，庚子本中改為會昌元年。馮浩認為義山於會昌元年曆開成五年“江鄉之遊“後返京，在該詩中義山以夢幻的形式對過去的身世遭際作了回顧。其中“逡巡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弦”即指此次“江鄉之遊”。《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與前章相連，亦定為會昌元年。“江鄉之遊”乃馮浩從詩篇參悟得出。由於開成五年座主高觀察嶽，而安、黃為其所管，義山既遊江鄉，必先赴座主幕府。而於秋冬間由嶽遷鎮西川。義山作於安黃的《過伊僕射舊宅》悵恨自己未能和謀面並追隨至西川。《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自注有：時二公從事商隱座主府。馮浩認定：義山開成二年登第，座主高。由吏部侍郎出為嶽觀察使;題雲成都，或為嶽之後更官西川，雖然史書均未寫高任職西川，史傳失書耳。此詩與《過伊僕射舊宅》表達了同樣的悵恨之情。後有《離思》詩“湘染淚多”點明在湘中，悵座主不能攜其入西川幕。《破鏡》為間之於座主者寄慨。此江鄉之遊或為楊嗣復，當時適楊嗣復罷相，觀察湖南，令狐居中推介，因又有《潭州》、《贈劉司戶》之跡。此行或又為風情牽懷。
詩歌編年改動最多的年份與馮浩自謂“不憚以測為之”的開成五年“江鄉之遊和大中二年的“巴蜀之遊”有關，這兩次遠遊史書沒有提及，完全從詩文中推測得來。
嘉慶本詩歌編年總數為356首，不編年為242首，總計598首。版本詩歌篇數隨編年時間分佈情況如圖1曲線所示。嘉慶本曲線相較癸未本曲線波動變化稍似，但由於增加了部分新編年詩，前者較後者變化和緩，當更符合詩歌篇數年分配的實際情況。儘管詩歌編年並非就是詩歌的創作年份，但曲線基本反映李商隱的詩歌創作生涯，詩作最早在其十五歲，是編於寶曆元年題為《富平少侯》等詩，詩作最晚在其四十八歲，是編於大中十二年題為《正月崇讓宅》等詩，詩作高峰期在大中二年，其三十八歲時，一年內共創作三十多首詩。
(二)註釋精當詳備
馮浩區分箋註，以徵求典故為注，疏通意義為箋。馮本徵典、解詞並不單純徵引故實，除引用外更加有按語,疏解典故之意。庚子本和嘉慶本各卷均附有補註，以嘉慶本最為詳贍，共補註有詩182首，290條。
馮本註釋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舊注不明要做增損改易。馮浩對舊注引文作了仔細核對，他在《箋註重校發凡》中說：所引典故，初梓半仍舊本，以為何煩盡改也。意舊本動有疏誤，甚且偽造妄增，以成其說。而後起或不之察，轉相據引，襲謬承訛，久而轉疑古籍之脫落，是誠為害己。今逐條討核，不目審而心會者，弗以錄也，學者庶可見信。重版本較之初版本，糾正了較多錯誤的舊注。對於引用的語典、事典，馮浩一定詳細註明，這方面比朱注要完善得多。如“柳汀”(卷二《酬令狐郎中見寄》)朱注：“白居易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太守柳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名洲也。”馮注：“梁書：柳字文暢，少工篇什，為吳興太守。柳江南曲：汀洲採白蘋，日暖江南春。白居易五亭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於此賦詩云，因以為名也。”馮氏字字句句必求來歷，能使名物、事件纖細畢露。但缺點也是明顯的，容易流於瑣細碎。
第二，補註舊本失注之典。馮注抄錄他人較少，對他人註解的補充也較少，多是自己引用古書加以註解，這無疑是一位史學家熟悉歷史專長的表現。如卷三《流鶯》馮氏注“萬戶千門”、“鳳城”為京華，由此知流鶯為自寓之作，當時詩人處於京華盛之所卻無處託身，一片悽苦悲涼之情。王鳴盛在《李義山詩文集箋註序》中對馮浩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尤奇者，鉤稽所到，能使義山一生蹤跡歷歷呈露，顯顯在目。其眷屬離合，朋聚散，弔喪問疾，舟嬉巷飲，瑣屑情事，皆有可指，若親與之遊從，而籍記其筆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細心考古如是，平心論古如是，讀之直恨先生不具千手眼，盡舉天下書評閱之然後快也。”
