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鳳詩中的城市書寫

李白鳳詩中的城市書寫

  李白是唐朝著名詩人,關於李白鳳詩中的城市書寫是怎樣的呢?

  20世紀30、40年代,因家庭、求學、戰爭等諸多因素,李白鳳輾轉於北平、青島、長沙、桂林、贛州、上海等多個城市。每個城市帶給他的體驗有所不同,詩中多次寫到城市抒發的情緒也就略為相異。他思想上的變化也使得詩中城市的書寫存在差異。他對都市呈現出複雜矛盾的情感:他讚美城市的物質文明,批判落後寒冷的城市,表現出對田園鄉村的渴望;同時又批判城市中物質慾望對人心的異化,城市工作帶給人的身心俱疲和異化體驗。

  一、禮讚與懲罰並舉

  李白鳳在青島讀書期間,常去傳播進步文化的荒島書店,結識了臧克家、於黑丁等進步知識分子。抗戰爆發,他和左翼的關係逐日加深。居桂期間,李白風主要在中學任教,經常同柳亞子、陳邇冬、田漢、端木蕻良、尹瘦石,熊佛西等從事抗日文藝活動。其中1942年,他和學生以及一些校外人士聯合演出夏衍的《愁城記》,鼓勵青年人衝出個人的愁城,投入抗日救國洪流。為酒店播放與抗日救國氣氛相牴觸的靡靡之音,他在《廣西日報》撰文抨擊。在田漢組織的一次規模盛大的“國旗獻金大遊行”中,李白鳳是此次活動的骨幹,他舉著彩旗,高呼口號,把嗓音都喊啞了。李白鳳受到的左翼思想的影響,使他在書寫城市時有時會從進化論、物質發展的角度去審視,從而發出左翼作家常有的感嘆。

  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左翼作家對物質極為推崇。他們禮讚城市的物質文明,讚揚廣大勞工的創造力,但由於他們站在廣大勞工即被壓迫階級的立場,又對壓迫階級感到不滿,於是,他們對城市的書寫就呈現出矛盾複雜的情況。一方面,他們禮讚城市文明和創造力,另一方面,又對物質文明程序中階級壓迫、社會不公提出批評。正如殷夫《上海禮讚》詩中所說,“禮讚你的功就”和“懲罰你的罪疣”並存。

  李白鳳的詩中可常見對都市物質高度發達的讚美,這種讚美之情指向的是生產力的發達。“城市裡,那煙突的森林/也響澈著鋼鐵的聲音//像果實一樣堆積著的/生產量超過了自然力的工廠”。正是對生產量的看中,詩人認為“因摩擦而發聲的鋼鐵”“是值得大聲讚美的”,而馬達與汽笛的歌唱與招喚都令城市充滿了動聽的音樂,使城市散發出春天的氣息,且工業的發展也改變了人們陳腐的思想。抗戰勝利之初,飽受戰亂之苦的詩人回到上海,也曾一度激動地歌唱城市中繁忙工作、工業發展的美好情景:“早晨起來/窗子外面有/歌唱太陽的小鳥/歌唱青春的少男少女們/歌唱著力與工作的馬達/他們底歌聲像春天的風,吹著———∥五點三十分鐘/汽笛叫人們起來/它用粗壯的喉音/叫醒了城市/於是,機輪滾動著/人群往來者/這美麗的城市/像一片蜜蜂飛繞的花園”。

  二、自然至異化的轉變及批判

  1.城市的自然化和自然對比下的城市批判

  李白鳳1930年代頗受浪漫主義詩人影響,他在《烽火中贈孫望兼柬令狐令得》中將三人稱為“英國湖上三詩人”,不久將以悅美之姿出現於美麗的東亞的草原上。像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一樣,李白鳳對自然懷親切之感,渴望迴歸自然。即使身居城市,以自然之心視之,亦宛若活於自然中。他的《小樓》中書寫的江南城市一派田園風味,這些古建築樓房有著山寺的長簷,樓窗臨水,水面漂著浮萍,藍天從水底躍出,而妻在點染晚妝。沒有喧囂、血淚,城市被自然風光化了,一幅天人合一的寧靜之態。

  2.城市的主動壓迫與人的被動異化

  1946年,李白鳳回到闊別六年的上海,開始暫住在柳亞子家中。為維持生計,經友人介紹,進入上海市財政局做小科員,後任上海市民食調配委員會委員,化名李逢任《益世報》第二版和副刊編輯。中間曾一度失業,生活困窘。城市生活給他的身體和精神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報社的工作,常常到凌晨才能回家休息。

  他不止一次在詩中表達夜工作所帶來的疲憊與異化感,對他而言,夜工作是可怕的,顛倒了宇宙,看不見陽光,每次去工作都帶著“足夠裝一卡車的疲倦”,擠進沙丁魚罐頭的電車,然後像垃圾一樣從電車上被排洩下來,再如一片落葉般被吹進工作的高樓,最後坐下來像蜘蛛一樣用血紡織,六小時後,我搖著兩隻無力的槳蕩回家。李白鳳深刻地寫出了渺小的個體在都市工作中的內心體驗,他強調了這種個體體驗的被動性與城市的主動性、壓迫性。這一點與他受到西方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奧等的影響有關。在城市的主動壓迫之下,李白鳳時時感到個體的軟弱與無力,個體被異化為種種缺乏生命力的物體:垃圾、落葉、蜘蛛、一隻檣傾楫摧的待修的船和枯萎的花。如“夜工作/使我變成/一朵/枯萎的花”。“我在狂風裡/像一片落葉/被吹進/失眠的高樓/在古老的扶梯前/像花瓣萎落地面”,“我坐下來/像蜘蛛/佔據熟悉的屋角/用血來紡織……”(《夜歌》)。在上海這座繁華都市中,李白鳳如入“迷宮”,他無法再像在青島那樣體會到與城市自然完美的融合,他時時感受到一種異己感,感受到上海這個城市與人的疏離。“在繁華的大街上/我吹著淒涼的口笛”,“我唱著,走著/叫不出每一條街的名字”。初入上海,李白鳳寫下這首詩,稱其為“東方的迷宮”,自稱為“生客”,無人理會,還要忍受陌生窗裡的輕蔑的笑臉,只能帶著眼淚唱樸實的歌。隨後,李白鳳體會到了更多這個城市生存的艱辛,城市的美好逐漸被剝離。站在城市對立的一面,我們很少再見到李白鳳對這座城市的謳歌,而他詩中的比喻、意象、情緒的抒發都有了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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