第三，糾正朱注不當之處。馮注不僅詳細細緻，而且準確率極高。如卷一《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朱注“南山”為終南山，終南山在長安之南，自興元奉喪北歸，不可能走終南山一路。馮以為山南之興元府。同卷《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馮以“回中”為安定之回中，在涇原，而不是朱注扶風前之回中。《即日》(小苑試春衣)朱注認為“鴻門”是項羽屯兵之鴻門，馮注引《漢書 地理志》認為回鶻入侵之地，與前句與吐蕃戰役相對。《哭虔州楊侍郎》“過趙受鉗奴”朱注以豫讓化身為刑人，與行刺復仇事，不確。馮浩易之為趙王賓客自為鉗奴相隨以報恩，十分貼切。《登霍山驛樓》“速繼老生功”朱注引《唐書》為高祖兵敗宋老生事，馮注引《舊書紀》為霍山神使佑護破賊事，更為確鑿。《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照席瓊枝秀，當年紫綬榮”朱注以為“紫綬榮”指李晟，不當，因為千牛將軍為三品，配紫綬。《漫成三首》馮以“洛陽城東西，卻做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屬之範雲。朱注沿襲義山的誤會，以為屬何遜。馮注相對朱注可謂前進了一大步。考究馮注為何確切的原因，第一他不盲目信從古書、舊注，敢於質疑;第二多引用唐代史料、唐人詩文作為證明，可以相互發明。如《日高》“”一詞，朱氏引揚雄《甘泉賦》“崇丘陵之兮”釋為“高大”，馮氏引韓《香集》“酒蕩襟懷微，春牽情緒更融洽”以為“床內人睡態”，韓為李商隱同年韓的兒子，李詩中曾有“雛鳳清於老鳳聲”讚頌韓的詩作。馮注顯得貼切。
馮注為後人提出異議的較少，如卷二《淚》“人去紫臺秋入塞”馮浩曰：“《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此為一離宮闕，便遠至異域”今人葉嘉瑩曰：“此詩標題是‘淚’，中間二聯……實在用的是四則與哭泣流淚有關的故實。……則‘人去紫臺’句亦必當為與淚有關的故實才是。馮浩引江淹《恨賦》，則只注出了‘紫臺’的出處為明妃的故實，卻未曾注意到此句亦當與流淚有關……在故實的含義上，義山實在用的乃是石崇《王明君詞》的故實。石崇詩有云：‘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旅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溼朱纓。’這幾句詩極寫明妃出塞時哭泣流淚之狀，這些句子才是義山詠《淚》一詩中引用明妃出塞故實的真正取意所在。” 卷三《贈孫綺新及第》“長樂遙聽上苑鍾”馮注“長樂”為長樂坡、長樂驛，鍾振振說此句“實是‘遙聽上苑長樂鍾’之倒文，蓋七言絕句格律甚嚴，本詩首句仄起，……故不得不變動辭序耳。”“長樂”應是長樂鍾。
(三)箋解闡發詩意
箋解有對句子、段落和整首詩的箋解。由於詩歌系年的不同，庚子本對癸未本的箋解進行修改集中於編年改動的詩歌。如《寄蜀客》《蜀桐》二首馮浩癸未本中繫於大中七年，箋作為離間自己與杜的人而寫;庚子本中改為會昌六年，箋作為離間自己與高的人而寫。
嘉慶本對庚子本箋解主要是進行補充。嘉慶本補充了徐陸合解《李義山詩疏》的部分箋解。嘉慶本對庚子本補充的箋解有兩方面內容：
(1)、對各個句子的箋解。如《當句有對》補充：(三句)任其取適，(四句)夜合曉離，(五六)止有豔情，並無離恨，(七八)三星喻好合，三山指學仙。曰遙、曰寬，見遁入此中更無拘束。《送豐都李尉》補充(三四句)借古發慨，正堪泣之情事也。上句用留侯令太子請四皓來則一助也，謂求助無門也。下句謂人之虛言殊不足恃。(六句)暗用蟬得美陰事，見〈北禽〉。(五六)二句借寫景以嘆人之我先。(七八句)喻年漸老，則遭逢尤難。
(2)、歷史書或他人集子中新發現可資證明的內容。如《留贈畏之三首》補充《東觀奏記》曰：夏侯孜為右相，以虞部郎中韓聲績不立，改鳳州刺史。舊書紀：大中十二年五月夏侯同平章事，則義山東川回京，韓實為郎中，篇中事蹟相符，情味斯出矣;《擬沈下賢》補充《異聞集》雲……亞之尚弄玉公主，居翠微宮，侍女數百人，疑此暗詠主家事與?
嘉慶本對庚子本刪減的箋解較少，如《崇讓宅東亭醉後然有作》缺少“江鄉之遊大旨確得而篇章紛雜，豔情居多，無可細編，皆匯入第三卷也。此時南遊及桂管歸程之外惟閒居永樂數年當更有行役之事，然詩云我獨邱園坐四春，更何以憑虛妄測耶?”《幽居冬暮》缺少“以下行跡詩篇每於情事不類，無可細訂明之矣。”《淮陽路》缺少“分兵謂調遣也。會昌二年討回鶻，三年討劉，皆以陳許之兵矣。” 嘉慶本中減少的箋解一般已在年譜中出現，所以箋解以不重複為宜。
庚子本與嘉慶本不同的有：《及第東歸次上》“勞想象”庚子本：此謂爾至曲江追憶同遊之事。嘉慶本：似謂友人測我將行蹤跡也。《公子》(外戚封侯自有恩)庚子本：唐與堂既異，而詩意或非直指此也。嘉慶本：《冊府元龜》亦作金堂，則此作唐定誤也。《讀任彥升碑》庚子本：義門評雲中書堂裡坐將軍也，奈何他不得，此溫飛卿嘲令狐者。固短於文學，所謂理之餘，時宜覽古者也。程氏因以梁臺初建比初為相。餘細味全集，此解自合，當與鈞天同一寄慨也。唐闕史言盧宏正魁梧俊邁，若比初入盧幕亦可，但盧固能文者也，二者皆在此年。嘉慶本：義門評雲中書堂裡坐將軍也，奈何他不得，此溫飛卿嘲令狐者。固短於文學，所謂理之餘，時宜覽古者也。程氏因以梁臺初建比初為相。餘檢唐闕史路舍人友盧給事一條雲：弘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所狀盧之俊邁，頗近粗豪。義山與盧舊交，盧初開幕府，被其辟命，情味乃極真切，必非例刺令狐也。《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餘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庚子本：不知何說近之。嘉慶本：然究以後說近之。《婕》(孤婕小徘徊)庚子本：自比。嘉慶本：豔情也。庚子本對癸未本箋解主要進行修改，嘉慶本對庚子本主要進行補充，力求完備。
朱本箋少注多，箋解闡發詩意以簡潔為尚，馮浩多采用朱箋並加以補充修正。例《詠史》(歷覽前賢)朱箋認為此詩詠文宗，馮浩補充結聯讚美文宗好文，不可專指義山得第之年恩賜詩題。《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朱箋據此詩末句，懷疑作於悼亡之後。馮認為此時義山尚未赴涇原，未為茂元婿，因此詩中流露欣羨之情態。馮本一般先列出前人箋解，再闡述自己的箋解，可以說整合與創新並舉。
我們根據馮浩箋解，按照格調內容不同對嘉慶本李商隱編年詩進行劃分，可以分為政治詠史詩、詠懷詩、詠物詩、情愛詩、其他五種型別。凡是以歷史或當世的政治事件或人物為題材創作的詩歌歸屬政治詠史詩;詠懷詩指義山在旅、行役、宦遊中以登臨、感遇等方式抒發個人胸襟、抱負、遭際的詩歌，義山的詠物詩馮浩多視為託物詠懷，表現詩人獨特的遭際命運和人生體驗，相當一部分可歸入詠懷類;情愛詩包括豔情和家庭親情的詩歌;難以統歸以上四類的酌屬於其它類，包括一般社會場合酬贈類的作品。統計結果表明：各種詩作型別中詠懷詩最多，共220首，其次政治詠史詩116首，詠物詩50首，情愛詩116首，其他幾十首。
(四)字校改力求確切
《玉生詩箋註》取名本自《新唐書 藝文志》所載《玉生詩》三卷，但該書並未傳世，馮浩未能註明所用底本。他經眼的本子有二十多，校本當不止一本。馮所見最早為明刻本，未見宋刻本。其未註明所用底本，註明校本的有朱鶴齡本、席啟寓刊唐詩百名家全集之《李商隱詩集》本、《文苑英華》、《唐音戊籤》、《唐人萬首絕句》等。馮本校對，註明“馮引一本作”，並考查校定之，馮以為屬明顯錯誤則竟為改正。由於馮本註釋精審，因而校記出錯率較低。如《迎寄韓魯州同年》馮疑“魯州”作“果州”，馮注曰：舊新書志;調露元年於靈夏南京以降突置魯、麗、含、塞、依、契諸周，謂之六胡州。魯州與詩中所寫興元百牢關地名絕不相涉，如果出行果州，行程必過百牢關。馮懷疑“果”“魯”音近而訛也。《聞著明兇問哭寄飛卿》“江勢銀漢”句，各本多做“銀”，馮校做“銀漢”，馮注曰：《釋名》：小石曰。何足以言江勢?商隱聽聞著明凶耗，聯絡著明遭權貴斥而不遇的遭遇心中悲憤，即情寫景，江濤洶湧有如銀漢轉。如果銀則江上波光粼粼，風平浪靜了。《高花》有“宋玉臨江宅，牆低不擬窺”句，歌本都做“牆低不礙窺”，為《唐人萬首絕句》作“擬”，馮本校定為“擬”。作“不擬”是高花不想窺見，作“不礙”就不是高花了，甚是高見。
對詩篇因年代久遠造成的錯亂，馮浩能理清頭緒，如無題(八歲偷照鏡)舊本連“幽人不倦賞”一首，為無題二首，馮氏以為“幽人不倦賞”一首必別有題而失，以之附編。舊本中有《寄成都高苗二從事》(家近紅)，意義與《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與挈家遊曲江》題相合，馮浩定其為《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與挈家遊曲江》“十頃平波”之次章。
下面列出馮本與各本不同的校記以資參考(詩歌標題依《李商隱詩歌集解》 )：
嘉慶本補註中增加校記11條。
綜上所述：
1、馮浩《玉生詩箋註》有三個版本：癸未本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初刻本;庚子本為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校本;嘉慶本為清嘉慶元年(1796)重校補訂本。
2、庚子本對癸未本新註明詩歌系年的有12首，改動詩歌系年的有59首，共71首，約佔編年詩總數356首的五分之一。嘉慶本對庚子本僅改動一首詩歌系年。由於詩歌系年的變動，嘉慶本詩歌篇數隨編年時間變化曲線，更能反映商隱一生詩歌創作實際情況。
3、李商隱編年詩作中，詠懷詩最多，其次政治詠史詩，情愛詩居三。
4、對詩歌文字的校改，在癸未本已經定型，後來兩個版本稍加補充。
三版本比較結果：庚子本較癸未本無論詩歌系年、箋解、校注均有較大變化，嘉慶本較庚子本小有變化，以補充為主，力求詳備。
《玉生詩箋註》具有編訂年譜、註釋確切、箋解詳備、校改精細四大成就。編年考證史書的舛誤，引注尋求出處始末，文義酌情加以疏解，校改原詩錯亂之簡、錯誤之句，此書在清代李商隱研究史上雖不是開創之功，但廣泛地吸收前人和同時代人的研究成果，多方位、深層次地考證探索創新，亦可說是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